​浪漫三角恋情下的男性“同性社会欲望”

　　男女两性间的情事纠葛，往往正是由于第三方竞争者的存在，才促发了爱情的炽烈程度，甚至是激发爱情的产生。这样的情欲三角作为两性情感纠葛的一个最典型模式，在现实生活中早已司空见惯，也是爱情题材的文化文本中不断搬演的基本戏码。有一位美国学者恰恰从这种两性情欲三角模式中，解读出了隐含的男性动因。

　　美国学者伊芙·科索夫斯基·塞吉维克(Eve Kosofsky Sedgwick，1950—2009)是女性主义、性别研究和酷儿理论领域的领军人物，其学界地位及影响力与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相去伯仲。她的首部代表作《男人之间：英国文学与男性同性社会性欲望》[2]通过透视英国近代一系列经典文学文本所塑造的男性争夺女性的异性恋情欲三角模式，提出一个新颖大胆的分析模型：在异性恋关系中，男性主体的首要动机与欲求客体不是某位特定的女性，而是这一女性背后的其他男性。她意图通过这一途径与他们建立联系，从他们那里获得对其自身男性气质(masculinity)的认可，从而在同性社会关系中“赢得”优势地位。塞吉维克将这种对结成男性纽带(male bonding)的动机和欲求称为“男性同性社会性欲望”(male homosocial desire)。她利用这一概念对异性恋爱情叙事话语的固有理解模式进行了拆解和重构，揭示出这一模式隐含的驱动力和主导关系其实限定于男性同性关系之内，而牵涉其中的女性只是充当了男性结成社会关系的必要途径和手段，作为公开和表面上的欲求客体，女性中介着男人之间不被承认存在的欲望关系，是这种欲望的“转移”。她以此揭露出女性在异性恋关系中遭到压抑和边缘化的实质及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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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塞吉维克正是选准了男性同性社会关系这个切入点，从而抓住了驱动男性在异性恋关系中的深层动机；而本文选取男性气质为切入点来评介塞吉维克的“男性同性社会欲望”这一分析范畴，也是试图借此分析得更透彻。

　　第一，从男性气质这一概念本身对性别理论的重要性来说，关于男性气质的研究已经证实，性别权力关系是男性气质的基础，而男性气质是性别权力关系的重要指标。男性气质与女性气质被建构为二元对立的属性关系，是与男性优越于女性的性别等级体系和男性支配女性的性别权力关系互为基础的。

　　第二，从男性气质与男性同性社会关系两个概念的关系来说，二者都是研究性别关系的主要分析范畴，其关系也是相辅相成、互为基础和指征的。男性气质的性质和存在方式，决定了每个男性个体不能自动拥有或独立获得男性气质，必须不断通过同性社会关系互动从其他男性那里获得对其自身男性气质的认可和地位的承认。这样，男性气质的规约和要求的头一条就是每个男性必须重视男性同性社会关系。这也就要求每个男性必须不断与其他男性结成社会纽带，并在互动过程中彼此较量、重新定位彼此地位高下。这也就是性别体制对每个男性个体的规驯和控制的实现途径。反过来说，在男性同性社会关系中获得优势地位的结果和标志就是被承认拥有凌驾于其他同性之上的男性气质。

　　总之，每个男人必须通过同性社会关系来“赢得” 其男性气质，而他投身同性社会关系的意义和输赢成果都会在其男性气质上彰显。迈克尔·S。基梅尔在论文《作为恐同症的男性气质：性别身份建构中的畏惧、羞耻与沉默》的第五部分“作为同社会规约的男性气质”中专门论述了二者的关系，并得出了和塞吉维克一致的结论，可以作为佐证：“男人需要证实自己的男性身份，而男性身份的证实需要获得别的男人认可。这种同社会规约与性别歧视是互为因果的。当男人在男性社会等级中往上爬的时候，他把女人仅仅当作一种流通工具，别的男人的评价才是关键。”基梅尔接着说，“男性气质是一种同社会规约。我们考验我们自己，建立英勇的伟绩，挑战极大的风险，只因为我们指望别的男人承认我们的男性身份。”

　　性别体制要求男性必须通过投身于同性社会关系博弈来获取其他男性对其男性气质的认可从而确保自己的男性权力和地位。在这样的性别体制规范下，男性个体被要求必须通过在符合主流范式男性社会关系互动中占据上风，才能获得自身男性身份和权力地位的承认。男性的同性社会关系/男性纽带关系就被推到了主流价值最高的中心位置。而通过异性恋关系这一特殊的途径来达到这一目的也是必须的，强制的。因为性关系制度与性别权力机制是密切相关的。它们共同建构了强制异性恋的霸权地位，只有符合规范的异性恋男性能够作为男性气质的代表占据性别权力阶层的最顶端。男性气质正是以性关系的成果为首要度量标准的。如果男性不能在性关系中占有优势，就不可能获得其他男性对其男性气质的承认。因此，男性的同性社会关系博弈的主要比分必须在性关系这个角逐场中获得。反过来，对男性来说，与女性的异性恋关系的核心价值就维系在男性同性社会关系之上。

　　因此塞吉维克在书中提出异性恋三角关系模式的实质驱动力是男性主导的男性同性社会关系互动。她认为卢宾阐释下的列维·施特劳斯理论“通过交易妇女的某种形式对父权中心的异性恋做出最好描述：妇女的首要用途是作为可交换——或许也是象征上的——财产，用于巩固男人与男人之间的纽带”。

　　塞吉维克在全书主体部分各个章节中依次解析了各个文本呈现的这一模式的各种形式，并分析了这一模式随着历史进程受到社会、经济、阶级等维度的变化的影响。其中，第3章分析了威廉·威切利(William Wycherley)的复辟时代喜剧《乡村太太》(The Country Wife)所描绘的贵族社会的主要社会动力就是男人给其他男人“戴绿帽”，塞吉维克强调了这部喜剧所展示的社会场景的性质是“对男性特质的剖析”，这一社会场景“清晰地显现出，通过女性来传达同性社会性欲望是强制的、必须的”。在两性情欲关系模式中，女性的地位“表面上是男性的异性恋欲望的对象，功能上更是他们对其他男人的同性社会性欲望的通道”。第9章及第10章分析了狄更斯的小说《我们共同的朋友》和《爱德温·德鲁德》，指出虽然两部小说的重要情节线索都放在异性恋三角关系的故事上，但焦点都转移到三角关系中互为情敌的两个男人的关系上去。其中的女性角色的命运在塞吉维克看来正可说明女性在异性恋性别关系中被边缘化，被剥夺主动性(主体性)的境况。通过对这些主流叙事话语的分析，塞吉维克指出，女性在整个异性恋关系中的地位其实是边缘化的，仅仅充当了手段和导管。这就是现存的性与社会性别制度下女性的现实境遇，也是被确立为唯一合法的异性恋关系所起到的社会功能。

　　塞吉维克的“男性同性社会欲望”，为透视固有的社会性别关系结构及其运作规则提供了新的切入点和分析工具。这一概念揭示出在异性恋欲望的表象之下，涌动着更为强烈的同性社会欲望暗流；异性恋关系实为同性社会关系的中介和附庸。她进而指出，规定了男性社会关系互动模式的强制力量、体制就是规约整个社会性与性别系统运作模式的体制。可以说，性与性别权力关系结构对整个社会的全面控制就是通过驱使每个男性必须为追求男性气质而投身于男性同性社会关系博弈中。这样，每个进入异性恋关系的男性都是带着与其他男性角逐高下的使命，只关注如何维护或夺得优势地位。通过这样的方式，性与性别体制就借由身陷同性角逐的男性之手，确保对每个处于异性恋关系的女性个体实施彻底的压制和主动性的剥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