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流的制度，三流的执行

春秋战国，一个名副其实的“英雄不问出处”的时代。

楚国大夫伍举因岳丈犯事害怕被牵连，便远离故土，准备逃到晋国去。途中遇到好友、蔡国大夫声子，声子答应帮他回到楚国。声子到楚地之后，楚国令尹子木问他：“晋国大夫与楚国大夫哪一方更贤德？”声子回答说：“晋国大夫比不上楚国大夫！”为什么？他接着说：“晋国虽然有很多人才，但这些人才都是楚国培养出来的。”子木立马感觉到一股讽刺的气息，于是下令恢复伍举的职位，将他接回楚国。这是春秋时期的事。

到了战国时期，齐国的孟尝君出使秦国，被秦昭王扣留。他手下的两个食客，一个装狗偷得昭王爱妾喜欢的狐白裘，让她在昭王面前替孟尝君求情，使秦王释放了孟尝君。另一个学鸡叫，骗开紧闭的函谷关城门，让孟尝君得以逃回齐国。

整个春秋战国，各诸侯国之间的残酷竞赛摧毁了西周的宗法制，原来靠血脉世袭的权力正向那些真正有能耐的人手中转移，才华变成了最好的通行证。所以有了“楚材晋用”和“鸡鸣狗盗”这样的故事。

“楚材晋用”的背后，是精英们已经打破了地域的枷锁。孔子对故乡鲁国就并非忠贞不渝，而是周游列国将自己的才华当成商品一样兜售，所谓“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这属于社会常规，苏秦、张仪、孙武、孙膑、庞涓、乐毅、吴起、伍子胥、李悝、商鞅、吕不韦、李斯、韩非等等，都曾到各国应聘，成就了一番事业。精英中例外的似乎只有屈原，而他最后的结局还是被楚国抛弃。

“鸡鸣狗盗”则说明，整个天下，上到诸侯国，下到卿大夫，都拒绝了“世卿世禄”的政治，而接受了精英政治。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崛起，社会阶层、职业行当，甚至人格上的弱点，也都不那么重要了，只要有用，鸡鸣狗盗这类技能也会进入当权者的视野并发挥功用。

当以才华为导向的精英政治确立下来之后，历朝历代一直鼓励、征召有才华的人参政，强调精英们要承担责任，“任重而道远”，强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可是历史的常态是，当权者和人才，就像太阳和月亮，能够见面的日子似乎可遇不可求。敞开大门的当权者感慨人才难得，草莽之中的英雄抱怨怀才不遇。

唐朝的韩愈说：“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他的逻辑是，精英政治的关键就是当权者要“爱才”和“识马”，要从芸芸众生中发现人才。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萧何月下追韩信，刘备三顾茅庐，这些故事都印证了这一点。似乎太阳与月亮不见面的最大原因都在统治者身上。

然而，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统治者大都愿意唯才是举，用人所长；他们会容忍政治精英的一些缺点和弱点；他们一般也有足够的见识能够识别精英。

但真正的问题，是信息不对称的问题：从何处发现人才，又如何检验人才，尤其是如何判定此人是不是欺世盗名之辈。这才是最大的麻烦。想想战国时期的四大公子，可谓求贤若渴，来者不拒，门下都有数千才能各异的门人食客，但鱼龙混杂，能用的没几个。

想要稳定且精准地找到人才，需要一个制度的支撑。

关于这个问题，从秦汉而下，每个朝代都有自己的解法。每个朝代都有属于自己的一流制度，只是在执行中逐渐沦为三流，随之被替代。而这一个个散落的努力，终于凝聚出影响中国一千三百余年的科举制度。

01

最先做出尝试的，是汉文帝。

其时，距离楚汉战争已经有些年头了，刘邦打江山留下的人才陆续凋零。虽然陈平、周勃、灌婴等人依然在朝，但汉文帝面临人才老化和断代的问题。

文帝二年（前178年）诏“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文帝十五年（前165年）又诏“诸侯王、公卿、郡守举贤良能直言极谏者，上亲策之，傅纳以言”。对策百余人，最终晁错从众人中脱颖而出，迁中大夫。

一个制度的雏形就此出现了：

1、皇帝下诏，指定科目；

2、丞相、列侯、公卿和郡国按要求举荐人才；

3、皇帝亲自策问；

4、根据表现，区别授官。

到了汉武帝时期，“元功宿将略尽”，功臣的后代又不争气，骄奢淫逸，又多违法，人才的空档出现。

董仲舒在公元前135年的贤良对策中提出：让诸侯、郡守每年挑选两个“吏民之贤者”送往中央，留在天子身边作宿卫，由皇帝亲自考察才能，“所贡贤者有赏，所贡不肖者有罚”。汉武帝接受了董仲舒的建议，于元光元年（前134年）“初令郡国举孝廉一人”。

但是刚开始察举进行得并不顺利，有的郡不荐一人。于是，汉武帝把举孝廉作为考核地方官的一项重要内容，对于那些不积极举荐人才的地方官进行免职处分。如元朔元年（前128年）下诏，各地郡守“不举孝，不奉诏，当以不敬论。不察廉，不胜任也，当免”。至此，察举遂成定制。

察举科目繁多，学者们一般将之分为特举和岁举两大类，前者如贤良方正、贤良文学、明经、明法等等，后者如秀才（东汉时因避刘秀讳改为茂才）、孝廉等等。其中“贤良方正”和“孝廉”两科最重要，所得人才也最盛，成为汉代人才选拔的主流。

孝与廉都是儒家提倡的基本道德规范，民有德行称孝，吏有德行称廉。汉武帝即位后独尊儒术、兴太学，选官也以孝子廉吏为先。这样，官吏队伍变得“文质彬彬”起来，官员逐渐儒学化。似乎汉代的选官策略变成了“以德取人”。

但是，一个管理着几千万人口，处理着兵刑钱谷繁杂政务的庞大帝国，也不可能仅仅依靠以德行标准录用的文官来维持运转。元凤元年（前80年），汉昭帝将郡国推举上来的韩福等五人打发回乡，每人发了布帛五十匹。韩福等人素有德行却不得官，是因为昭帝认为徒有德行者，未必能做事。这也说明察举制并没有抛弃“以能取士”的标准。

东汉顺帝时期，察举制又出现了一个重大变化。尚书令左雄上书奏请：“请自今孝廉年不满四十，不得察举。皆先诣公府，诸生试家法，文吏课笺奏。”其要点大略有三：第一，被举者必须年满四十；第二，以儒生、文吏二科取人；第三，儒生考章句家法，文吏考行政文书。

这种通过对某种专门知识的程式化测验，来决定官员录用资格的东西，我们称之为“考试”。

考试这东西一出现，便显出了它的威力。那一年，十几位太守因为举不才之人而落马，聚集京城的考生只有汝南陈蕃、颍川李膺、下邳陈球等三十余人被录用。要知道，孝廉每20万人举一人，一年大概举孝廉约200多人。而这次察举仅仅录取30余人，淘汰率之高，可想而知。

汉代察举发展到这里，内里的“以德取人”“以能取人”和“以文取人”这三种因素，都获得了制度化的发展。可是，它却迎来了深重的危机。

02

察举制最大的问题在于，尽管任用人才的决断权在中央，但是提供人才的权力掌握在各郡国以及中、高级官员手里。

东汉后期，主昏政谬，外戚宦官轮流登台擅权，各地郡守趋炎附势，滋生了种种腐败现象。

汉顺帝初年，河南尹田歆察举六名孝廉，其中权贵勋戚指定者就高达五人。上下勾结，就连权贵家里的野狗都能得到一官半职。比如宦官曹节，他的父亲、兄弟、子侄都当上了公卿、校尉、州牧、郡守、县令等职务，上至中央，下到地方，曹氏家族可谓遍布天下。

在地方，则流行“以族取士”。当时出现了汝南袁氏、弘农杨氏一类世代公卿、世代传经又世出名士的家族。荀淑有子八人，“并有名称，时人谓之八龙”；许劭、许虔，并称“二龙”；陈寔、陈纪、陈谌父子三人，“并著高名，时号三君”。这些世家凭借家族地位权势，优先占有各级官职，将察举当作掌中玩物。

为了对抗腐败与操控，东汉日渐兴起的“清流”名士，一方面对察举之“清浊不分”加以抨击，以维护选官的公正；另一方面，也在寻求抗衡之法。

察举制“以德取士”，可是如何认定一个人有德行？士人们认为某个人的德行可以通过其名望体现。这种名望不是来自王朝的赐予，而是在士人群体的舆论评价中形成的。这样，才能让推举出来的人，拥有君子的品格，而不会随波逐流，成为权贵的附庸。

欲得“士名”，必须使他人了解自己，在士人中建立名望。汉末士林交游谈论，形成了一个有话语权的社会交际圈。人物评价从其中产生，甚至还出现了一批品题人物的权威人士，如许劭、许靖、郭泰、荀淑、李膺等。这些人几乎拥有预言一般的能力，经过他们的判定，便可以看出一个人的品格，其人往往能经历现实的考验。

不妨来看看当时的名声：“五经无双许叔重”“解经不穷戴将军”着眼于经学；“道德彬彬冯仲文”“德行恂恂召伯春”偏重于道德；“天下楷模李元礼，不畏强御陈仲举”“车如鸡栖马如狗，疾恶如风朱伯厚”已经有士人领袖之意。

李膺同县有个聂季宝，素有才华，但因家境不好，不敢去见李膺。有人把他推荐给李膺，李膺便与之相见，坐在一起闲谈。没过多久，李膺便说：“此人当作国士。”最后果然如其所料。时人以列身李膺座上为“登龙门”，经其品题者，身价翻上十倍。

被品题者后来终成英士，与其说是那些名士确有识人之能，不如说是这种名士品题，造就了被品题者的名望。获得“士名”者，就成了香饽饽，往往是州郡并辟、三府交征，趋之唯恐不及。

这就产生了察举制的又一个危机。循规蹈矩难以成名，所以人们就不惜沽名钓誉，以博取声名。乐广人赵宣埋葬双亲后，在墓道中“行服二十余年”，以赚取“孝”名。州郡官听闻，多次请求他做官，为了做些姿态，赵宣始终不答应。后来陈蕃为乐广太守，查出赵宣在墓道里生了五个儿子，这才揭露了骗局。

就这样，“以权取士”“以族取士”“以名取士”取代了察举制中“以德取人”“以能取人”和“以文取人”的倾向，它渐渐难以承载选举人才的重任，变革已经成为必然。

03

汉末名士操纵舆论，褒贬人物，将选政牢牢把握在手中。

当时汝南有一位名士许劭，与兄弟许靖主持了名扬天下的“月旦评”，评论乡党人物，于每月初一（即月旦）公开举行。一些人为了博取声名，慕名而来。

据说，曹操年少时，就常备好厚礼，来寻许劭，放低姿态大力讨好，求他为自己说一个好名声。许劭看不起他，不肯评议。于是，曹操趁其不备，挟持了许劭。许劭不得已，才说：“君清平之奸贼，乱世之英雄。”曹操听闻，大悦而去。

曹操虽出身大族，但并非名门，自然会遭到名士的排挤，这也使得他极度反感有名无实之人。

建安十五年，曹操下令说：“今天下尚未定，此特求贤之急时也……唯才是举，吾得而用之。”如果只能任用廉士的话，那么齐桓公如何成就霸业。此后，他不厌其烦地发布求才令，还告诫下属选人任官不能求全责备，哪怕是像“盗嫂受金”的陈平，或是不守信的苏秦，只要有才华，就来者不拒。

因此，曹操招揽了不少英俊豪杰。正如史书所言：“拔于禁、乐进于行阵之间，取张辽、徐晃于亡虏之内，皆佐命立功，列为名将；其余拔出细微，登为牧守者，不可胜数。”

但是，如果只是说曹操打击名士，未免以偏代全。他的确想要不拘一格取人才，但也不是要完全抛弃名士的清议。

从迎汉献帝都许开始，曹操曾持续不断地进用“汝颍之士”，逐渐形成一个以地域、宗族、姻亲、乡里等关系相联结的“汝颍集团”，成为曹魏政权的重要依靠力量。曹操进用“汝颍之士”，主要就是依靠朝廷重臣但同时又是颍川大族、名士的荀彧的荐举。

当年曹操常年征伐在外，军国事全部交给荀彧筹划。曹操便问荀彧：“谁能代卿为我谋者？”荀彧立马说：“荀攸、钟繇。”然后又推举戏志才。志才死后，曹操给荀彧写信道：“自志才亡后，没有可以出谋划策的人了。汝颍之地多人才，谁可以继之？”荀彧遂举荐郭嘉。在平定袁绍之前，曹操选用的一大批谋士，主要就是依赖荀彧所举。而这批谋士又以其同郡人士居多，像荀攸、钟繇、戏志才、郭嘉，均是颍川人。

此后，荀攸成为魏尚书令，也不少推贤进士。曹操曾说：“二荀令之论人，久而益信，吾没世不忘。”由此可见，曹操并非完全排斥名士清议，其选举标准却是重才不重德。曹操所用之人多是“大族名士”，但他之所取非虚名，而是其真实的才能。

还有一点，荀彧虽是颍川大族、名士，但他同时还是朝廷重臣。荀彧以在职朝官的身份推荐人才，这样既可以防止世家操纵选举，又可以选举出曹操需要的人才。既削弱了地方大族在选举中的威权，又迫使那些大族、名士转而与政府合作。这样一来，随着在野的名士月旦变成官府品第，地方选举也完全为中央所控制。

这个策略就一直持续了下去。

曹操平定冀州，采用了郭嘉的建议，“多辟召青、冀、幽、并知名之士”。冀州是袁绍的老巢，素以地方朋党相争闻名，曹操平定袁绍之后，就针对冀州风俗发布了一道“整齐风俗令”，公开表明其抑朋党、排清议的决心。然后任用冀州名士崔琰以丞相东曹掾之职“总齐清议”，代表中央推举冀州人士。

平定荆州之后，曹操又进用了一批“荆州之士”，具体事务交给荆州名士且身为朝廷大鸿胪的韩嵩负责。韩嵩按照人才优劣，划定品级，以此作为选官的依据。

曹操病逝之后，其子曹丕继任魏王。时隔不久，陈群就建立了“九品官人之法”，完全地继承了曹操的用人策略。

一个新的时代已经到来。

04

所谓九品中正制，简要说来，就是是由朝廷选择朝中的官吏兼任其原籍地的州、郡、县的大小中正，负责访问本地的人才，从家世、道德和才能三个方面给这些读书人定出品级，供吏部选人时参考。九品之中，一品为虚设，最高品就是二品。后来二品称为上品，其余皆为下品。

这在当时可以说是一流的制度，但在实践过程中，却遭遇了三流的执行。

九品中正制建立之初，家世并不是定品的唯一标准，道德、才能还受到一定程度的重视。而且统治者对于士族也十分警惕，对于那些威胁中央权力的因素，处理得非常严厉。

曹操、曹丕之时，朝中一些身负盛誉的名士，依然热衷于交游结党，品题清议，并形成了一种特殊的政治势力。他们被称为“浮华交会之徒”，如孔融、魏讽等，皆以“浮华”被杀。魏明帝时，又出现了一批新的浮华之徒。如何晏、夏侯玄、诸葛诞、邓飏、毕轨、李胜等，以“四聪”“八达”“三豫”等号相为标榜，褒贬人物，交游结党，倾动一时。魏明帝将他们全都免官废锢。

那一批高门名士在政治上已属于权势者一方，利用优越的家族势位分割权势，清谈玄理，虚无放诞，成为一种新式的文化贵族兼政治贵族，他们便是中古士族的最初一批典型代表。尽管他们受到了曹魏王朝的打击，但自此以后，此类人物依然源源而生。

曹魏后期，司马氏专权，一改打击豪强的政策，转变为笼络和放纵。没了皇权的浇灌，九品中正制这株树木便朝着另外一个方向生长，最后成为一颗苍天大树，可惜荫蔽的却是世家大族。

进入西晋，一些有识之士便纷纷抨击九品中正制，而且议论的重点都是批评中正只重家世，不重才能。中正定品，完全以门户高低为依归，凡是列于上品者，皆是当朝权势和高门望族，而列于下品者，则是蓬门之俊和寒门庶族。所谓“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

此时，九品中正制已经完全变为“以名取人”与“以族取人”的结合与制度化。

九品中正制一开始的作用就是造就门阀。曹魏之时，雍州北地泥阳大族傅嘏官拜太常，是司马氏集团的重要成员。后来他的儿子傅祗仕晋，官至司徒。孙子傅宣亦为高官。他们的方法就是滚雪球。傅嘏从曹魏担任本州大中正起，选举其子傅祗，其子又任中正，选拔其孙傅宣、傅畅，一门三世牢牢地将本州大中正之职掌握在手里，代代相传，已经成了世袭。

到了后来，九品中正制开始发挥第二个作用——隔离士庶。一般来说，连续几代被评定为二品并因而当上高级官员的家族，就被称为高门士族。未能获得上品且为低级官员的家族就是次等士族。而那些没有士的身份，无法参与中正品评的家族，哪怕再贵盛，都被称为寒门。

门阀士族通过垄断大小中正职务，进而垄断上品，使得他们与寒门之间竖起一道无比坚固的巨墙。决定你在墙内还是墙外的，并不是现实的权势，而是祖先的枯骨所代表的血脉。就这样，门阀士族很快就凝固成具有封闭性、排他性的集团。

东晋就是门阀士族的鼎盛时期。琅玡王氏、颍川庾氏、谯国桓氏、陈郡谢氏、太原王氏相继主持朝政，相比之下皇权日渐衰弱。

等到士庶之间的天堑形成，九品中正制似乎也没有那么重要了。

05

当士族们不用再费心去维系自己的地位，他们也就成为政治上的点缀品。

他们鄙薄武职，脱离军权，甚至连重要的行政职务也不想承担，总是出任俸禄多、品级高、事务清闲的“清官”。高门士族也不愿与寒门庶族交流，几乎隔绝了往来，只会孤芳自赏，让自己变得越来越羸弱。到南朝时，颍川庾氏、谯国桓氏、太原王氏在政治斗争中弱如蝼蚁，几乎遭到了覆灭。琅玡王氏、陈郡谢氏也人才凋零，失去了实权。

到了侯景之乱时，门阀士族很多人因为“肤脆骨柔”“体羸气弱”，往往死于战乱，或者颠沛流离，受不了苦，死于沟壑。

反倒是北方的士族，经历了异族的侵袭，练就了一身钢筋铁骨，像清河崔氏、范阳卢氏、荥阳郑氏等，到隋唐之时，还受人敬重。

另一方面，是寒门的崛起。

列举南朝的开国皇帝如刘裕、萧道成、陈霸先均出自寒族，都是通过领兵打仗，控制军权而成为新朝的创立者。其余将帅也多出自于庶族，他们身经百战、屡立战功，在新王朝建立之后，或出任藩镇，或致位卿相，身居高位，成为统治集团中的重要人物。如刘宋沈庆之亲自耕田，不识文字，后以军功官至太尉。萧齐大将王敬则，屠狗商贩出身，后官至大司马。

如田余庆先生所言：“东晋门阀政治，终于为南朝皇权政治所代替。南朝皇帝恢复了绝对权威，可以驾驭士族；而士族纵然有很大的社会政治优势，却绝无凭陵皇室之可能。”

皇权兴起的同时，选官制度也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这就不得不提到一位皇帝——梁武帝。

梁武帝以崇尚儒学自居，大力发展学校教育，致使一向不被人们重视的策试制度日渐兴盛。天监四年，梁武帝诏开五馆，置《五经》博士各一人，每馆有数百生，加起来一共一千余人。五馆面向出身寒门的学子，考试合格者，便能当官。后来又下诏建立国子学，国子生的选任皆为公卿子弟或士族官僚子弟，但也是要通过考试取士。

相比较而言，面向寒门的五馆生在实际的仕途中步履艰难；而出身优越的国子生，大多升迁迅捷，前程优越，这实际上也是变相地优宠门阀士族。

但是，梁武帝开设五馆，延揽寒门才俊，毕竟突破了门第限制。更为重要的是，在九品中正制占据主导地位的情况下，策试制度把教育、考试和选官三者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是后世科举与学校教育合流的先声。

当时还出现了考生不在学校，却能通过策试入仕的现象。此类人多是自学成才，以自学者的身份参加策试，然后步入仕途。我们知道，科举制度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王朝设科而士人自由报考。这一变化，标志着自由报名应试制度的萌芽。

中古中国社会始终盘踞着一个拥有巨大特权的士族集团，皇权并无足够的能力充分地削弱其特权。政权未能向各阶层人士充分开放，下层知识分子也始终处于弱小状态之中，不能大量地涌现并通过公平竞争进入统治上层。但门阀笼罩的阴云之中，总算透出一点亮光。

长官举荐逐渐向考试转移；考核的标准从虚无缥缈的德行，或者生来注定的家世，逐渐变成了文化知识的测验；考试程式在不断严密化、规范化；自由投考开始萌芽；学校与选举人才之间的结合日益紧密……

涓涓细流，汇成江河。随着“以德取人”“以能取人”“以名取人”和“以族取人”的因素不断弱化，一种充分制度化的的“以文取人”的入仕制度，就要瓜熟蒂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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