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中的夺权闹剧：北伐不见动 内部却已自残

　　1911年10月10日武昌首义爆发之后，南方各省纷纷宣布光复独立，并且很快与袁世凯统帅的北洋军队达成停战协议。但是，在敌我双方通过各种渠道协议停战并且谋求共和的大背景和大格局之下，与敌对一方的北洋军队相对团结和服从命令形成鲜明对照的，偏偏是革命派人士及其革命政府内部普遍存在的兵不厌诈、虚张声势、招摇撞骗、自相残杀的夺权闹剧。

　　假借孙文之名夺权

　　11月1日江西独立时，新军协统吴介璋被推举为江西都督。据《申报》11月20日报道，吴介璋开府以来，办事称职。不料至11月12日下午，以彭程万为首的江西革命党人谎称得到确切消息，“孙文、黄兴已在海外开会，公举彭程万君摄理赣军都督”。他们“惟恐军民不肯承认，先派侦探到赣调查情形，复派敢死队一百名，怀有炸弹，以备行事。致军、民两部闻信极形恐慌，纷纷搬散，全城为之震动，而警兵站岗，沿街匿散，居民恐慌尤甚。届时，敢死队联络五十五标，在军政府(旧藩司署内)布置一切。由孙文派来代表赴军政府，召集民事部各项人员，宣读彭程万君授命赣军都督书，系用白绫缮写，盖大总统印信。均已承认。大众亦无他语。吴都督随即开会辞职，交出印信，即坐小轿出府。彭程万还张贴一个《传单告示》，其文曰：赣省都督，已在海外开会公举广信府贵溪县彭程万(现充江西测量司长)摄理。用特布告我江西同胞知之。代表人孙文、黄兴谨布。”

　　在这则报道之后，《申报》编者在按语中评论道：“江西都督而由海外公举，奇矣。黄兴身居湖北，而忽与孙文共举江西都督，尤奇之又奇者。”

　　11月21日，《申报》在《清谈》一文中，又通过此事对发生在独立各省的夺权闹剧进行更加全面的概括批判：“民军之起义，甫匝月耳。虽然北伐之大动未集，而东南之竞争迭见。湘省肇其端，皖、赣继其武。位置都督，有如奕棋，似不可谓非尽美之遗憾矣。夫既以为胜任而举之，又何必以竞争而夺之。在湘省犹或有不得已之苦衷耳，若皖若赣，胡果为者?记者今日窃敢以一言忠告军政府曰：当兹玄黄未判之时，亟宜同心戮力，刻刻以倾复虏廷为事，不必挟睚眦之微嫌，彼此寻仇，致蹈唐末五季之祸。”

　　同一天，《民立报》关于此事报道说：“忽九月二十二日，有邹君二人带来饬文一道(中称孙、黄二总统)，由鄂到赣，自言奉命而来，由海外另举彭程万为赣省都督(彭贵溪留学毕业生，现充参谋部部长)，取销吴名。吴闻此事消息，知事不能久待，即宣布各公团辞职，当交出都督印信，摒挡一切，于是日六句钟出城，以避不虞之祸。鄂代表邹君宣布，设吴为都督许久，只拥都督虚名，苟延残喘，岂今日为首领者所为耶?应斩其首领，为不勤者戒。后有军界蔡军(君)力辩，邹君大怒，雄辩不休，几致与蔡君用武，幸经众人排解而散。又闻，此次改换都督，赣省人民大为恐慌，一夕数惊，谣言百出，以故城内居民又多搬运出城避匿。自相惊曰：鄂军不日到省，有一番激战。又谓洪江会已聚众数千于城外，只待日间发作，将城内抢劫一空。现风声鹤唳，有甚于光复之时。”

　　这里所说的阴历九月二十二日，也就是公历的11月12日。作为同盟会中部总会机关报刊的上海《民立报》，当然知道彭程万等人是在假借孙文、黄兴的名义争权夺利。11月24日，该报主笔马君武在《言论自由》一文中批评说：“江西人彭某竟托由海外孙文、黄兴所推举之怪说而逐去旧都督，此一近事之可发恶噱者矣。黄兴在湖北，乃海内非海外也。孙文方自英伦归国，其在今日中国之地位，不过一共和国民耳，焉有权于江西举都督乎。”

　　关于此事，彭程万晚年回忆说，“邹恩灏任江西混成协骑兵营排长，武汉光复消息传到南昌后，他即离职去武昌参加革命，不久又回到南昌，参加冯嗣鸿反吴活动，并坚持拥我继任江西省都督。……邹后来到九江，为马毓宝所杀。”

　　革命党内的自相残杀

　　1912年1月11日，日本驻汉口领事馆的九江情报显示，“据军政府内部人称：此次马都督去南昌，系由于目下南昌、吉安间有自称洪江会之组织，不服从军政府法令，对于往来船舶课税，与东三省马贼相似，军政府对之有采取措施之必要。”

　　这里的马都督，指的是由九江前往南昌接替彭程万江西都督之职的前新军五十三标标统、九江都督马毓宝。马毓宝绰号“马二棒子”，是个每天不到中午不起床的鸦片嗜好者。他的马弁朱汉涛是同盟会籍的洪帮会党洪江会的龙头拐子，九江光复时与同盟会籍的队官刘世钧合谋包围马公馆，逼迫马毓宝宣布独立。马毓宝就任江西都督不久，南京方面的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又任命正在湖北前线的李烈钧为江西都督。

　　当李烈钧派遣欧阳武率领部队返回江西的时候，江西省的首义功臣、时任九江警备司令的朱汉涛，又成为继邹恩灏之后新一轮权力斗争的牺牲品。用欧阳武的话说：“马任都督后，朱即要求继任马的九江分府都督，嗣因取消分府都督，乃改为九江警备司令，在九江纵兵殃民，九江人民恨入骨髓，经由刘世钧等呈请南京留守府批准法办。所以我的军队一入九江，刘世钧等就把朱汉涛杀头，一以消九江人民之愤，一以寒南昌马毓宝之胆，使马毓宝部下不敢抗不交卸。”

　　与湖北方面谣传共进会首领孙武是孙文之弟相呼应，扬州方面与上海革命党有秘密联系的坐探孙天生，伪称自己是孙文之侄，于辛亥年九月十七日也就是1911年11月7日晚上，发动一部分士兵和底层民众自发响应镇江都督林述庆领导的镇江光复，并且把盐运使署和大清银行的库银分发给起义人员。一时间，扬州城内白旗飘扬，到处都是用独轮小车抢运银两的武装士兵。第二天，刚刚宣布光复独立的同盟会籍镇江都督林述庆应扬州绅商的要求，立即命令江北司令李竟成会同青帮和洪帮的双料大佬、时任巡防营统领的徐宝山前往镇压。徐宝山率领敢死队连夜赶赴扬州，于11月9日杀害孙天生并且自任扬州军政分府军政长。关于此事，当地民众用扬州小调歌唱说：“扬州城，新旧十二门。九月十七日，来了一个冒充孙天生。鼓三更，进衙门，库银元宝四下分，放走监牢众犯人，宣统江山坐不成。”

　　马君武11月24日发表于《民立报》的《言论自由》一文，在公开批评彭程万的夺权闹剧的同时，也对假冒孙文之侄的孙天生进行公开谴责：“前有扬州人冒称孙文之侄，以劫掠财物;后有江西人，冒称孙文所推，以夺取都督。呜呼!孙文，多少罪恶假汝之名而行。”

　　孙中山的海外筹款

　　同样是兵不厌诈、虚张声势地从事革命活动，远在海外的孙中山所遭遇的却是处处碰壁的困窘局面。1910年3月，孙中山通过容闳与美国的军事研究者咸马里(HomerLea，又译荷马里)和退休银行家布思(CharlesB。Boothe)达成合作意向，然后给设在香港的同盟会南方支部写信，请黄兴、胡汉民、胡毅生等人以同盟会本部名义，办理授权咸马里、布思在美国开展活动的正式委任状，以及孙中山拥有约一千万革命军和三万多同盟会员的虚假证明。黄兴于5月13日以挂号信的方式寄出委任状和虚假证明，并且在回信中劝告说：“该军人及资家如不能运动，此刻想先生处已得实答，此委任状亦不必给之。以其中人名与省份不同者多，倘后日发见，必传为笑柄也。至要，至要!”

　　1911年10月11日，正在美国科罗拉多州丹佛市的孙中山从报纸上看到武昌已经被革命军占领的消息，决定继续留在国外从事以募集款项为首要目的外交活动。10月31日，他致电正在英国的咸马里，依然在兵不厌诈、虚张声势地强调自己对于国内革命的至高无上并且不可替代的领导权：“伦敦隆福伊旅馆咸马里：黎元洪的宣言是难以解释的，突然成功可能助长其野心，但他缺乏将才，无法久持。各地组织情况甚好，都希望我加以领导。如得财力支持，我绝对能控制局势。在我们到达之前，不可能组成强有力的政府，因此贷款是必要的。”

　　12月25日上午9时，借款失败的孙中山在胡汉民、朱卓文、陆文辉、黄菊生以及美国友人咸马里夫妇和日本友人宫崎寅藏、池亭吉等人陪同下，乘坐英国籍邮轮地湾夏号抵达上海。与同盟会关系密切的英文报纸《大陆报》，于当天报道了孙中山与该报主笔的访谈记录：“革命不在金钱，而全在热心。吾此次回国，未带金钱，所带者精神而已。”

　　当年的大多数中国人是不看或者干脆看不懂英文报纸《大陆报》的，他们此前从《民立报》和《申报》中所看到的，却是反复渲染的另一种兵不厌诈、虚张声势的宣传报道，从而留给人们的是完全相反的虚假印象。当年的苏州公立第一中学堂中学生叶圣陶，在12月26日的日记中写道：“我国革命的首倡者，实推孙中山。……近复于外洋筹划军饷，迭有巨款运进。全国人心中之第一任总统属望此公矣。昨由美抵沪，沪上人士均喜跃如狂，并无法以致其欢忱。”

　　应该说，辛亥革命期间的革命党人，之所以普遍假借远在海外的孙中山的名义来从事兵不厌诈、虚张声势的革命活动，一方面是由于孙中山在驱逐鞑虏的种族革命方面确实具有最大份额的不可替代的号召力;另一方面更是由于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人士，在中国传统的打天下、坐天下、治天下的兵不厌诈、虚张声势、夺取政权、改朝换代的革命精神和革命策略方面，具有非常广泛的共同点和一致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