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狗血的正史：他死后57年，大唐被灭了

长庆元年（821年）三月，由大唐礼部主持的科举考试照常开考。这是唐穆宗李恒即位以来的第一场科考，因此朝野瞩目。

但这场意义重大的考试并不顺利，很快便朝向党争的方向发展。

一切源于一个狗血的开端。

01

正式开考前，宰相段文昌和翰林学士李绅找到了当科“知贡举”的钱徽，希望后者为他们推荐的人选，开个“绿色通道”。

钱徽是“大历十才子”之冠钱起的儿子，在朝中向来以洁身自好、嫉恶如仇著称。但面对两位重臣的请托，夹在中间的他也不好多做任何表示，遂以默认的方式应承了下来。

段文昌、李绅二人皆受了他人重金请托，看到钱徽一点就通，遂欣喜而去。

不料，待放榜之日，段文昌、李绅推荐的举子皆不上榜，搞得这两个收了厚礼的重臣，脸上十分挂不住。

为了发泄不满，段文昌径直跑到唐穆宗面前举报，称此次科举有猫腻。段文昌说，此次上榜的士子郑朗、苏巢、杨殷士等14人皆为士门子弟，平时连书都不读，居然能考上，简直没天理。

段文昌检举之事，基本属实。中举的郑朗是当时的给事中、后来的宰相郑覃的弟弟，出身荥阳郑氏。苏巢是唐德宗年间的状元、后来的宰相李宗闵的女婿。杨殷士的来头也不小，他的哥哥杨汝士是这次科考的“副主考”。

针对段文昌的举报，唐穆宗找来了李德裕、李绅和元稹，询问三人的看法。

李绅的心情与段文昌类似，自然不会替钱徽说好话。而元稹和李德裕向来对科考请托之事深恶痛绝，油然而生的正义感，也促使他们一致性倾向段文昌。

结合三人的表态，唐穆宗下令，让14名中榜举子复试，一辨真伪。

为防止考题泄露，复试的题目由唐穆宗亲自拟定，以一诗一赋为主。

复试的结果令人大跌眼镜。14名考生中，除了3人勉强按规定答完试卷外，其余11人就如此次复试考官之一的白居易所言，答卷“辞律鄙浅，芜累甚多”。

事情真相已经出炉。钱徽是整起科考舞弊案的主犯，朝廷对他的惩罚自然也是最重的，唐穆宗将其贬为江州刺史，以儆效尤。李宗闵也身涉其中，受牵连贬至剑州刺史，外放出朝。

由于李宗闵在中晚唐的“牛李党争”中始终身居“牛党”领袖，故他一落马，“牛党”的力量大受打击。而主张严惩舞弊的李德裕，则为另一派“李党”的领袖。李宗闵的下台，反过来给了李德裕发挥政治抱负的空间。

史学界将这起科考舞弊案视作“牛李党争”的导火索，有道是“至此德裕、宗闵各分朋党，更相倾轧，垂四十年”。

02

长庆复考案不过是牛李两派斗争的一个缩影，而他们的结怨，则要从案发的十二年前说起。

元和三年（808年），又是一场考试。

这一年，“牛党”的领袖李宗闵和牛僧孺还是两名刚踏入仕途的小年轻。

唐宪宗为了选拔出德才兼优的士子，在正常制科考试外，特设“贤良方正科”，尤其青睐那些敢于直言进谏的良才。

在众多考生中，伊阙尉牛僧孺、前进士李宗闵以及陆浑尉皇甫湜等在对策中秉笔直书，“指切时政”，“无所回避”。他们的对策，很受考策官韦贯之的认可。经过评比，韦贯之将牛僧孺的对策定为本次“贤良方正科”的头名，并呈交唐宪宗审核。

唐宪宗专门找来了翰林学士裴垍和王涯覆策，核实本次考试结果。在韦贯之、裴垍和王涯三人的复核下，唐宪宗已经认可了这三位才子的考试结果。

可这时，有传闻称宰相李吉甫暴跳如雷。

李吉甫跑到唐宪宗面前，一把鼻涕一把泪地控诉着此次考试的不公，认为此次恩科存在猫腻。他的理由是，这三大才子的对策，通篇都在指斥当权者，宣泄不满。而且，三人中，皇甫湜是翰林学士王涯的外甥，而王涯又参加了此次恩科的对策复核，指不定背后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

由此，被称作“元和制举案”的科考“丑闻”浮出水面。

其实，要搞清楚牛僧孺等三人到底有没有问题，关键还得看他们在对策里说了什么。但因为史料散佚和失传，我们今天仅能看到皇甫湜和牛僧孺答卷上的部分内容，唯有据此进行辨析。

在对策中，皇甫湜答道：“陛下寤寐思理，宰相忧勤奉职。”还请求皇帝可以“日延宰相与论义理”。随后，他指出，如今朝政最大的问题在于：“夫裔夷亏残之微，褊险之徒，皂隶之职，岂可使之掌王命，握兵柄，内膺腹心之寄，外当耳目之任乎？此壮夫义士所以寒心销志，泣愤而不能已也。”换言之，皇甫湜不满的是宦官当政，而非李吉甫本人。可为什么最后却引起了李吉甫的极度不满？

问题出在了牛僧孺身上。

牛僧孺言：“夫富于春秋，诫在黩武；果于英断，诫在尚刑；深居无事，诫在好逸游；宇内清平，诫在侵边鄙。戒之不倦，政之不违，乃至于阴阳交和，父不哭子，帝王之功，臻是而至矣。”很显然，牛僧孺骂的正是唐宪宗用兵削除藩镇的政策。

唐宪宗是中唐以来最想有作为的君主。自安史之乱以来形成的藩镇割据问题，已尾大不掉，唐宪宗在位期间不仅想平定一般的藩镇，还对收复河朔三镇有着使命般的执着。

所谓“河朔三镇”，即幽州、魏博、成德三军，此乃当年安禄山造反时的大本营。安史之乱平定后，这三镇的大小事务依然轮番由过去安禄山、史思明的部下掌控。鉴于大唐王朝盛极而衰、态势疲软，这些藩镇在处理政务时，一概听调不听宣，财政、军政大权始终独立自主。因此，终宪宗一朝，所用的宰相李吉甫、武元衡、裴度等人都是削藩的强硬派。牛僧孺在对策中居然直言削藩不利于大唐内政发展，定然与这些持收复论的当权者背道而驰。

于是，李吉甫这场“哭闹”，直接导致唐宪宗宣布对牛僧孺、李宗闵、皇甫湜等三人“永不叙用”。

然而，针对唐宪宗的最终判决，朝中许多大臣皆认为，这里边带有李吉甫的挟私报复。为平衡朝野关系，唐宪宗又下令将李吉甫贬为淮南节度使。

至此，以牛僧孺、李宗闵为首的“牛党”，和以李吉甫为首的“李党”，正式形成。

03

李德裕正是李吉甫的儿子。自父亲去世后，李德裕便凭着父荫入朝渐得高位。而多年来被打压的牛僧孺、李宗闵等人也随着“仇人”的谢幕，重返朝堂，大展宏图。

除了政见对立外，牛李两党主要成员的不同出身，也影响着他们的站位。

作为赵郡李氏赞皇房传人，李德裕家族是中国历史上典型的高门富户，自北朝时代起，就是天下第一等士族。若是放在过去，他们家仅需保持名士之节，即可获得朝廷高官厚禄，好生奉养。即便到了科举制盛行的唐朝，李德裕出身的赵郡李氏依旧长盛不衰。李德裕除了有位做宰相的父亲李吉甫外，其祖父李栖筠在唐代宗时期就是朝廷的御史大夫，位列三公。所以，凭借祖上功劳，他无需参加科举，即可入仕，并以真才实学获得高位。

反观之下，家境普通的牛僧孺、李宗闵等庶族士子，就没有这样的好运气了。

他们在唐朝进入仕途的必经之路就是科举考试。但因科举选士不分贵庶，录取率极低，“千人得第者百一二”，很多人终其一生，都无法鲤跃龙门。不少赴京应试的举子，均选择在开考前先到某大臣府上投稿，谓之“行卷”，以此换得这些高官的认可，增加日后中举的概率。

牛僧孺在成名之前，就曾无奈地给时任监察御史的诗人刘禹锡递过行卷。刘禹锡当时是宰相杜佑的亲信，在朝中官运亨通。面对牛僧孺的到来，这位诗人的内心并没有泛起多少波澜。据说，牛僧孺去见刘禹锡那天，刘禹锡正在府中宴客，对牛僧孺恭恭敬敬递上来的行卷，他看了两眼，便丢到了一边。

好在，当时宴会上还有另一位诗坛大佬韩愈。

当韩愈看到牛僧孺卷首《说乐》的行文时，大喜过望，认为这人有大志向，才学不俗。之后他携自己的学生皇甫湜，上门拜访牛僧孺。牛僧孺自此声名大噪，在之后的进士科考试中“大杀四方”，顺利入朝。

牛僧孺的遭遇，在同时代的白居易身上也发生过。白居易成名后，曾写过一首《奉和令公绿野堂种花》的诗，用于感谢当年宰相裴度的赏识与提拔。诗中有一句“令公桃李满天下，何用堂前更种花”，即是成语“桃李满天下”的出处。裴度终其一生都没有担任过教职，却凭着权势与地位，给朝廷推荐了一大批可造之材。因此，白居易等一群人均以裴度为座主，自称门生。

而牛僧孺经韩愈指路入仕后，与李宗闵、杨嗣复等“牛党”骨干同拜唐宪宗朝宰相权德舆门下，互称师兄弟。如此一来，座师与门生的集合，便形成了一个荣辱与共的政治同盟。正如他们的前辈柳宗元所言：“凡号门生而不知恩之所自者，非人也。”

04

尽管科举制在唐朝初期确实起到了为寒门庶族开辟仕途的作用，但到了中、晚唐时期，随着官位的饱和，再加上座师、门生、同年的政治同盟形成，实际上已经将底层士人的晋升空间彻底堵死。

正如史料所称：“贡举猥滥，势门子弟，交相酬酢，寒门俊造，十弃六七。”

以座师、门生互称的“牛党”，无疑就是当时的“势门”。这也就不难解释在长庆复试案中，首次中榜的14名进士中，有李宗闵的女婿苏巢。

据史料记载，在“牛李党争”斗得最激烈之时，科举取士成了“牛党”增加胜算的砝码。在长庆复试案中帮弟弟拿高分的副主考杨汝士，还曾与兄弟杨虞卿、杨汉公把控科举，士人如欲科举中式，必须重金贿赂杨氏，否则就会被无情落榜。通过这种方式，杨虞卿前后替“牛党”招募了四十多名新人。

面对这样的公然索贿，李宗闵居然对杨氏兄弟深为器重，待之“如骨肉，以能朋比唱和，故时号党魁”。

因此，与其说李德裕、元稹等人借长庆复试案弹劾李宗闵，罢黜“牛党”，倒不如说是因为“牛党”大肆利用科举制的漏洞，钻了结党营私的空子，实乃咎由自取。

待唐穆宗、唐敬宗相继驾崩，唐文宗即位后，时任礼部尚书的李德裕立即上书唐文宗，罢停“曲江宴”，并严禁考生在进入仕途后“报恩”座主，结党营私。

唐朝的进士科考试内容以帖经、诗赋、试策为主。所谓“帖经”，类似于今天的古文听写，主考官从诸子经书中选取一行，然后把其中的三个字盖住，让考生读出被贴的字是哪几个。诗赋环节，则要求考生在规定时间内作出一诗一赋，考察士子们的写作水平和文章构思能力。

可以说，除了最后一项“试策”外，进士科的考试内容更倾向于考察士子的文化水平。

为了防止朝廷最后遴选出来的备选官员，皆是一群只擅写浮华辞藻之辈，李德裕提出“进士试议论，不试诗赋”的建议，请求唐文宗变换科举进士科的考核方式，录取务实人才。

但唐文宗并未采纳李德裕的进言。

抛却皇帝身份，唐文宗本身就是一个诗人，《全唐诗》中仍记录了他留下的6首诗。王谠在《唐语林》中评价唐文宗说:“文宗好五言诗，品格与肃、代、宪宗同，而古调尤清峻。”故而，唐文宗认为才子们的“轻薄敦厚，色色有之”，问题并不一定出在科举上，应该多从外界找找原因，不要紧盯着科举做文章。

唐文宗的偏好和武断，却使李德裕错失了一次改革科举、挽救大唐的机会。

05

与前面几任皇帝类似，唐文宗也是在宦官集团的扶持下登基的。所以，皇权一直把持在宦官集团手中。对此，唐文宗心有不甘。他重用李训、郑注等带有宦官集团背景的大臣，意图从太监手中夺权。

对于这两个平日里以取悦宦官为业的大臣，李德裕打从心底里瞧不起。他上书唐文宗，指斥李训、郑注为小人，反遭李训、郑注所恶，被贬出朝。

直到太和九年（835年），唐文宗意在诛杀太监夺权的“甘露之变”因事前准备不充分，政变昙花一现，郑注、李训人头落地，李德裕才得以还朝为相。

鉴于唐文宗太能折腾，宦官集团重新掌权后，便将他永远圈禁在后宫。

由于李德裕之前曾与唐文宗讨论过削弱宦官势力的策略，因此，他此次任相时间不长，便被“牛党”骨干杨嗣复取代。

不久后，唐文宗在抑郁中驾崩。即位的唐武宗李炎是唐文宗的弟弟，此人虽喜吃丹药，迷信道教，却也知道“天地则疮痍，朝廷多正臣”，因此，对于一向与宦官集团对着干、且富有改革精神的李德裕颇为赏识。从登基到驾崩，唐武宗从未想过裁撤李德裕的宰相权力。

有了唐武宗的支持，李德裕终于开始着手改革科举考试内容华而不实之弊。

唐武宗遵照李德裕的意思，下令凡“修明经、进士业者，并隶名太学，每一季一度据名籍分番于国子监试帖。三度帖经全通者，即是经艺已熟，向后更不用帖经”。这样一来，无论以何种方式参加科举入仕，被选拔出来的才子们，都必须研读经典，修习治国之策，极大抑制了当时经由进士科入仕的寒门庶士崇尚浮华、难以务实的浅薄风气。

然而，这对于拥有庞大行政系统的大唐帝国而言，不过是改革的万里长征第一步。在此基础上，李德裕又奏请唐武宗同意，在进士初合格时，必须先到地方州府县实习，待顶岗实操合格后，方可获得正式官职。

同时，鉴于“牛党”多年崇尚的行卷之风，李德裕也以身作则，建议剥夺宰相权臣主导科举结果的权力，尽力保障寒门庶士的晋升空间。

在李德裕的改革下，从前大批为“牛党”所挤压的庶士们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释放，大唐国政也在唐武宗和李德裕的配合下，迎来了“会昌中兴”。

但这一切，都在会昌六年（846年）戛然而止。这一年，长期服食丹药的唐武宗崩于长安大明宫，英年早逝。宦官首领马元贽认为唐宪宗幼子李怡比较好控制，遂将其立为皇太叔，以继承唐武宗的皇位，是为唐宣宗。

唐宣宗表面上装疯卖傻，实际上大智若愚。上位以后，立马换了副面孔，决断事务，分寸得当。但这位被后人称为“小太宗”的皇帝，一向不满于李德裕在武宗朝的专权，随着唐宣宗把控实权，出身“牛党”的白敏中便继任了李德裕的相位，尽废会昌时代唐武宗与李德裕的改革成果。

李德裕也在白敏中的诬陷下，一贬再贬，最终在大中三年十二月（850年1月）死于崖州（今海南）住所。

在唐宣宗的支持下，科举放榜后，杏园宴集座师、门生成了国朝定制，有司不得禁绝。如此，曾围绕党争而做出变革的科举制度，又重回原样。

没有人会想到，这场科举改革的功亏一篑，竟直接断送了大唐王朝最后的气运——因屡试不第，山东人黄巢走上了起义的道路，虽然最终没能一举推翻唐朝的统治，但他的小弟朱温却替大哥完成了心愿。

黄巢起义时，距离李德裕之死不过25年；朱温灭唐时，距离李德裕之死也不过57年。历史便是如此吊诡而残忍。

参考文献：

[后唐]刘昫：《旧唐书》，中华书局，2000

[宋]欧阳修：《新唐书》，中华书局，1975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中华书局，2009

王炎平：《牛李党争》，西北大学出版社，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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栗美玲：《李德裕与“会昌之政”》，《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2期

胡如雷：《唐代牛李党争研究》，《历史研究》，1979年第6期

王志东：《牛李朋党科举之争的实质——牛李党争与唐代科举的发展（一）》，《广西社会科学》，2004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