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旗子弟在清初是个尊荣的称号。清朝入关初期，清统治者通过大规模的圈地活动，掠夺许多肥沃的土地作为旗地，按不同的等级分配给所有八旗官兵，然而，这套优厚待遇随着战事的平定、圈地的停止，也就无法支撑了，八旗内部贫富迅速分化，一些八旗子弟贫困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富贵者穷奢极欲，有钱人自然声色犬马，贫困者又想着赌一把改变命运。

嘉庆帝十七年（1812）正月，宗室载锡朝会迟到，嘉庆帝大怒，下令拖出去打板子。然而此后短短一周内，迟到的，干脆不来的，实在太多，甚至有亲王在内，嘉庆帝只好下令“暂免板责”，各罚一年工资。可这些懒惰成风的腐败官僚原本也不靠死工资生活，这种处分对他们不痛不痒。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雍正时期，八旗的都统、副都统们已经连朝会都懒得去了。

乾隆时期，为了培养八旗子弟的尚武精神，不准他们坐轿，八旗子弟一律骑马，这些八旗大臣知道骑马颠簸辛苦，又知道乾隆脾气，就坐马车上下班，乾隆看得无奈，只好规定王爷和一品大员可以坐轿，其余再不骑马，决不轻饶。结果到了嘉庆帝继位时，直隶提督上报的兵马档册里公开写着 “轿夫十八名，具系战兵充役”，他一个武官不仅坐轿子，还敢让打仗的兵丁给他抬轿子。

嘉庆年间，有四品宗室仪续、仪平，擅自出京，“在外宿娼”。移驻盛京宗室喀勒明阿，游荡哼肆，“强行奸污民女”。宗室喜龄，“经年在外宿娼”。甚至在军营中出现十余处赌场，军官带头设赌局。

驻守统治中心北京的八旗军队也极为废弛，连宫廷门禁都没人管。嘉庆十五年六月的一道上谕就抱怨说：“近来门禁废弛，各处直班官兵，全不认真管辖，以致闲杂人等任意阑入，毫无稽考。”时人爆料，这些大内侍卫，平时执勤经常旷工，“累日不至”，即使上工，他们还嫌刀剑沉重，赤手空拳往那一杵了事。到了夏天，御前侍卫就 “长衫羽扇，喧哗嬉笑”。圆明园各门前侍卫更是不堪入目，整天光着膀子在宫门外睡大觉，“乃竟日裸体酣卧宫门之前”，时有大臣相责，当事者竟说：咱虽然光膀子，但咱好歹大热天出来值班了，你还得便宜卖乖。这也难怪，嘉庆八年二月在宫内竟发生了一起行刺嘉庆帝事件，一个叫陈德的47岁御膳房厨子突发奇想跑来刺杀皇上，当时百余侍卫，只有六人上前护卫，其余均袖手旁观。六个大内侍卫打一个老厨子，其中一人还让人家一把小刀连捅了三刀。

对八旗兵的战斗力，嘉庆帝不抱希望。即位之初，他提到自己当太子时随乾隆南巡，亲眼看见杭州驻防八旗操练，“射箭箭虚发，驰马人堕地，当时以为笑谈，此数年来果能精练乎？”答案是不能。八旗兵在白莲教起义中出尽洋相。战事爆发之初，八旗将领纷纷请战，因为他们觉得白莲教无非一群流寇，大兵一到自然就跑了，到时候就可以抢劫发财，把无主田产收到自己名下。结果京营八旗最精锐的健锐营、火器营，表现让绿营都看不起，为了顾及影响，让他们提前回来了。这群八旗子弟，连北京城都没出过，这次扛枪打仗，走几十里山路就汗如雨下，气喘如牛，在川楚山区，只有苞谷杂粮，他们又抱怨伙食不好，还未交战就病倒一大半。一到打仗，“各路官军临阵辄令乡勇居前，绿营次之，满兵吉林索伦又次之”，让别人先上，自己站最后。由于官兵作战能力低下，当时民间嘲笑八旗子弟是 “贼至兵无影，兵来贼没踪，可怜兵与贼，何日得相逢”。又说是 “贼来不见官兵面，贼去官兵仅出现”。

《清仁宗嘉庆皇帝朝服像》，清，现藏故宫博物院。

你们再不改，朕也懒得骂了

嘉庆帝的御制文集中，有这样一篇 《训谕八旗简明语》。在这篇文章中，嘉庆帝就像一个年迈的大家长，苦口婆心地劝说八旗子弟改掉毛病，走上正道。文章开篇，嘉庆帝先追溯了八旗子弟的优良传统，“百有余年，英才辈出，不可胜纪”。然而到了他这辈，八旗人口越来越多，不仅有青年子弟 “有失于教训”，就连都统、副都统这样的高管也净是些 “不肯为国家作养人才、只知尸禄保位”的酒囊饭袋，更有甚者，走上犯罪道路，“以作奸犯科、开局哄骗之莠民，以致趋于下流，甘为卑污，如蛾投火，不知改悔，惟图片时逸乐，罔恤一世身家”，看得嘉庆皇帝这个家长真是 “深可怜也”。嘉庆帝最痛心疾首的，就是八旗子弟中最流行的赌博之风。大道理每个人都懂，开赌局的绝对没有亏欠的道理，赌博上瘾，一定倾家荡产。但这样的简单道理，嘉庆皇帝还要亲自讲给八旗子弟，一条一条分析赌博的坏处：

“食禄于朝，罔知节俭，妄希恩泽，终至穷困，其弊一也；上不能供父母之甘旨，下不能顾妻子之饥寒，其弊二也；学习文武，俱缺资本，终为无用之人，其弊三也；一入赌局，有败无胜，典卖之物既穷，偷窃之心顿起，其弊四也；偶为鼠窃，未犯王章，胆益放恣，卒至身名皆丧，其弊五也。”

这些大道理，嘉庆皇帝自己也明白，“贤者必不犯，不肖者必不改”，说了没用。但他还是要一条一条写下来，“诞告八旗，务令家喻户晓”，因为他手下这些掌管八旗事务的都统、副都统七十余员，个个都上班摸鱼，几十年不干正事，眼睁睁看着 “国家有用之子弟，半为无用之匪徒，不为朕加意训导”，令嘉庆皇帝十分无奈，但好像也没啥好办法。嘉庆帝这篇文字软绵绵的，最狠的话也无非是 “若诸臣中无一人尽心尽力，八旗子弟无一人翻然改悔，是国家之大不幸，此篇文字不必存，朕亦不再饶舌矣”，你们要是再不改改，我也懒得骂了。

嘉庆多次申诫，号召各位戒赌。嘉庆十三年 （1808）闰五月，管理营房事务的旗员兴国保聚赌，又输不起，输钱不还，被索要时还恼羞成怒，喝令兵丁持鞭打人。传到嘉庆耳朵里，皇帝不仅命令枷号和杖责，最后还必须发往吉林充当苦差，以示惩儆。

然京师的赌博之风不仅没有停止，反而愈演愈烈。御史韩鼎晋密奏：近日内城聚赌之处甚多，而且大多是诸大臣的轿夫领头开局。嘉庆立即密令大学士禄康及英和负责查办。除当场抓获杏花天赌场一起人犯外，还讯知协办大学士兵部尚书明亮的轿夫也参与开赌，看衙兵役收受规钱，事发时有明亮家人通风报信。

皇帝大阅图，出自 《唐土名胜图会》 （1805年）

嘉庆皇帝亲自过问此案，立即召见明亮当面质询。明亮虽然口称认罪，但语多谎饰搪塞，满脸不服气。经军机大臣再度传讯，明亮才说，负责查办赌场的大学士禄康，他自己的轿夫就是开赌场的，明亮怀疑禄康恶意打击竞争对手，想垄断京城赌博业。嘉庆马上改命英和与桂芳二人负责查办，一查果然确有其事，这不能不使嘉庆皇帝大为震惊。本来轿夫开局聚赌可以算是个人行为，但明亮、禄康这样一些身居高位的大员，他们互相知道对方的轿夫开赌场，说道自家轿夫设赌的事又支支吾吾，这些轿夫还总能奇迹般地提前得知风声，官兵还没出动就提前跑路，说这俩官员毫无干系，这事谁能相信？

嘉庆令将明亮所有太子少保衔、内大臣、协办大学士、兵部尚书、镶蓝旗满洲都统、阅兵大臣、管理稽察坛庙事务、上书房总谙达、清字经馆总裁、紫禁骑马、双眼花翎全行革去，降为二品顶戴、副都统，署理富兰镶黄旗汉军副都统出差之缺。毕竟明亮是前朝老臣，随着阿桂平定金川有功，嘉庆帝对他还显客气。禄康则是“ 文过饰非，欲盖弥彰”，但最后也不过革去太子少保、内大臣、东阁大学士、管理吏部事务、步军统领、经筵讲官、阅兵大臣、管理户部三库事务、崔文门正监、国史馆总裁等职，拔去花翎，降为正黄旗汉军副都统。两人只是降低了行政级别，照样锦衣玉食，倒是他们的那些白手套，开赌场的轿夫，被判令 “永远枷号，游示九门”，其他从犯分别枷号三年或一年，期满之日再发极边烟瘴充军。那几个轿夫披枷带锁，在京师九门一直示众到死。此后，嘉庆帝又连续查获京城赌案十三起，连前共有十六起之多。

发钱策略治标不治本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八旗风气堕落，组织涣散，旗人违法乱纪事件不断发生，八旗生计艰难、经济困难，是很重要的原因。嘉庆帝不断地以行政手段扭转八旗风气的同时，也千方百计地筹划八旗生计。八旗子弟在清初是个尊荣的称号。清朝入关初期，清统治者通过大规模的圈地活动，掠夺许多肥沃的土地作为旗地，按不同的等级分配给所有八旗官兵，就连地位最低的披甲人也能分到房屋二间、耕地三十亩、月饷银二两、年米十余石，以及出征时一定数量的银米津贴 （称为行粮）。然而，这套优厚待遇随着战事的平定、圈地的停止，也就无法支撑了，随着这些八旗兵的繁衍生息，以往分配到兵丁个人的土地、粮米，慢慢地要养一家乃至好几家人，八旗内部贫富迅速分化，一些八旗子弟贫困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富贵者穷奢极欲，如和珅、福康安等动辄将数千顷官地收入囊中。有钱人自然声色犬马，贫困者又想着赌一把改变命运。

为此，嘉庆帝一方面扩大养育兵的兵额。八旗战兵的后备力量，称之为养育兵，通常食正兵一半饷银。嘉庆帝此举意在让更多的八旗子弟参加军事训练，增加八旗子弟的军饷收入，至于打仗，连八旗正兵都靠不住，自然也不需要这些养育兵上，这项政策可以视为一项纯粹的福利政策。不久，各都统为增添养育兵事上折谢恩，嘉庆帝也借此向八旗官兵进行一番将心比心的思想教育。他在上谕中说：“添设养育兵额，实因旗人生齿日繁，生计拮据”，纯粹为了改善你们生活。但同时，他希望各都统、副都统好好履行 “教养兵丁之责”，“俾兵丁各习弓马，勤慎当差，节俭生计”，虽然也让他们练习弓马骑射，但实际上最主要的还是参加训练，接受纪律约束，因为嘉庆帝根本不谈军事训练，只是念叨，你们可要改邪归正，不要老想着吃福利，如果再 “妄行僭越，华服饮酒，赌博听戏，钱粮入手，立即荡然，是多添银两，转于伊等有损无益。况国家经费有常，朕亦不能屡加恩施”。

这种发钱的策略治标不治本，原本僧多粥少，更何况交给这样一群声色犬马之辈，让这群人进军营，原本的老实军人也得被他们带着吃喝嫖赌。于是，嘉庆帝一方面整理旗地，以保证旗人有所收入，同时迁移京旗实边垦荒，发展生产。早年，国子监祭酒法式善就提过这个建议。法式善也是前朝老臣，是个蒙古旗人，能提出这种改革八旗的措施，当属公忠体国。但当时嘉庆亲政不久，对京城八旗的状况还未绝望，反倒把法式善骂了一顿。直到嘉庆十七年后，他的态度始有所改变，希望将京城八旗子弟移往吉林开垦，但当时吉林将军赛冲消极抵制，两年之后，另一个蒙古旗人富俊调任吉林将军，开始认真策划屯垦。在朝廷发给种子、农具、耕牛后，富俊亲自驻扎屯垦基地双城堡。

这个双城堡就是解放战争期间东北野战军前线指挥部所在的双城子，当时虽然归在吉林将军辖区，但已经离哈尔滨很近了，天气寒冷，故第一年遇上早霜收成不好，但几百年无人开垦的黑土地肥力深厚，屯垦迅速获得成功，但直到嘉庆驾崩，也没有京营旗人前来开垦，来这里的大多是盛京、吉林自愿前来的贫苦旗人，来了有地种，有优惠政策，何乐不为。而对那些京营八旗，放着提笼架鸟的日子不过，跑到这苦寒之地开荒种地，他们才不来呢。至于北京的那些宗室权贵，虽然没有生计问题，但惹是生非，还不能严加苛责，毕竟是皇上本家。

和珅像，出自 《御笔平定台湾二十功臣像赞》（清乾隆）

好端端的，把自家亲戚给发配了

嘉庆亲政不久，就重开了宗室参加科举，希望用读书教化宗室，让他们除了提笼架鸟之外也有进身之阶。宗室考试，无论是乡试、会试直至圆明园光明殿复试都只考一诗一文，“用制艺一篇，五言八韵排律诗一首”。别人参加会试八月初四五鼓时入场，初五即可交卷出场，要考两天，由于宗室会试简单，一日即可答完，嘉庆帝九年规定 “改于各士子乡会试三场完毕后，十七日点进，当日完场”。可见宗室考试与正常科举相比简单很多，宗室在考试排名引见的特殊待遇更是不少，规定宗室 “点名在八旗及各省士子之前。并另编坐号，不致拥挤。颁发钦命试题。先行揭晓”，地位尊隆，又是单独录取。

实际上，这些宗室即使通过考试当官，也不能做事。当时的礼亲王昭梿，自己姓爱新觉罗都看不下去。他指出，宗室人数庞大，当官的却很少，“饱食终日，毫无所事”。这些宗室家里人特别多，一旦有啥经济纠纷，就 “好为不法之事，累见奏牍”。他们 “习俗倨傲”，架子大，汉族士大夫不肯亲近他们，就是满洲八旗子弟，稍微有点自尊的，也不肯在他们手底下干活，这群大爷谱太大。但市井小人就可以毫无顾忌，每天前来谄媚，没有任何心理负担，带着这些宗室吃喝玩乐。这些宗室一旦有违法乱纪，司法部门都管不了，市井良民又多畏其威势，只能忍气吞声，结果这些宗室就越来越离谱。

无奈之下，嘉庆就想将他们迁移回盛京老家安置，希望他们在祖居之地感染下返朴还真，至少少惹麻烦。为做好安置工作，他先令盛京将军和宁等在盛京小东门建房八十区，都盖上厚厚的院墙，可聚族而居。迁移过程中，特地雇来大车运送，备置行装，启程后还逐日发给盘缠，并由大臣照料，沿途文武官员护送，安排可谓细致周到，但仍遭到宗室们的强烈反对，这些养尊处优的皇亲国戚抱怨，好端端的，把自家亲戚给发配了。

嘉庆帝不得不又写了一篇很长的《训移居盛京诸宗室》加以劝导。其实嘉庆帝确实真的很喜欢写文章和人争辩。在文中，嘉庆帝说内地发往新疆的罪犯，是远离故土，遇有朝廷庆典、大赦天下，才有资格还乡，把你们宗室送回东北，那是 “衣锦还乡之乐事”，你们应该心里偷着乐，反而说我把你们给流放了，“稍有人心者，何忍出此言哉！试问犯罪发遣之人岂有受此重赏乎！”

然而，嘉庆帝的努力并没有解决八旗生计问题，嘉庆二十四年 （1819）的一道上谕就说：“八旗满洲蒙古汉军旗人，皆系国初时随来者，旗人子弟性习本属淳朴，及今日久，较先渐染流俗，惟尚虚华，不思技艺，此皆由八旗满洲蒙古汉军都统副都统平日不善为教养，于挑缺时只论其家口挑取，并不教训八旗子弟，令其勤习技艺之故。”亲政二十余年，嘉庆帝仍然把八旗腐化堕落的责任推给八旗各都统，似乎他整顿旗务的努力并未收到显著效果。他原本计划每隔十年就把一批北京的宗室送往盛京，然而只安排了第一批就去世了。

翻译科会试录取事项的奏折 （复制品），原件现藏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八旗制度是清朝的国家支柱，八旗子弟一直是清廷内部的一个特殊阶层，不允许经商致富，只能靠朝廷的铁杆庄稼供养。然而，随着清朝疆域的奠定，原有的丰厚待遇无法再通过战时的圈地、劫掠等暴力手段来维持，蛋糕只能做这么大，已经到头了。随着战事的平定，八旗人口逐步繁衍。很多八旗子弟堕入贫困，但归根到底，处境还是要好于当时衣食无着的农民，所以即使清廷的铁杆庄稼数额有限，但八旗子弟的人口增长一直很快，国家已无力负担，却不让他们自谋生路，势必造成八旗子弟的生活困难，规模已经发展到清廷倾尽全力也无法全部包揽下来的程度。嘉庆皇帝本人又是一个保守的君主，张口皇考，闭口祖宗，对于这项太祖开国时就定下的基本制度，碰也不敢碰，只能做些小修小补。就连颁布这些改革措施时，嘉庆皇帝态度也不甚坚决，遇到旗人的抵制，也不过写个文章回应一下，口吻唯唯诺诺，仿佛犯错一般。如此这般的整顿，失败也是情理之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