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的内阁制度是如何形成的（明朝内阁制度什么时候形成）

内阁是明朝创设的机构，距离皇帝最近，与皇帝联系最多，对明朝政治生活的影响也最大。内阁制取代了前朝的宰相制，内阁的形成与发展也经历了较长的时间，下面我来简单聊一聊。

萌发期

洪武、建文时期，还没有内阁之名，但内阁的形态已经萌发。洪武十三年（1380）正月，太祖废中书省和罢丞相后，每天要亲自处理大量的政事，于是当年九月设置了四辅官。所谓四辅官，是效法古代三公四辅的说法而设置的。

洪武十五年（1382）七月，四辅官废除，这一时期前后又对辅政形式做了新的尝试，除了设置“翰林院平驳诸司文章事”这一机构外，还设立了华盖殿、武英殿、文华殿、文渊阁、东阁诸大学士。

上图解缙，永乐时期的阁臣之一

创立期

永乐皇帝即位后，对洪武、建文时期的辅政形式稍事变通，创立了内阁制度。具体做法是，恢复洪武时翰林院的设置，继续用翰林官辅政，并使之制度化、固定化，辅政地点在文渊阁。文渊阁在午门之内，文华殿南面，地处内廷，入直人员要在大内就餐，于是称为内阁。

此文渊阁指南京故宫的文渊阁。迁都北京后，北京宫廷中的文渊阁位置与南京相同。今日故宫的文渊阁，非明代文渊阁，为乾隆时所建。内阁最初也不是官署名，而是入直文渊阁的俗称，以后固定化、经常化，就成为文渊阁的代名词，并演变为官署名。

上图杨士奇，洪熙年间升任礼部侍郎兼华盖殿大学士

发展期

洪熙、宣德和正统初年，这一时期内，内阁的地位有了很大的提高。仁、宣之后，以侍郎、尚书入阁的比例越来越大，随着阁臣品秩大增高，内阁的地位也越来越明显。这种状态一直延续到正德年间。

鼎盛期

嘉靖、隆庆、万历初年，阁权向上下左右全方位渗透。内阁一般由五到七人组成，多时达九人，少时也有二三人，一人独在内阁的情况极为罕见。内阁多人，必有一人主持阁务，这就形成了首辅。一般说来，首辅以入阁先后，资历深浅，以及皇帝的信任程度来确定。内阁地位提高，首辅的地位自然更高。弘治、正德以后，只有首辅才能秉笔票拟，地位和名望与次辅、群辅有很大差别。嘉靖以后，更有一批首辅权力膨胀，成为权臣。

上图张居正

衰落期

万历中后期以及泰昌、天启、崇祯三朝，阁权从顶峰向下滑落。鼎盛期的内阁，特别是内阁首辅，权力过重，给明朝高层权力运作带来新的矛盾，这些矛盾决定了内阁权力必然要走向下坡路。

明初本来已经消弭的皇权与相权的矛盾又有复张的兆头，《天府广记》引明朝人何良俊的话说：“夫威权日盛，则谤议日积；谤议日积，则祸患日深。故自世宗以来，宰相未有能保全身名而去者。”何良俊讲的“宰相”，就是指内阁首辅。杨廷和、张璁被迫去职。夏言竟然被杀于西市。严嵩罢官后被抄家。高拱被轰赶狼狈离朝。张居正死后被籍没。总之，前一阶段权力过大的首辅几乎下场都很凄惨。而且，内阁内部争夺首辅地位的明争暗斗日益突出，阁臣之间钩心斗角，相互倾轧。

天启二年(1622年)，任兵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

万历中期开始的东林党议，与皇权和阁权的关系，以及阁权之争、阁部之争密切相关。从此，内阁的尊荣地位逐渐消失。到了天启年间，阁臣拜倒在权阉魏忠贤门下，蝇营蚊附，成为宦官的附庸。崇祯朝，阁臣身世沉浮变化莫测，17年间竟有50名阁臣先后在政坛上表演，多数阁臣成为皇权的牺牲品，内阁走到了下坡路的尽头。

在明代以前，中央政府一直实行的是宰相制度，皇帝是元首，是统治阶级的总带班，宰相则是国家的最高行政长官，宰相名为“领旨办事”，实则国家的许多政事往往不与皇帝商量，甚至都不通知皇帝，自己就作出了决定，然后按照自己的意图再实施下去。

所以，中国两千年的政治斗争主线，有这么一条，就是君权与相权的斗争。到了朱元璋建立明朝后，老朱同志精力旺盛，权力欲望强烈，掀起丞相胡惟庸的大案，借机废除丞相制度，并立下祖制，后世子孙不得再立丞相。

然而，尽管老朱是历史上有名的劳模皇帝，但也架不住每天要阅览上千件的奏章，审批200多份公文，所以老朱给自己搞了个秘书班子，从民间找了四位跟朝堂没有瓜葛的宿老，设立四辅官，协理政事。然而这些来自民间的辅臣因为不熟悉朝典政务，难以胜任其职，结果前后不足两年就撤销了，这是朱元璋废相后对中央机构改革的一次尝试。

事实上，内阁的雏形早在洪武时就已经出现了，它是一个顾问性质的机构，还不叫内阁，“掌献替可否, 奉承归 晦, 点检题奏, 票拟批答, 以平允庶政。”，一个秘书班子。到永乐时，这个班子进一步扩大，开始有了一定的品秩，有了大学士的身份，尽管只是一个连知府（正四品）的正五品官员。到明仁宗时，内阁的地位和职权才开始逐步发展。

仁宗时，内阁的发展是以永乐时期内阁制度的形成及其权力的逐步增长为基础的，永乐时期，阁臣开始参预政务，仁宗时，诸大学士开始能够身兼部职（各部尚书），由此开始，阁职渐崇，声望益尊，不久便出现了“三杨用事，政归内阁”的趋势。从这时候开始，形成了非有侍郎、尚书的资历不能入阁的规则。而且入阁加职衔，内阁大学士成了最高官位。阁权超越部权（六部之权）就起于仁宣之时。

到了景泰时，王文始以左都御史进礼部尚书，入内阁。自后六部承奉意旨靡所不领, 而阁权益重。。在正统、正德年间，内阁巩固了自己的权威，阁权已经全面超过了部权，同时，内阁内部成员之间也出现了地位变化，有了首辅、次辅、群辅之分，首辅地位在这个时期日益显著。

嘉靖、万历年间，内阁制度发展进入了鼎盛阶段。在朝位次方面，“朝位班次，俱列六部之上。”大学士和六部尚书各以以吏、户、礼、兵、刑、工的次序，排列先后，而且以坐部为尊。大学士加衔，本应屈坐部尚书之后，而此时阁臣不仅朝位班次居六部之上，而且非才望出众的尚书、都御史、没有资格推补入阁。内阁设有制制敕房和诰敕房, 诏敕、制 诰等文书均由其掌管。

明代内阁大学士的地位形低而实高，后来居上，明中叶以后，完全凌驾于六部之上，丝毫不比汉唐宰相逊色。

综上所述，明代的取代宰相的内阁制度，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它是明朝通知和实现专制独裁的产物，标标志着我国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发展到了一个更高的历史阶段。内阁是皇帝的助手，顾问，是实施独裁的有力工具，二者之间既有矛盾，又互相依赖。

皇权需要内阁的辅助，内阁需要皇权的支持。在维护封建统治这一点上完全是一致的。但皇权的集中势必要控制内阁，内阁权力的增长又会反过来限制皇权。内阁地位的高低，职权的大小完全取决于皇帝对阁臣信任度的高低。

明代内阁制度是明太祖朱元璋废黜传统的丞相制后逐渐形成的。古代君权与相权某些时候几乎并行，而且当皇帝幼小时，丞相一般代理国政。甚至汉时流行的儒学公羊学派就提出过“天子一爵”的理论，意思是天子也是爵位的一种。

所以丞相统率百官，如果皇帝不强势，丞相的权力是很大的。

朱元璋废黜丞相后，“析中书省之政归六部，以尚书任天下事”。即废黜丞相制后以各部首长负责具体政务。

永乐时，内阁初设。但内阁对于朝政国事并无独立裁决权，只是奉诏办事，其职责被明定为“掌献替可否，奉陈规诲，点检题奏，票拟批答，以平允庶政”，可以理解为只是皇帝的秘书和顾问班子。

可见明初内阁并非是法定的最高行政机构，阁臣也不是后世所谓的宰相，更不是最高行政长官。

但由于内阁“地居近密”，常侍天子左右，出谋划策，皇帝礼遇，虽无宰相之名，“然纶言批答，裁决机宜，悉由票拟”。

随着时局变化，阁权逐渐积累，慢慢突破了原先的规范，又沿着宰相化的道路发展。

很快，到了仁宣时期，大学士“累加至三孤”，又多兼领尚书，内阁权限迅速提高。嘉靖时期又上升到新的高度：“至嘉靖间始委政内阁，而居首揆者，责任尤专，凡一时政治得失皆视其人为轻重。”，而且内阁“朝位班次，俱列六部之上。”

“至世宗中叶，夏言、严嵩迭用事，遂赫然为宰相，压制六卿矣。”

其时，内阁权压六卿，而诸司奏事亦相关白，内阁对于军国大事无所不掌，刑名钱谷无所不问，至此，内阁无疑是握有一部分宰相之权，而非最初的皇帝“秘书”性质。

但明代的内阁大学士无宰相之名。按照明朝制度规定：“六部分莅天下事，内阁不得侵”。六部尚书直接向皇帝负责，而绝不是内阁的属官。内阁与六部没有任何的隶属关系，内阁大学士兼尚书只是虚衔，不许实际掌管六部的事务。

正如清人纪昀所说：“汉以来，六曹皆宰相之统属也。然自明革中书省，析其事权归之六部，始得专达于天子，而内阁惟司票拟之职，与古制迥异也。”

可见内阁并无对部臣发号施令之权，更无直接任免官吏的权限。朱元璋规定以部院“分理天下庶务，彼此颉颃，不敢相压，事皆朝廷总之，所以稳当”，这成了部院行政独立的法宝。然而，随着内阁权势的不断扩张，内阁对部院之权不断侵夺。

内阁权力登峰当在张居正当国之时，当时万历帝幼小，在内官冯保和太后支持下张居正以首辅之名行摄政之实。“阁臣与部臣为平交，至严嵩始阴挠部权，迨张居正时，部权尽归内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