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议曹操：六十年脸谱变迁史

    五十年代末的曹操：毛泽东称“冤案要翻”

    早在50年代之初，曹操的形象还未必称得上良好。例如，张邃青发表于《史学月刊》1952年11期的《诸葛亮是怎样受到崇拜的》一文，曾对比了诸葛亮与曹操的屯田政策，他写道，曹操的屯田是“把独立自耕农变成农奴来使用，是压迫农民的”，而诸葛亮的屯田，目的在于减轻人民的负担，同时解决军粮运输上的困难。到了1954年，郭人民发表于《新史学通讯》上的一篇文章，则索性把刘、关、张、曹等人物都当做反面典型，“魏蜀吴三国之间的战争，既然是军阀兼并的掠夺性战争，对于当时社会就不会起什么好的影响。”

    1959年，史学界、文学界突然掀起了一股沸沸扬扬的为“曹操翻案”之风。这股浪潮幕后的最大推手，当属毛泽东。

    毛泽东对曹操的态度，用钟爱有加来形容毫不为过。1954年夏在北戴河，毛泽东对身边工作人员说：“曹操是个了不起的政治家、军事家，也是个了不起的诗人”，“曹操统一中国北方，创立魏国。那时黄河流域是全国的中心地区。他改革了东汉的许多恶政，抑制豪强，发展生产，实行屯田制，还督促开荒，推行法治，提倡节俭，使遭受大破坏的社会开始稳定、恢复、发展。这些难道不该肯定？难道不是了不起？说曹操是白脸奸臣，书上这么写，戏里这么演，老百姓这么说，那是封建正统观念所制造的冤案，还有那些反动士族，他们是封建文化的垄断者，他们写东西就是维护封建正统。这个案要翻。”还特意给女儿李敏、李讷写信说：“北戴河、秦皇岛、山海关一带是曹孟德到过的地方。他不仅是政治家，也是诗人。他的碣石诗是有名的。”

    毛泽东针对历史上对曹操评价，还曾与保健医生谈道:曹操统一中国北方，创立魏国。他改革了许多恶政，抑制豪强，发展生产，实行屯田制，还督促开荒，推行法治，倡节俭，使遭受大破坏的社会开始稳定、恢复、发展。这难道不该肯定？难道不是了不起？说曹操是白脸奸臣，书上这么写，戏里这么演，老百姓这么说，那是封建正统观念制造的冤案。还有那些反动士族，他们是封建文化的垄断者，他们写东西就是维护封建正统。这个案要翻。

    毛泽东很快将这一观点向全党公开表达。1958年11月初，毛泽东召集部分中央领导人和部分地方负责人在郑州举行工作会议，即“第一次郑州会议”。他在会上讲话中专门说道：“把纣王、秦始皇、曹操看作坏人是完全错误的。”(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版)时任山西省委书记的陶鲁笳回忆，11月20日上午，毛泽东召集柯庆施、李井泉、王任重和他在武汉座谈，他们都以为要座谈的内容是预定在第二天，即11月21日开始的中央工作会议和相继召开六中全会的问题。谁也没有料到，当他们坐定后，毛泽东一开头却说：“今天找你们来谈谈陈寿的《三国志》。”他强调：“《三国演义》是把曹操看作奸臣来描写的；而《三国志》是把曹操看作历史上的正面人物来叙述的，而且说曹操是天下大乱时期出现的‘非常之人’、‘超世之杰’。可是因为《三国演义》又通俗又生动，所以看的人多，加上旧戏上演三国戏都是按《三国演义》为蓝本编造的，所以曹操在旧戏舞台上就是一个白脸奸臣。这一点可以说在我国是妇孺皆知的。”说到此，毛泽东愤愤不平地说：“现在我们要给曹操翻案，我们党是讲真理的党，凡是错案、冤案，十年、二十年要翻，一千年、二千年也要翻。”“说曹操是奸臣，那是封建正统观念制造的冤案，这个冤案要翻。

    毛泽东为什么要为曹操翻案？有分析认为，毛泽东从评曹操这一特定历史人物的角度告诉人们：“无产阶级就是要讲专政。依靠这个专政，才能保证国家的统一，才能稳定和发展社会。”对于那些“共产党没有自由”的叫嚣，毛泽东直言反驳道：“资产阶级自由与无产阶级自由势不两立，只能由一个灭掉另一个。”

    由于毛泽东再三再四提出要为曹操“翻案”，郭沫若自然积极响应。1959年1月25日，《光明日报》发表了郭沫若的《谈蔡文姬的〈胡笳十八拍〉》一文，认为：“曹操对于民族的贡献是应该作高度评价的，他应该被称为一位民族英雄。然而自宋以来所谓‘正统’观念确定了之后，这位杰出的历史人物却蒙受了不白之冤。自《三国志演义》风行以后，更差不多连三岁的小孩子都把曹操当成坏人，当成一个粉脸的奸臣，实在是历史上的一大歪曲。”

    为了消除《三国演义》的影响，他也想以通俗的戏剧形式为曹翻案。1959年2月初，郭沫若终于写完了历史剧《蔡文姬》，于4月中旬在《羊城晚报》连载；几乎同时，3月23日的《人民日报》发表了他的《替曹操翻案》一文。在这些文章和戏剧中，他热情讴歌了曹操的文治武功。

    同一年，郭沫若所作的五幕话剧《蔡文姬》在北京公演，内中有一段曹操和其妻卞氏的对话。卞氏说：“这条被面真是经用啊，算来用了十年了，缝缝补补，已经打了好几个补丁了。”曹操说：“补丁愈多愈好，冬天厚实，夏天去了棉絮，当被单盖，刚合适。”卞氏说：“你真会打算。”曹操说：“天下人好多都没有被盖，有被盖已经是天大的幸福了。”看戏之后，大将陈赓在休息室中看见郭沫若，郭请他谈及对该剧的看法，陈赓说：“我看曹操可以填写一张申请入党的登记表了，郭老可以做介绍人嘛。”听者无不哄堂大笑。

    一时间，文史学界出现了讨论“为曹操翻案”的热潮，如翦伯赞也发表了《应该替曹操恢复名誉》的论文。1959年4月23日，翦伯赞还参加了北京大学历史系举办的曹操问题研讨会。在会上，他做了发言，认为艺术真实不能违背历史的真实，历史上这个人是好人，就不能在艺术上进行相反的处理，何况“曹操在舞台上受歪曲，还不仅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问题，更重要的是舞台上被丑化的曹操反映了封建正统主义的观点，对群众起了极坏的影响。我们要反对封建正统主义，就要抹去曹操脸上的白粉。”

    此类发言在1959年蔚为大观。

    文革中，曹操在“批林批孔”运动时再次粉墨登场。

    “九·一三”事件之后，北京毛家湾林家住宅被查抄时，人们发觉那里挂着林彪、叶群所书孔孟格言，诸如“克己复礼”、“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等。这样，在批判林彪时，便称他是“孔孟信徒”。　不过，仅仅凭借林府的几幅条幅，还无法发展成为一场“批林批孔”运动。

    1973年7月4日，毛泽东召见张春桥、王洪文，原本是谈中共十大的政治报告和修改党章问题。毛泽东忽地谈起了外交部最近的一份简报。他不同意这期简报中对于苏美关系的分析。

    在批评外交部的时候，他提到：“所以我正式劝同志们读一点书，免得受知识分子的骗。什么郭老、范老（引者注：指郭沫若、范文澜）、任继愈、杨柳桥之类的争论。郭老又说孔子是奴隶主义的圣人。郭老在《十批判书》里头自称是人本主义，即人民本位主义。孔夫子也是人本主义，跟他一样。郭老不仅是尊孔，而且还反法。国民党也是一样啊！林彪也是啊！我赞成郭老的历史分期，奴隶制以春秋战国为界。但是不能大骂秦始皇。”

    毛泽东对江青说：“历代政治家有成就的，在封建社会前期有建树，都是法家。这些人都主张法治，犯了法就杀头，主张厚今薄古。儒家满口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都是主张厚古薄今的。”

    张春桥、王洪文把毛泽东一席言转告江青，江青如获至宝，凭借毛泽东的力量和威信，向来是她的“法宝”。既然毛泽东批评周恩来、郭沫若，批孔尊法，这正是她可以借来“做文章”的好机会。她嘱令手下的“写作组”抓紧“做文章”。于是，报刊上大量刊载“四人帮”写作班子“梁效”、“池恒”、“罗思鼎”等的文章，大搞影射文学、阴谋文艺，不批林、假批孔、批宰相、批周公、批“现代的大儒”。

    在这场运动中，曹操又一次作为尊法反儒的代表被搬了出来，成了运动中的急先锋。有文章这样写道：“东汉末年,由于统治阶级长期信奉孔学,结果是孔老二‘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的反动思想日益抬头。致使豪强兼并,皇权旁落,生产力发展停滞不前,酿成了自秦统一后的第一次豪强割据的分裂局面…..在黄巾起义的推动下,地主阶级内部不安于现状的中小地主中的杰出人物积极地从先秦进步法家的武库中寻求思想武器,打击豪强,变革维新,在重新实现统一的斗争中做出了应有的贡献。曹操就是其中比较突出的一个代表。”

    再如，1974年11月1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署名石一歌的文章，《坚持古为今用正确评价法家》，热情赞颂了鲁迅1927年为曹操“翻案”的一篇演讲——《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

    文章认为，曹操坚持法家路线，进行统一中国的战争，镇压反动儒生的捣乱，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进步的，顺应了历史的潮流和社会的发展。正因为曹操冲破了儒家的桎梏，才被“反动势力”咒骂了一千多年。

    而鲁迅的这篇演讲，联系魏晋时代的“政治斗争形势”，把被儒家咒骂为“无容于天地之间”的曹操，称之为“一个很有本事的人，至少是一个英雄”。鲁迅肯定了曹操的“尚刑名”——以法治取代礼治、主张统一的法家政治路线；肯定了曹操的“尚通脱”——打破儒家在思想领域的垄断地位，将“孔教以外的思想源源引入”的法家思想路线；肯定了曹操的“唯才是举”——与儒家“任人唯亲”对立的法家组织路线。这无疑“凝聚着对血染双手的国民党反动派的无比仇恨”。

    “他通过为曹操翻案，旁敲侧击，抨击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滔天罪行，表示了在血泊中挺起胸来继续战斗的坚强决心”。文章写道。

    在此类文章带动下，1974年，学界出现了大量研究曹操与法家关系的文章，仅举几例，如牟世金《曹操为其法治路线服务的诗歌创作》、陈和兴《郭嘉是曹操执行法治路线的重要助手》、严正德《汉魏之际的杰出法家——曹操》、闻征《曹操统一北方是法家路线的胜利》、孟玉成与袁彦南的《官渡之战是曹操执行法家军事路线的胜利》，等等。

    曹操再度成为正面典型人物。

    有趣的是，在四人帮倒台之后，曹操的“法家”地位立即不保。例如，1977年《文史哲》刊登的一篇题为《论曹操》的文章认为，对曹操的极力吹捧美化，是“四人帮”出于篡党夺权的反动政治目的而散播的谬论，曹操根本未曾提出和执行一条与儒家相对立的法家路线。至于曹操的屯田制，从本质上来讲，是地主阶级对农民的严重的反攻倒算。

    不过，此类阶级史观下的解读，到了八十年代已经难以风行，新的历史时期，曹操的用人之道成了全社会议论的话题。无疑，这其中也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

    1977年，随着高考制度的恢复，上百万青年如过江之鲫般地涌向刚刚打开大门的大学。而此前，这种选拔读书人的制度，已在中国消失了10年。

    更让人惊讶的是，“文革”对经济造成的巨大破坏使国家一时竟拿不出足够的纸来印考卷，于是，中共中央果断决定调用印刷《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纸张。不难想象，决策者当年做出这一抉择之艰难、所需魄力之巨大及其意义之深远。

    1978年，徐迟发表了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主人公陈景润旋即成为全社会崇拜的偶像，极大地激发了千百万青年对知识的渴望。1980年，新中国第一部教育法规——《学位条例》正式颁布，这标志着我国教育事业开始走上依法治教的轨道。1982年，国家把教育方针、地位和作用等内容写入《宪法》，教育的突出位置在根本大法中确定下来。1986年，《义务教育法》颁布，在我国历史上首次建立了九年义务教育制度。1988年，邓小平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著名论断。

    种种举措传达了一个鲜明的信号：知识与人才都应该受到尊重。

    1984年11月5日，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成立大会曁首届学术讨论会于1984年11月5日至10日在四川成都举行，这个学会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武汉大学、山东大学、四川大学、中山大学等七个单位的学者共同发起成立的。出席代表近百人，提交论文70余篇。

    学者马欣提交的一篇名为《评曹操的“唯才是举”政策》的文章，认为曹操以一个名微众寡的小军阀起家,最后能战败群雄,统一北方,得力于他的善于用人者多也。选人是用人的基础或前提,曹操也非常重视选举人才,著名的”唯才是举”政策,就是他为了广罗人才而亲手制定的——无疑，这对于当下有着借鉴意义。

    很快，曹操的用人之道成了党政机关的教材，例如，1985年3月，中共重庆市委党校的《探索》期刊发表文章《改革需要人才用才需要改革——从曹操三下求贤令说开去》指出，曹操是我国历史上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也堪称得上是古代爱才用才的典范，相比之下，“我们共产党人代表的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阶级的根本利益, 为了中华民埃的振兴, 不是更应该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吗? ！那些在人才问题上至今思想僵化、顾虑重重, 刁三钻四的人、难道不应该感到面红心惊吗? !”

    到了1987年，华中师大出版社出了一本书，名字叫做《曹操三请诸葛亮》，把原本属于刘备的故事直接按在了曹操身上。由此可见曹操“唯才是举”的形象多么深入人心。

    曹操为什么距离普通人更近？从易中天的一段论述中可以看出一些端倪。

    易中天在《真假曹操》一文中写到：“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曹操遭人骂，自然有他的原因。什么原因呢？也很多。但说得最多的，是‘奸’。比方说，篡汉，在古人看来就是奸。狡诈，在古人看来也是奸。不过，最让一般民众痛恨的，还是曹操说了‘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这句话。一个人，宁肯自己对不起普天下的人，也不能让天下的人对不起自己，这个人就太坏了。”

    “不过即便如此，毛批仍说：‘此犹孟德之过人处也’，‘犹不失为心口如一之小人’。为什么呢？因为如果换了别人，一定反过来，说宁肯天下人都对不起我，不可以我对不起天下人。但是实际上怎么样呢？实际上都是像曹操那样做的（试问天下人谁不有此心者），然而‘谁复能开此口’呢？大家都装作正人君子，只有曹操一个人坦率地说出了这话。至少，曹操敢把奸诈的话公开地说出来。他是‘真小人’，不是‘伪君子’。所以毛批说，这是曹操超过其他人的地方，因为这个世界上伪君子实在太多。毛宗岗父子是不喜欢曹操的。他们都说这是曹操的过人之处，那就应该是过人之处了。”

    无疑，曹操是一个性格甚至品行有严重缺陷的成功者，并且毫不掩饰自己的缺陷。芸芸众生，谁没有缺点呢？

    “我们不仅能看到活生生的曹操，更重要的是，能看到曹操的一生与我们大多数人一样，自小树立梦想，去追逐梦想，一定程度上达成梦想，最后又被时代所淹没，进而“知天命”，只得“耳顺”。曹操的一生是我们真实写照，曹操的一生也是我们个人的一生。塑造超人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每个人可以在自己的梦想和生活中充当超人。”一本“曹操题材”书籍的书评这样写道。

    不过，对曹操最新的“翻案秀”，也有一些不同的声音。例如评论家解玺璋认为，“以前对《三国演义》的批判，认为它的“尊刘抑曹”宣扬了封建统治者的道德观念，是愚弄民众的精神鸦片；这样的话今天很少有人说了，有些人似乎更强调它在当今这个以市场竞争为主的商业社会环境下的不合时宜。”

    “我们看当今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其实是实用主义的，功利主义的，不仅以成败论英雄，甚至以财富多寡论英雄，以实力大小论英雄，为了实现某种目的(这个目的既可以是财富、名声、地位、权势等等，也可以是事业上的功成名就)，甚至可以不择手段，可以伤害或者抛弃终极价值。当今中国社会的乱象，在很大程度上正是这样一种社会风尚造成的。曹操固然是一代英雄，他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均有建树，实事求是地评价他在历史上的功绩，固属应当。但透过曹操这个形象(历史的和艺术的)，确实容易使人看到这种过于功利、过于实用的价值观念的历史传承。这是很令人担忧的。”

    解玺璋认为，对于传统的精神信仰、伦理道德、价值观念，我以为还是慎重一点的好。这些年来，我们破坏和扔掉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看上去我们似乎不差钱，但是，我们在精神上的贫困，又用什么来弥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