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名士们都玩什么：喝酒 嗑药 吹箫 口水战

　　竹林之游的确切地点，在今河南省焦作市修武县五里源乡以北云台山以南一带。在这里，嵇康有两处住宅。竹林中人相聚百家岩，终日在竹林中饮酒清谈，高山流水，谈虚论道。

　　百家岩是一个约高170米、宽500米的巨大峭壁，峭壁下的一座低矮小山丘便是嵇山。峭壁与嵇山之间有个约宽30米、长百米的平缓地，可供百家居住，故名百家岩，这里有清泉、山溪，风景秀丽，嵇康的山墅即建在此处，后被佛教庙宇百岩寺取代。竹林之游的古迹，集中在这一带，如刘伶醒酒台、嵇康淬剑池、孙登长啸台、王烈泉等。

　　大凡风流人物，其玩法都会异于俗人，即使玩俗人之事，也能玩出风格，玩出水平。比如嵇康的打铁，刘伶的裸形，都是令人望尘的。

　　从掌握的史料来看，他们的玩法大概有：饮酒、服药、行散、清谈、弹琴、长啸、吹箫、锻造等，当然还得加上行文作诗。竹林七贤们好玩，生性如此，当然也是时代使然。在这些玩法中，他们玩出了仕途，玩出了性格，玩出了友情，而有的却玩掉了性命。

　　喝醉了，说胡话，躲猫猫

　　先说饮酒。之所以先说饮酒，是因为酒这东西是文人们最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无论古今。竹林七贤中，阮籍与刘伶是酒鬼，嵇康则是饮酒兼服药。阮籍一饮能醉一个多月：刘伶饮起酒来则喜爱表演行为艺术，把衣服都脱光，还振振有词地说： “我以天地为房屋。以房屋为裤子。”这或许是饮酒的高级境界，凡人是无法企及的。

　　阮藉喜爱饮酒，他把出仕当官当作小孩子的游戏来玩耍，他听说某步兵校尉一职空缺后，便主动要求上任，原因是该官职府邸中藏有陈年佳酿，待佳酿喝完后，他又主动要求辞职；而在母丧期间，他也照样饮酒啖肉，无视礼教；更有甚者，有一回他与友人们正在院中酣饮，突然一头猪闯了进来，把嘴拱进了酒盆，但阮籍们却熟视无睹，依旧畅饮如初，直到与猪同醉。

　　如此这般，我们今人看来，真是不懂这是真放达，还是患了精神病？当然，我们知道，阮籍嗜饮，是要逃避世事，他不但好饮，而且好沉默，这二者是有联系的，醉后不讲话或说些胡话，都情有可原。他就用这个方式推掉了与司马家族的婚事，也实在高明。正如田文棠在《阮籍评传>》中所说：“阮籍的嗜酒，也实在是对付司马氏及其同伙的一种极为巧妙的手段。”可见酒这东西，高手饮起来，总能饮出水平。

　　与阮籍相比，刘伶也属同类。他写过一篇《酒德颂》，文中写了一个“幕天席地，纵意所如，止则操卮执瓢，动则挈杯提壶，唯酒是务，焉知其余”的大人先生，其实正是刘伶自己的真实写照，这明摆着是一个酒徒的形象。我们来看看刘伶的样子：身长六尺，貌甚丑悴，而悠悠忽忽，土木形骸。就是这么一个人，还要整天饮酒，还整天带着一个仆人扛着锄头跟在身后，道：“死便埋我。”从这句话来揣度，刘伶的内心世界一定是十分痛苦的，但也有可能是醉话或玩笑，总之是对世事不满的一种表达，正如他的喝酒。阮籍喝酒喝得只剩下一副骨架，刘伶则喝成了悠悠忽忽的游魂摸样，这都是世事使然。这可以说是千百年来中国文人的一种病态。文人们大都有强烈的济世之心，但往往又易遭排挤，加上文人生性敏感，稍不顺心，便精神低落，只好寄情于酒了。只是相对比起来，魏晋时期的文人在这方面表现得特别突出。

　　七贤中嵇康也喜爱饮酒，不过相比上面两位，他却好多了，嵇康在他的《秋胡行》中说：“酒色何物？今自不辜；歌以告之，酒色令人枯。”可见嵇康对饮酒有清醒的认识。然而正是因为嵇康太清醒，太认真了，所以丢了性命。如果他也能晕晕忽忽，不那么较真的话，则司马氏是不会杀他的。

　　吃点药，搞户外，做俯卧撑

　　七贤们饮酒，也服药，兼行散。所谓药，是“五石散”。据葛洪《抱朴子》的记载，“五石散”基本是由“石钟乳、石硫磺、白石英、紫石英、赤石脂”五样构成。现在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这五样东西是有毒的，但当时的人还要吃它，是因为当时的名士吃开了头，就像现在的明星们的行为动作总有许多人效仿一样。何晏是当时的大名士，他是服药和清谈的祖师，同样竹林七贤们也服药。服了药后，药性发作，全身发热，便到户外去不停地行走，这就是“行散”；又因为全身发热，便要穿起宽大的衣服，于是许多人都穿起了宽大的衣服。可见名士的流毒非常大。

　　其实七贤们的这一玩法并不高明。不过也不能怪他们，古时科学技术不发达，没有充分认识“五石散”的毒性，以为吃了可以养生，可以长寿，就像古时的道士炼的仙丹一样，结果吃死了不少人，据说汉武帝就是因为吃仙丹落下病根死掉的。那么七贤们为什么还要服这药呢？除了刚才说的对药性认识不足外，其他很大的原因恐怕还有：

　　第一，他们信奉道家。像阮籍作有《达庄论》，向秀也为《庄子》作过注；而嵇康则在他的诗中云：“思与王齐，云游八极。凌厉王岳，忽行万亿：授我神药，自生羽翼。呼吸太和，练形易色。歌以言之，形游八极。”更是渴望通过吃药来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以羽化登仙。另一方面，吃药更像道家，犹如道士要炼丹一样，这是个异于俗人的标志。正如鲁迅所说：“吃药可以成仙，仙是可以骄视俗人的。”

　　第二，就是前面也提到了一下，是因为名士们吃开了头，尤其是何晏，他因为小时体弱多病，所以吃了“五石散”，大概有一定的疗效：并且他对服药有一套精到的理论，诸如原料配置，服前服后的注意事项等等，都一一点到，这就为服药打下了理论基础，所以旁人们都愿意在名士的理论指导下去实践。 还有一点也很重要，只要看看服药的是些什么人就知道了，像何晏、王弼、夏侯玄，都是公子王孙，可见只有有钱人才能服药，这是区别身份与地位的一个标志。

　　清谈OR扯淡？拍砖+口水战

　　刚才说了，竹林七贤们信奉道家，他们之间以及与别的名士们常常就此展开讨论，这就是“清谈”。不过他们的清谈远不止道家的内容，据台湾魏晋文学研究专家唐翼明《魏晋清谈》中的释义，所谓“魏晋清谈”，指的是魏晋时期的贵族知识分子，以探讨人生、社会、宇宙的哲理为主要内容，以讲究修辞与技巧的谈说辩论为基本方式而进行的一种学术社交活动。这个释义算是十分准确的，但过于严肃了些，其实他们的这一玩法，大多是在轻松愉快的环境下完成的，但其学术质量远比现在流行的某些所谓的学术研讨会高出许多，我以为。

　　竹林七贤们都是清谈家，嵇康谈起来逻辑严密、理由充分，并且辞藻华美，气韵贯通；阮籍则是发言玄妙，思想高远；王戎喜爱提出问题，并且反驳别人问题时能抓住要点。嵇康写一篇《养生论》，向秀马上就写一篇《难<养生论>》来反驳，不料嵇康还要写一篇《答<难养生论>》，这些都可以看做是清谈的延续。单就学术环境来说，那真是一个令人向往的时代。

　　整个魏晋清谈活动的意义是十分大的，及至竹林七贤参与清谈，则推动了清谈的发展，并且，从七贤参与清谈开始，庄子的学说开始得到了足够的重视。嵇康作有《养生论》，阮籍作有《达庄论》，向秀也作有《庄子注》等。七贤们是名士，经他们这一提倡，庄子的学说当然就大行于世了。另外，清谈到了七贤那儿，已经标志着清谈之风与放达之风的合流了。简单地说，就是清谈再也不必像何晏、王弼那样，在正厅中拉开架势，分什么甲方乙方，正襟危坐地进行辩论，他们在饭桌上觥筹交错，唾沫星子漫天飞——这就是清谈。

　　不过，不管是何晏们做清谈，还是七贤们玩清谈，都有其负面影响的一面，当时就有人有意见：

　　王太尉问眉子：“汝叔名士，何以不推重？”眉子曰：“何有名士终日玄语？”

　　因为古时的文人多是做官的，而做官不做事，只知整日清谈，当然会误事。而清谈最大的缺陷是：清谈脱离实际，变得越来越玄了。

　　超男玩音乐，想唱就唱

　　七贤们饮酒、服药、清谈都有人非议，但他们玩音乐，则是绝大多数人都佩服的。尤其是今人，都十分羡慕他们的多才多艺。因为我们现在没有或鲜有这样的文人了，这是不是时代的悲哀？

　　七贤当中，嵇康通晓各类乐器，向秀说他：“博综技艺，于丝竹特妙。”嵇康自己也有诗说：“目送归鸿，手挥五弦。”而他做得最潇洒的莫过于临刑前还要奏一曲《广陵散》，算是空前绝后的了。

　　其实七贤们玩音乐，不单单是为娱乐，他们的玩，有很大成分是为了解闷，看一看阮籍的《咏怀诗》就知道了：

　　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薄帷鉴明月，清风吹我襟。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将何见，忧思独伤心。

　　说到阮籍就有个问题，究竟是酒能解愁还是琴能解愁？我的看法是：琴能解愁。其实李白说得很清楚了：“举杯消愁愁更愁，抽刀断水水更流。”饮酒只是暂时的麻醉而已。而且，阮籍与刘伶的饮酒，很大程度上是政治避祸的手段，也就是说是刻意为之的，这一点许多人都没有认清，以为竹林七贤饮酒是率性的表现，其实不是。他们率性的地方更多地表现在其他方面，玩音乐就是其中之一。正如嵇康，临刑前“顾视日影，索琴而弹之。”弹完之后还说道：“过去袁孝尼要跟我学《广陵散》，我没有教他，今后这个曲子恐怕要失传了，真可惜啊！”他此时关心的是音乐，而不是自己，这种气度与性子，谁与比肩？

　　至于说“长啸”，则似乎是阮籍的专利。不过也不完全是，大概魏晋时期的一些名士都喜爱长啸。对于“长啸”，现代人都不太了解，田文棠的《阮籍评传》中解释说：“所谓啸，是打呼哨，用以显示自己名士的身份和放达的气度。”我认为这是他的猜测。总之现代人谁都没有听过，不过没有关系，我们可以猜测和想象，在古时的幽深山林中，在自家宽敞的庭院里，仰望太空，发一声长啸，那是何等的放达，何等的快意呀！而现在则不行了，除非你想收获果皮纸屑之类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