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朝士人民间慈善行为论析

　　孔子说的“仁者爱人”，本质上是一种慈善观念。儒家的慈善“仁爱”观念经孔门后学，特别是孟子等人阐发，到汉朝时已逐渐被世人接受。汉武帝接受董仲舒提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这一思想更为深入人心。

　　汉代士人是儒家文化的接受者、实践者和传播者。原始儒学的实践性格使他们在践行慈善事业上毫不逊色，当代学人更多关注于汉代士人的官方慈善事业，对其个人在民间的慈善行为重视不足。

　　实际上，汉代士人的民间慈善行为是十分普遍的，这仍归于儒家文化传统。孔子儒学产生于民间，又深受“三代”以来的宗法文化的影响。宗法制对民间的慈善行为多有培育之功，汉代士人去古未远，自然可领悟原始儒学的真精神。

　　汉代士人的民间慈善行为主要针对特定群体，首先是宗族慈善。源于近代西方慈善范畴的制约，宗族慈善往往被人们遮蔽于慈善范畴之外，这与中国传统社会的历史事实不符。即使是“宗族”的内涵，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先秦时期的宗族以九族为限，“九族”包括异性亲族，即夫族四，母族三，妻族二。到了两汉，由于社会经济、政治结构的巨大变动，及以地缘关系为基础的乡里组织的不断发展，宗族的范围与影响不断扩大，两《汉书》中往往把“宗族”“九族”“六亲”等词语并列使用。此外，九族、宗族也与乡里、乡党并称。因此，我们所说的汉代宗族慈善已经溢出血缘关系之外，包括地缘关系在内的乡里乡党。也就是说，汉代以来的宗族慈善，已有了今天“社区慈善”的某些因子。

　　汉代士人的宗族慈善行为主要有两种形式。一种形式是分散财物、赈恤宗族。由于汉代政府鼓励孝悌，实行仁爱教化，加上儒家文化和宗族观念在底层的熏染，汉代士人有很强的宗族认同感。他们以赈救宗族为己任，将平日即以所得俸禄，无偿接济宗族。这样的事例史书多有记载。如，南阳宛人吴汉，“尝出征，妻子在后买田业，汉还，让之曰：‘军师在外，吏士不足，何多买田宅乎’，遂尽以分与昆弟外家”（《后汉书·吴盖陈臧列传第八》）。再如，东汉晚期的荀彧“禄赐散之宗族知旧，家无余财。”（《三国志·魏书·荀彧荀攸贾诩传第十》）又如，班伯年少时学诗于师丹，拜为定襄太守后，“请问耆老父祖故人有旧恩者，迎延满堂，日为供具，执子孙礼”，路过父祖故家时，“因召宗族，各以亲疏加恩施，散数百金。”（《汉书·叙传第七十上》）。

　　另一种形式是救济贫族、收养遗孤。《仪礼·丧服》曰：“大宗者，尊之统也。大宗者，收族者也，不可以绝。”只有抚恤和救助贫困的族人，才可以强宗固族。所以，宗族内富者对贫穷者给予救济。如，王莽女儿被册封为皇后，聘皇后黄金为二万斤，王莽十分辞让，自己只领受四千万，后来，皇帝又赐二千三百万，“莽复以其千万分予九族贫者”（《汉书·王莽传第六十九上》）。宗族内遗留下的一些老弱孤幼，宗族中富贵之人或官宦之家也多有收养之举。如，鲍永字君长，少有节操。为扬州收，时江南多凶暴之人，永诛杀强横而安抚百姓，母亲去世后，他辞官，“悉以财产与孤弟子”（《后汉书·申屠刚鲍永郅恽列传第十九》），再如，饥荒之年，人相食，第五伦收养孤兄子、外孙，“分粮公食，死生相守，乡里以此贤之”（《东观汉记校注·卷十六》）。

　　我们还应注意，汉代士人宗族慈善行为中具有的地缘关系。如，史载郇越“散其先人訾千余万，以分施九族州里”（《汉书·王贡两龚鲍传第四十二》）。这种超越血缘关系的慈善，无疑受到孔子提倡的“仁者爱人”思想的鼓舞，其目的是实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的博爱理想。

　　汉代士人的民间慈善行为不仅包括宗族慈善，还包括对其他弱者的救助。中国自古就注重对“高年、鳏、寡、孤、独及笃癃，无家属贫不能自存者”等社会弱者，以及因自然灾害而产生的饥荒人群的施救传统。汉朝的大一统集权体制更为健全，统治者为了调整社会关系，在诏书中屡见实施社会福利的记载。除政府慈善行为外，民间慈善行为也十分盛行，其中，民间慈善行为的主体是儒家士人。如，周防父扬，“少孤微，常修逆旅，以供过客，而不受其报”（《后汉书·儒林列传第六十九上》）。再如，第五访字仲谋，任张掖太守时，“岁饥，粟石数千，访乃开仓赈给以救其敝。更俱谴，争欲上言。访曰：‘若上须报，是弃民也。太守乐以一身救百姓！’遂出谷赋人。顺帝玺书嘉之。由是一郡得全”（《后汉书·循吏列传第六十六》）。第五访在使用公共物资救灾时，出私财以补公共财物不足的慈善行为，体现出儒家文化由家及国的思维逻辑。

　　汉代士人的民间慈善行为还包括对贫困学子的救助。如，赵典为太常时，“每得赏赐，辄分与诸生贫者”（《后汉书·宣张二王杜郭吴承郑赵列传第十七》）。士人的这种慈善行为更多源于他们也曾是学子的缘故。

　　汉政府对士人的民间慈善行为是大力支持的，对其中表现优异者给予表彰，以此为表率教化乡里，在全社会形成扶危济困的风气。汉代在乡一级的吏员中设置三老。其职责就是“掌教化，凡有孝子顺孙，贞女义妇，让财就患，及学士为民法式者，皆扁表其门”。

　　除政府提倡外，汉代士人民间慈善行为的盛行，与汉代儒学的复兴有很大关系。儒家文化不仅要求士人独善其身，更要兼善天下，彰显社会价值。他们一方面通过自身的道德修行影响社会群体，另一方面利用所拥有的政治权力和文化资源，教化天下，端正世风。

　　汉代士人民间慈善行为影响深远，它不仅影响到历代统治者实行的种种惠民政策，也为民间慈善在中国的发展做出了表率。汉唐、宋明以及清朝的统治者和儒生士人正是在他们的影响下，力行仁政，兴办或扶持各类慈善机构，中华慈善事业由此相承不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