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真相：不做皇帝梦没有借刀杀关羽

诸葛亮画像

　　古代人喜欢神化诸葛亮，而现代人则有妖魔化诸葛亮的趋势。上海大学教授朱子彦说“诸葛亮借刀杀人害死关羽”；而陕西退休教师胡觉照先生则认为“诸葛亮想做皇帝”。这些观点乍一听有理，但却根本经不起进一步的推敲。

　　(一)“皇帝梦”不是诸葛亮的追求

　　退休教授胡觉照先生撰文指出：诸葛亮做的是皇帝梦。其理由如下：第一，诸葛亮曾对隐居高人杜微说，自己将领导蜀汉人民休养生息，待曹丕受挫后再去进行*。但后来诸葛亮却突然变卦，向刘禅呈上《出师表》。这种不顾民众死活而穷兵黩武的行为，是为了实现诸葛亮做皇帝的野心。第二，李严劝诸葛亮加封九锡，诸葛亮则给李严回信说，如果能够消灭曹魏，就是十命也可接受，何况九乎？这说明诸葛亮想学王莽那样，借加九锡而称帝。第三，诸葛亮曾在在蜀汉朝臣面前以“孤”自称，而这个“孤”一般是皇帝的自称，说明诸葛亮已经以皇帝自居了。

　　在笔者看来，胡教授的三条论据没有一个是可以成立的。所以其得出的结论也是非常荒唐的。

　　第一，诸葛亮放弃休养生息政策，是因为曹丕突然病故，使诸葛亮看到了北伐的机会。这与他“以待其挫，然后伐之”的思想是相吻合的。所以不应该将诸葛亮的策略变化看成是其想做皇帝的标志。

　　其实，不光诸葛亮认为曹丕之死是北伐之良机。先前早有孙权也做出了*曹叡的决定。诸葛亮之所以决定北伐，也是因为有东吴配合的缘故。

　　第二，从诸葛亮给李严的回信内容看，诸葛亮不仅没有做皇帝的意思，而且还表现出了强烈的“忠君”思想。诸葛亮原信内容如下：

　　吾与足下相知久矣，可不复相解！足下方诲以光国，戒之以勿拘之道，是以未得默已。吾本东方下士，误用于先帝，位极人臣，禄赐百亿，今讨贼未效，知己未答，而方宠齐、晋，坐自贵大，非其义也。若灭魏斩叡，帝还故居，与诸子并升，虽十命可受，况于九邪！(《三国志。李严传》引《诸葛亮集》)

　　诸葛亮的信中虽有“虽十命可受，况于九邪！”的内容，但并没有“九锡”、“十锡”之类字眼。“九锡”原是“九种受命”的意思。只不过由于王莽利用“九锡”之封篡位后，人们便很容易将“九锡”与做皇帝联系起来，实际上二者之间是有区别的。诸葛亮之所以说“况于九邪”，而不说“况于九锡邪”，就是为了强调自己认同的是“九种受命”，以避免让人错误地以为自己想利用“九锡”而篡夺皇帝之位。再看看另外半句“虽十命可受”，里面更是清楚地讲明了“十种受命”的意思，与“锡”字一点也不搭界。

　　将诸葛亮给李严的信翻译过来，便是：我和你相知已久，原本不想再给你解释这些了。足下你教我要以光复国家为念，告诫我不要受规则约束。看来你我之间还不够默契呀。我本是东方平民，被先帝厚爱，目前已经位极人臣，禄赐百亿。如今讨贼未成，先帝的知己之恩也还未报答，却要模仿齐、晋，坐自贵大，这实在是不义之念。假若能消灭曹魏，斩杀曹叡，让皇帝迁还故居，我和大家就可以共同晋升。到那个时候，不要说是九命了，就是十命也可以接受。

　　在这封信里，我们只看到了效忠和建功立业的内容，哪有什么“想当皇帝”的含义在里面啊？。

　　还有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假如诸葛亮把做皇帝的意图写进了书信中，他又怎敢把自己的书信流传下来呢？难道他就不怕对他自己的后代不利吗？

　　第三，“孤”并不是皇帝的自称，“称孤”更不是要以皇帝自居。

　　皇帝的自称不是“孤”，而是“朕”。“孤”是一方领主的自称，一个州牧就可以称“孤”。袁绍在任冀州牧时曾给公孙瓒写信道：“孤与足下，既有前盟旧要……”。

　　刘备在任豫州牧时对诸葛亮说：“孤不度德量力……”，对关羽、张飞说：“孤有孔明，如鱼之有水也。”

　　幽州牧刘虞忠于汉献帝，拒绝了袁绍清他做皇帝的请求。他说“孤受国恩……”。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胡觉照教授所谓的“诸葛亮想做皇帝”的论断是完全错误的。

　　(二)诸葛亮不可能借刀杀关羽

　　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秋，关羽率荆州主力进攻樊城，曹操的征南将军曹仁被困城中。曹操派于禁、庞德前去援助曹仁，却由于连日暴雨洪水之灾而“七军皆没”。关羽借地利及高船之优势扫荡曹军残余，并且取得了擒于禁，斩庞德的骄人战绩。但之后不久，孙权暗中和曹操勾结。孙权派兵悄悄偷袭荆州，而曹操则连续增兵援助樊城。于是关羽的形势急转直下，不仅被曹军大将徐晃击退，而且还被吴将吕蒙袭取了荆州。建安二十五年一月，关羽在穷极之下被吴兵擒杀。

　　从樊城之战打响，到关羽被擒杀，大约历时半年之久。在此期间，孙权、曹操各派主力去夹攻关羽。但刘备方面却未派一兵一卒去援助关羽。这似乎让人太难以想象。

　　国学大师章太炎曾经猜测，可能是诸葛亮想借吴人之手，以除掉关羽这个目中无人的将领。但后来他否定掉这个猜测，转而做了一个较为平和的推论：荆州败局应归结于刘备的“疏慢”。

　　被章先生否定掉的猜测，后来被上海大学教授朱子彦先生一把抓了过去。朱子彦先生认为，荆州之失和关羽之死的罪魁祸首是诸葛亮，是诸葛亮借曹、孙之手杀了关羽。

　　朱子彦教授在论及诸葛亮借刀杀人之“行为”时指出：曹操、孙权暗中联手，以绝对优势兵力夹攻关羽。作为刘备“军师”的诸葛亮，没有随时将荆州“险情”提醒给刘备，致使刘备方面没有派兵援助关羽。所以，诸葛亮是故意要送关羽上断头台。

　　按照朱教授的逻辑，诸葛亮不将荆州“险情”提醒给刘备，没有尽到一个“军师”应尽的职责。既然如此，刘备应该谴责诸葛亮的“失职”行为才是。但我们根据史书记载得知，刘备不仅没有谴责诸葛亮的“不作为”，而且还升了诸葛亮的官，让诸葛亮坐到了丞相的位置。难道是诸葛亮的“小动作”太隐蔽，所以蒙蔽了刘备？可为什么时隔1700多年以后，朱子彦教授却发现了诸葛亮的“险恶用心”呢？难道是刘备太傻而朱教授太聪明的缘故？可在关羽之死这件事上，不光刘备没有怪罪诸葛亮，而且刘备集团没有任何一个人指责诸葛亮呀。这么说来，所有的当事人都不如朱教授这个读书人聪明喽？

　　笔者以为，即使朱教授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聪明”，他也应该尊重史料和证据才行。但我们却发现，朱教授所言内容均是些主观臆测的东西。朱教授之所以自以为聪明，是因为他低估了刘备的智商。

　　根据史料记载，诸葛亮虽然曾任“军师将军”，但这只是一个牌号而已。刘备深知，诸葛亮的特长在于政治管理，所以他并没有让这个“军师”在军事领域发挥作用。

　　自从诸葛亮出山后，总共仅为刘备出个一条军事计策，而且还被刘备否决了。那是在建安十三年，刘琮投降曹操，刘备过襄阳时，诸葛亮曾建议攻打襄阳，拿下荆州。当这条计策被刘备否决后，诸葛亮就没再为刘备出过一条军事计策。虽然后来诸葛亮还请缨赴江东谈判，但那主要是鲁肃的建议；尽管后来诸葛亮还劝刘备不要去找孙权借地，但这也算不上是军事计策，而且也被刘备否决了。总而言之，诸葛亮很早就在军事领域“失语”了。这当然不是诸葛亮的意愿，而是刘备的安排。

　　刘备不让诸葛亮行“军师”之实，一方面是因为内政工作需要诸葛亮去做，另一方面是因为刘备已经有了合适的谋士。

　　刘备一生中重用过两个谋士，一个是庞统，一个是法正。刘备拿下益州之战，多亏了庞统的妙计安排；刘备夺得汉中，则主要是法正的功劳。法正并没有“军师”的头衔，但刘备却将他作为了“谋主”。可见，刘备并不是严格按照“头衔”来安排工作的。

　　诸葛亮虽然名为“军师将军”，但他实际所做的工作主要是：收纳赋税、征兵运粮、维持治安、掌管刑律、惩治“不忠”、肃清“内敌”等等。总之，诸葛亮的工作是属于内政管理，军事谋划并不在诸葛亮的工作范畴之内。

　　《三国志。先主传》中有这样一句话：“先主复领益州牧，诸葛亮为股肱，法正为谋主，关羽、张飞、马超为爪牙，许靖、麋竺、简雍为宾友。”朱子彦教授说：既然诸葛亮是股肱，那么他就是刘备集团的第一谋士，应该为关羽之死负责。在这里，朱教授显然是没搞明白“股肱”的含义，误以为“股肱”就是第一谋士的意思。其实，“股肱”就是“胳膊大腿”，是“集团顶梁柱”的意思，并没有特指“军事顶梁柱”的意思。而“谋主”才是“第一谋士”的意思。

　　当然，尽管诸葛亮的工作职责不包括军事谋划，但他原本也是有机会发现荆州“险情”的。毕竟他在荆州生活工作过很多年，而且还和孙权打过交道，应该对孙权的手段有所了解。只可惜由于他的内政工作过于繁忙，再加上孙权采用了一系列的障眼法，使得他放弃了对东吴的警惕性，从而失去了提醒刘备防患于未然的机会。从这个角度看，诸葛亮对关羽之死也是负有一定责任的，但绝不是主要责任。

　　其实，早在建安二十二年春，孙权就秘密投降了曹操，正如《三国志。孙权传》所说：“二十二年春，权令都尉徐详诣曹公请降，公报使修好，誓重结婚。”但是孙权对投降曹操的保密工作做得非常好，直到他偷袭荆州前夕都未被刘备发现。

　　为了保守这个机密，孙权特别善待了刘备派来的使者马良，用《三国志。马良传》的话说，孙权对于马良是“敬待之”。除此之外，孙权还批准了诸葛瑾将其次子诸葛乔过继给诸葛亮的请求。这下子更让刘备集团以为，孙权是真心“修好”孙刘联盟呢。

　　正是由于刘备集团低估了孙权投降的可能性，所以刘备才放心大胆地自封什么“汉中王”，搞得一班属下围着他忙活了起来，从而忽视了荆州方面的“险情”。

　　自封“汉中王”是刘备自己的主意，诸葛亮和法正都是其忠实的拥戴者。所以要论荆州之失和关羽之死的责任，应该首推刘备自己。同时，法正和诸葛亮也都负有较次要的责任。但刘备连自己的主要责任都不承认，当然更不会指责诸葛亮的次要责任。

　　对于荆州之败，刘备集团上下一致认为，这是孙权背信弃义的结果。从后来刘备兴兵伐吴来看，刘备并不想从自身去找荆州之败的原因。因为刘备认为，自己是受害人，而孙权则违背了双方订好的游戏规则。

　　总体来讲，诸葛亮虽然对关羽之死负有一定的间接责任，但他却不可能借刀杀关羽。因为诸葛亮根本预料不到孙权要投降曹操。连刘备派去东吴的使者马良都被孙权欺骗了，更何况诸葛亮这个正专心于内政的人呢？

　　朱子彦教授还指出：刘备、诸葛亮有足足一个月的时间去救援关羽。他的依据如下：关羽被擒杀是在建安二十四年十二月，而“汉中王刘备所置宜都太守樊友”弃城而逃，奔回成都则是在建安二十四年十一月，樊友定将荆州失守的消息汇报给了刘备、诸葛亮。

　　朱教授的依据其实未必能够成立。十一月到十二月，难道就一定是相距一个月吗？假如是十一月底到十二月初，其间相距也就几天而已。所以朱教授的推论是不严谨的。

　　朱子彦教授在论及诸葛亮借刀杀人之“动机”时指出：赤壁之战，诸葛亮建立奇功，引起了关羽嫉妒；由于诸葛亮顾虑其与主公“恩若兄弟”的特殊关系，加之自己投奔刘备的时间要比关羽晚得多，官职也比关羽低，故不得不虚与委蛇，巧为周旋。诸葛亮考虑的是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等待时机除去关羽。

　　诸葛亮对关羽采用“虚与委蛇，巧为周旋”的策略，这的确不假，但若说关羽嫉妒诸葛亮，那就纯属无稽之谈了。诸葛亮在赤壁之战中并没有立下“奇功”，而且战后他所得到的封赏也要远远低于关羽。所以，关羽根本没有必要嫉妒诸葛亮。关羽之所以写信问诸葛亮：马超这个人水平怎么样？这说明在关羽眼里，诸葛亮是非常公正的一个人。也就是说，关羽不仅不会嫉妒诸葛亮，而且还比较尊重诸葛亮。

　　总之，关羽作为一个镇守一方的武将，暂时并不会对诸葛亮的升迁造成阻碍作用。诸葛亮真正的竞争对手不是关羽，而是法正。法正是刘备的“谋主”，也曾经对诸葛亮的“严刑峻法”提出过不同意见。但即便如此，诸葛亮也从没有想过“除掉”法正，相反他却曾一度纵容法正的“滥杀无辜”。

　　关羽和法正都是刘备的心腹，即使他们身犯严重错误，刘备也不会对他们怎样。诸葛亮深知这一点，所以从不跟他们进行正面冲突。这也说明诸葛亮天性谨慎，从不做危险的事情。那么，他又怎敢做出“借刀杀关羽”这样危险的事情呢？

　　诸葛亮对关羽并无“陷害”之罪，但却有“放纵”之过。由于诸葛亮从不指出关羽的缺点，致使关羽骄横自大，结果上了吴人的当而丢掉了性命。从某种程度上讲，诸葛亮“捧杀”了关羽，但这种“捧杀”是无心的，不是故意的。这也是刘备集团上上下下的共同错误。

　　这世上能读懂诸葛亮的人不多，因为诸葛亮是一个被“绑架”过无数次的历史人物。最要命的是，历代史学家都曾“绑架”过诸葛亮。他们留给我们的所谓诸葛亮的历史，实际已经越来越远离历史真相了。

　　在诸葛亮研究领域，近来活跃着三位教授。他们分别是上海大学教授朱子彦先生，陕西师范大学退休教授胡觉照先生，厦门大学教授易中天先生。在我看来，这三位教授先生都没有读懂诸葛亮，而且他们还继续“绑架”着诸葛亮，也继续误导着欲求真相的读者们。

　　对于朱子彦、胡觉照两位先生，我将另外撰文进行批判。这里先简单说一下，对于两位先生勇于突破的精神，我持钦佩态度。但对于他们有失严谨的论证方法，我却感到非常不屑。朱教授说“诸葛亮借刀杀人害死关羽”，胡觉照说“诸葛亮想做皇帝”，那都是乍一听颇有新意，但却是根本经不起进一步推敲的。

　　在这里，我要集中来批判一下易中天先生。尽管易先生看了很多历史典籍书，也看了很多学术文章，但他却没有形成属于自己的正确观点，这是非常遗憾的。易先生在学术上没有像前面两位那样做大胆突破，他基本上是把别人的观点拿来，然后用评书化的语言说出来。所以，前人所犯的错误，基本上被易中天先生继承下来了。

　　(一)易中天读不懂《隆中对》

　　对于诸葛亮的《隆中对》(也有说《草庐对》的)，刘备的评价只有一个字：“善！”。这个“善”字可以解释成“不错”，也可以解释成“很好。”但易中天先生却对这个“善”字做了文学性的夸张诠释，他说诸葛亮在《隆中对》的一番话“说得刘备是醍醐灌顶，如梦方醒，豁然开朗。”这显然不是一种严谨的治学态度。

　　实际上，刘备之所以对诸葛亮说“善”，不是因为诸葛亮“一语点醒梦中人”，而是《隆中对》的某些内容正合刘备之意。而且，那些“正合刘备”之意的话，也只占《隆中对》的一小部分。也就是说，《隆中对》中的亮点并不多，其更多的内容是纸上谈兵。

　　易中天说“刘备三顾茅庐请出了诸葛亮，从此他有了一个能够让他从一无所有到三分天下的总设计师。”遗憾的是，刘备从没有把诸葛亮当作“总设计师”。看看后来刘备分配给诸葛亮的任务吧：不是赋税征收、征召新兵、后勤运输，就是起草文书、执行刑律或肃清“内敌”。这与“三分天下”的战略规划根本无一点关系。

　　易中天说：“事实证明，后来形势的发展，也完全在诸葛亮的预料之中。因此史家评论说，诸葛亮‘未出隆中，已知三分’，甚至有人认为是‘未出隆中，已定三分’。”事实上，后来形势的发展并不像易中天说得那样“完全在诸葛亮的预料之中”，倒可以说是完全出乎了诸葛亮的意料之外。

　　诸葛亮在《隆中对》中有两项最重要的军事主张，一项是“东和孙权”，一项是“横跨荆、益”。但诸葛亮没有想到，孙权也想占有荆州。如果刘备非要攻占荆州，未来肯定会和孙权发生冲突。也就是说“横跨荆益”是和“结好孙权”相矛盾的。多年以后，刘备、孙权因荆州问题而明争暗斗，关羽为此还丢了性命。这一点更是诸葛亮始料未及的。

　　当然，孙权对荆州感兴趣，不代表刘备就不可以去获得荆州。问题是，你这边要和孙权争荆州，那边又要抽出兵力搞定益州，这恐怕就勉为其难了吧？正因如此，毛泽东曾一针见血地指出：“蜀汉之败始于《隆中对》，千里之遥而二分兵力，焉能不败？”

　　由此可见，《隆中对》不仅没有什么军事价值，反而隐藏着致命的缺陷。不久以后，连诸葛亮自己都发现了这个缺陷。

　　建安十三年，刘备被曹操大军追赶，诸葛亮奉命出使江东，代表刘备向孙权求救。当他发现孙权也对荆州志在必得时，便不再坚持自己“横跨荆、益”的主张了。赤壁之战后，刘备曾到京口(镇江)向孙权借荆州之地，诸葛亮就提出了反对意见。诸葛亮认为刘备此行太危险，弄不好会被东吴害死。这说明诸葛亮已经看出了“东和孙权”与“占领荆州”是相互矛盾的，也说明诸葛亮正在悄悄地放弃《隆中对》中的军事战略，不再主张争夺荆州了。

　　就在诸葛亮放弃了《隆中对》的时候，刘备却硬是冒险赴京口，向孙权借到了荆州数郡。于是刘备得到了荆州大部分地盘。

　　刘备之所以不理睬诸葛亮的劝谏，冒险去“借荆州”，不是因为他要执行诸葛亮《隆中对》里横跨荆益的战略规划，而是出于生存压力之下的本能反应。为了给手下两万人马找个出路，他不得不向孙权借地。

　　然而，刘备“借荆州”是非常勉强的，是隐患无穷的。诸葛亮深知这里面的利害，所以他实际上倾向于放弃荆州，但他又不能说出自己心目中的真实想法，因为刘备已经把荆州视若至宝。而刘备又是那样的固执，焉能为诸葛亮而改变？

　　孙权自借地给刘备后，就一直念叨着索回土地。周瑜还曾出过一个主意：越过刘备而攻取益州。这样可以迫使刘备放弃荆州而向西发展。谁料刘备贪得无厌，不仅要拿下益州，还故意寻找借口，拒还荆州。于是孙刘联盟开始恶化，直至双方反目成仇，刀兵相见。

　　从刘备“借荆州”到关羽“失荆州”，诸葛亮没有对荆州问题发表过一次见解。即便是孙刘两家为争夺荆州而大打出手的时候，诸葛亮也基本上是一言不发。这一切都表明，诸葛亮的发言权有限，刘备并没有把诸葛亮当作什么总设计师。也就是说，易中天先生对诸葛亮的评价是荒唐的。

　　刘备得到荆州，靠的是“借”；刘备得到益州，则靠的是曹操的失误。由于曹操怠慢了益州牧刘璋派来的使者张松，致使张松说服刘璋去迎刘备入蜀，这才使得刘备乘机暗算刘璋，从而一举拿下了益州。这里面靠的是机遇和运气，与《隆中对》沾不上一点关系。

　　诸葛亮虽然在《隆中对》里提到了“横跨荆、益”，但那只不过是歪打正着而已。刘备在军事上从没有倚重过诸葛亮，刘备所实现的“横跨荆、益”和诸葛亮《隆中对》的战略思路并不沾边的。我们也可以推断，当诸葛亮在《隆中对》里提出“横跨荆、益”的主张时，并不为刘备所看好。那么，当时刘备为什么要对诸葛亮称“善”呢？这是因为，看重了诸葛亮的政治才干。当时打动刘备的，是诸葛亮《隆中对》演讲报告中的第二部分。在这部分报告中，诸葛亮先是肯定了刘备“帝室之胄”的尊贵地位，又称赞刘备“信义著于四海”、“思贤若渴”等，最后还给刘备打气，说北方老百姓一定会“箪食壶浆”地热情欢迎刘备的北伐，他还给刘备描绘了一幅“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的动人画卷。这些可正是刘备最喜欢听的东西。于是刘备开始感觉到：此人对巩固自己的统治大有好处啊！这也正是刘备对诸葛亮说“善”的原因所在。至于易中天所属的“醍醐灌顶”之类的话，那纯粹是一种无端臆测而已。

　　总之，刘备之所以请诸葛亮出山，不是因为看中了诸葛亮的军事才能，而是看中了他能为自己的政治集权带来好处。有关这一点，本人还将在以后做进一步阐述。

　　(二)易中天读不懂“江东和谈”

　　“江东和谈”是孙刘两家达成联盟的关键性会谈，刘备派出的代表是诸葛亮，东吴方面的主谈人则是孙权自己。从和谈结果看，表面上似乎是诸葛亮说服了孙权，实际上却是孙权占尽了刘备方面的便宜。可以说，诸葛亮在“江东和谈”中吃亏很大，有辱使命。但是易中天看不出这一点，他认为，诸葛亮在“江东和谈”中对孙权说的那些话是“折冲樽俎的经典，可以看作外交学的绝妙教材。”

　　本人之所以说诸葛亮在“江东和谈”中吃亏很大，是因为他上了孙权的当，把过多的精力用在了如何说服孙权上面，从而牺牲了刘备方面的很多利益。而孙权其实是根本不需要说服的。因为孙权打心眼里就决定了要抗击曹操。

　　既然孙权本意是要抗曹的，为什么诸葛亮还要去费尽口舌地说服孙权去抗曹呢？他这不是多此一举吗？这是因为孙权使出了一个非常狡猾的计谋，而这个计谋着实把诸葛亮给骗住了。

　　鲁肃拜见刘备，这本可以视之为孙权主动伸向刘备得橄榄枝。但当鲁肃领着诸葛亮来见孙权时，却突然发现，情况有些不妙。孙权不仅没有积极迎战曹操的意思，反而在“拥军在柴桑，观望成败”。(《三国志。诸葛亮传》)而江东群臣则纷纷建议孙权迎接曹操呢。

　　诸位可能会奇怪，孙权先前不是主动派鲁肃联盟刘备的吗？周瑜和孙权不是早就做出了抗击曹操的决定吗？为什么此时此刻会发生这样的变故呢？

　　其实，孙权并不是真的要“观望成败”，他只不过要演一出戏给诸葛亮看而已。那么，孙权为什么要演“观望成败”这出戏呢？当然是为了提高自己在“江东和谈”中的地位，以获得“孙刘联盟”中的最大利益。

　　孙权深知，刘备是当世豪杰。如果此次孙刘联盟打败了曹操，刘备很可能会马上和自己抢夺胜利成果。所以他孙权不能不防着点。最好的办法就是，利用此次刘备的危急局面，提出一个苛刻的合作条款。

　　正是基于这样的目的，孙权才故意“观望成败”；即使是面对群臣的迎曹建议，他也并没有公开表示反对。他是想让诸葛亮知道：我孙权并非只有抗曹这条路，其实我也是可以投降曹操的。

　　孙权这么一演戏，诸葛亮果然就着急了。他上来就对孙权说：“海内大乱，将军起兵据有江东，刘豫州亦收众汉南，与曹操并争天下。今操芟夷大难，略已平矣，遂破荆州，威震四海。英雄无所用武，故豫州遁逃至此。将军量力而处之：若能以吴、越之众与中国抗衡，不如早与之绝；若不能当，何不案兵束甲，北面而事之！今将军外托服从之名，而内怀犹豫之计，事急而不断，祸至无日矣！” (《三国志。诸葛亮传》 )

　　诸葛亮实际上使了一个激将法，那意思是说：“你能打就打，打不了就投降，别这么又想打又不想打的样子，这样做会大祸临头的。”

　　对于诸葛亮的讽刺，孙权一点也不生气。因为他要的就是这个效果：让诸葛亮着急起来。你越着急，就越有求于我，未来我得到的利益也就越多些。

　　孙权反问诸葛亮：“你让我投降，那么你家刘备怎么不降？”而诸葛亮的回答则是：“连田横那样的人都能守义不辱，我家主公是王室之胄，且英才盖世，为世人所敬仰，这样的伟人如果不成功，只能说是天之意愿，他怎能心甘情愿沉沦下去呢。”

　　(《三国志。诸葛亮传》：权曰：“苟如君言，刘豫州何不遂事之乎？”亮曰：“田横，齐之壮士耳，犹守义不辱，况刘豫州王室之胄，英才盖世，众士仰慕，若水之归海，若事之不济，此乃天也，安能复为之下乎！”)

　　诸葛亮的话中依然充满了讽刺的意味。这次孙权故意装作被激怒了，他勃然说：“吾不能举全吴之地，十万之众，受制于人。吾计决矣！”(《三国志。诸葛亮传》)

　　诸葛亮连用两条激将法，才让孙权说出“吾计决矣！”。但孙权继续沉住了气，他装作很不放心地样子问诸葛亮：“不是我小瞧刘豫州的实力，毕竟他刚刚吃了败仗，他到底还能有多少抵抗之力呢？”

　　诸葛亮则告诉孙权：“刘豫州虽然败于长坂坡，但是归来的战士，加上关羽的水军精甲，足有一万人，刘琦在江夏也有一万人。曹操远道而来，行进太快，犯了兵家之大忌，正如兵书所说的‘必蹶上将军’；且曹军不习水战，军心不稳。只要我们两家联手，破曹并不是一件难事。”

　　诸葛亮所讲的那些兵法道理，孙权并不感兴趣，因为先前周瑜早就为孙权讲过了。让孙权最感兴趣的是：在刘备那边，还有两万人马可用。这本来是刘备的军事机密，结果却让诸葛亮给泄漏了出来。于是，孙权当时就“大悦”了起来。

　　孙权说那好吧，既然刘备只有两万人马，那我这边就先出三万人马吧。

　　(《三国志。诸葛亮传》：权勃然曰：“吾不能举全吴之地，十万之众，受制于人。吾计决矣！非刘豫州莫可以当曹操者，然豫州新败之后，安能抗此难乎？”亮曰：“豫州军虽败于长坂，今战士还者及关羽水军精甲万人，刘琦合江夏战士亦不下万人。曹操之众，远来疲弊，闻追豫州，轻骑一日一夜行三百馀里，此所谓‘强驽之末，势不能穿鲁缟’者也。故兵法忌之，曰‘必蹶上将军’。且北方之人，不习水战；又荆州之民附操者，逼兵势耳，非心服也。今将军诚能命猛将统兵数万，与豫州协规同力，破操军必矣。操军破，必北还，如此则荆、吴之势强，鼎足之形成矣。成败之机，在于今日。”权大悦，即遣周瑜、程普、鲁肃等水军三万，随亮诣先主，并力拒曹公。)

　　从以上史料可以看出，孙权不愧是人中之杰。原本是他自己想拉刘备共同抗曹的，但他却故意做出一副“观望成败”的样子，害得诸葛亮绞尽脑汁地“说服”他。这样一来，“江东和谈”的主动权自然就落到了孙权的手中。

　　那么，“江东和谈”的核心条款是什么呢？这样一个关键的问题，查遍所有的史书，竟然也不见记载。难道，双方只是随便说了声出兵便不再谈别的条款了？难道，他们也没有规定战后利益怎样分配吗？很显然，这个关键性的史料，被人隐去了。

　　本人大胆推测，当时“江东和谈”肯然是定下了战后的利益分配原则，这个原则便是：一切由孙权说了算。惟有这样，我们才能够解释，赤壁之战后为什么周瑜要分土地给刘备；惟有这样，我们也才能够理解，为什么刘备嫌周瑜分的地太少，不得不去向孙权借荆州数郡。

　　刘备对诸葛亮的江东之行并不是很满意，因为刘备明白，诸葛亮被孙权耍了。所以在战后封赏的时候，刘备只给了诸葛亮一个军师中郎将的职位，而且还派他派到零陵、桂阳、长沙三郡，负责那里的赋税征调工作。

　　(《三国志。诸葛亮传》：先主遂收江南，以亮为军师中郎将，使督零陵、桂阳、长沙三郡，调其赋税，以充军实。)

　　与诸葛亮相比，关羽和张飞得到的提升更高。其中，关羽被升为襄阳太守、荡寇将军；张飞则成为宜都太守、征虏将军，封新亭侯。

　　明末学者王夫之便认为，孙刘联手破曹，关羽捞不得半点功劳，刘备方面的最大功臣是诸葛亮。

　　(《读通鉴论》：诸葛公东使，鲁肃西结，遂定二国之交，资孙氏以破曹，羽不能有功，而功出于亮。)

　　可王夫之又哪能了解刘备心中对诸葛亮的不满呢？

　　由于“江东和谈”吃亏太大，导致刘备在战后不得不听任孙权、周瑜对胜利成果的分配。刘备想拿下贫穷的荆南四郡，都不得不先去“诣京见权”，而且还由此担上了“借荆州”的债务。所以，自从江东和谈以后，刘备没再让诸葛亮搞过外交。

　　由于孙权演戏过于逼真，以至于陈寿认为，孙权是因为既佩服刘备，又欣赏诸葛亮的才华品行，才派兵援助刘备的。

　　(《三国志。诸葛亮传》：权既宿服备，又观亮奇雅，甚敬重之，即遣兵三万以助备。备得用与武帝交战，大破其军，乘胜克捷，江南悉平。)

　　就“江东和谈”的整个过程看，孙权才是真正的外交天才；而诸葛亮根本不是孙权的对手。

　　(三)易中天读不懂“借荆州”

　　在研究三国历史“荆州之争”时，很多人都在纳闷：既然赤壁大捷是孙刘两家联手获得的成果，曹操败退后留下的荆州土地就应该由两家平分才是，为什么历史上会有刘备向孙权“借荆州”的说法？

　　有很多学者实在搞不明白这个问题，于是就干脆宣称：刘备从没有向孙权借过荆州；而孙权向刘备讨还荆州，则是一种无理取闹的行为。易中天先生在《品三国》(下)一书中，就沿袭了这样的观点。

　　如果刘备真如易中天所说的那样，从来没有“借荆州”，那么孙权为什么要不断向刘备讨还荆州？而刘备为什么会答应要归还荆州给孙权呢？难道孙权和刘备都是疯子，或者是傻子？很显然，易中天低估了古人的智商。

　　其实，困扰易中天的这个问题并不难回答。刘备之所以要向孙权“借荆州”，是因为孙刘两家在赤壁之战前有过一次“江东和谈”，这次“和谈”的基调之一便是：战后的胜利成果应由孙权负责分配。惟有这样，我们才能够理解，周瑜为什么要分南郡南岸之地给刘备；惟有这样，我们才能够理解，刘备为什么在“诣京见权”(《三国志。周瑜传》)及“复从权借荆州数郡”(《三国志。先主传》引《江表传》)后才去进攻荆南四郡。

　　那么，为什么孙权能在“江东和谈”中占居主导地位？那是因为刘备正被曹操大军追赶，惶惶如丧家之犬。赢得孙权的援手，刘备就获得了救命的稻草。所以，诸葛亮曾急迫地对刘备说：“请奉命求救于孙将军。”(《三国志。诸葛亮传》)

　　既然刘备方面是求救，而孙权方面是救人，双方的和谈条款自然有利于后者。虽然《三国志》中没有记录“江东和谈”的条约内容。但从后来事态的发展看，“江东和谈”给了孙权很大的实惠。我们有理由认为，“江东和谈”中必然有荆州之胜果属于孙权的相关条文。

　　既然荆州之胜果由孙权负责分配，刘备嫌少也不能硬抢，只能去借。孙刘两家之间，因为“荆州之争”而出现过多次摩擦，但刘备方面从没有说过荆州是自己的地盘，也从没有当面否认过“借荆州”的说法。

　　鲁肃曾指责关羽：“国家区区本以土地借卿家者，卿家军败远来，无以为资故也。今已得益州，既无奉还之意，但求三郡，又不从命。”鲁肃在这里明确指出，我们借地给你们了，可你们却耍赖皮不还。关羽无法否认这点，只好王顾左右而言他：“乌林之役，左将军身在行间，寝不脱介，戮力破魏，岂得徒劳，无一塊壤，而足下来欲收地邪？”他的意思是刘备将军立下那么大功劳，总该有个立脚之地吧，你们为什么要收回这些土地呢？实际上关羽的话已经默认了“借荆州”的说法。

　　对于关羽的话，鲁肃毫不客气地迎头抨击说：“你这话就不对了。刘豫州向我们求救那会儿，惶惶如丧家之犬，那日子比现在要差的多。是我主孙权可怜刘豫州，才保护救济了他。没想到啊，刘豫州竟然心怀叵测，已经得到益州了，却还想霸占荆州之地。是可忍孰不可忍？就是个普通百姓也明白这个道理，何况是一个国家领导人呢？我听说见利忘义的人必然没有好下场。如果我们不遵守道义公理，只想恃强凌弱，又怎能得到别人的支持呢？”

　　(《三国志。鲁肃传》肃曰：“不然。始与豫州观於长阪，豫州之众不当一校，计穷虑极，志势摧弱，图欲远窜，望不及此。主上矜愍豫州之身，无有处所，不爱土地士人之力，使有所庇廕以济其患，而豫州私独饰情，愆德隳好。今已藉手於西州矣，又欲翦并荆州之土，斯盖凡夫所不忍行，而况整领人物之主乎！肃闻贪而弃义，必为祸阶。吾子属当重任，曾不能明道处分，以义辅时，而负恃弱众以图力争，师曲为老，将何获济？” 羽无以答。备遂割湘水为界，於是罢军。)

　　鲁肃这段慷慨陈词，竟然让关羽“无以答”。这更说明一个事实，“江东和谈”给了孙权拥有分配荆州胜果的权利，这也是刘备方面无法挣脱掉的绳索。

　　后来，孙刘两家在赤壁之战中打败了曹操，刘备渡过了生存危机，才突然意识到自己当初在“和谈”中吃亏太大了。他想突破“江东和谈”的束缚，便使出了赴京口借地、表刘琦为荆州刺史、自领荆州牧的变通手法。即使他使用了这一系列手段，他也没敢否认“借荆州”的说法。所以面对孙权讨要荆州的行为，刘备曾对孙权承诺：“须得凉州，当以荆州相与。”(《三国志。先主传》)。

　　易中天先生没有理顺以上的逻辑关系，所以才误读了“借荆州”这段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