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吴诸葛恪两次北伐：第二次北伐征调20万大军

    在孙吴数十年的发展历程中,孙权、孙亮父子更替之际,尽管为时甚暂,但就其影响而言,是孙吴历史上颇为关键的重要时期。孙权死前,以诸葛恪为幼主孙亮的首席辅政大臣,希望他能稳定内外,延续国祚。恪厉行政治改革,大举北伐,对内想强化自身权力,对外显示声威。但结果却丧师亡身,孙吴统治也由此步入衰亡之途,成为孙吴治乱变迁的转折点。不过,对相关问题,如诸葛恪改革、北伐之动机、影响及失败之深层原因等,以往治孙吴史者,少有深入论述。有鉴于此,本人不揣谫陋,通过对具体史实的分析并结合历代史家的评论,对此问题予以专题考察,不当之处,敬请指正。
   
    一、诸葛恪主持的内政改革与北伐活动

    诸葛恪(203-253年)字元逊,琅邪阳都人,其父诸葛瑾东汉末年避祸至江东,瑾为蜀汉丞相诸葛亮之兄。诸葛恪为瑾之长子,肩负家族承传的重任,《三国志》卷五二《吴书·诸葛瑾传》载恪“名盛当时, (孙)权深器异之”。《三国志》卷六四《吴书·诸葛恪传》载恪“少知名”,注引《江表传》:“恪少有才名,发藻岐嶷,辩论应机,莫与为对。权见而奇之, 谓瑾曰:’蓝田生玉, 真不虚也。’”可见,诸葛恪自少便以才显名,反应快,善言辞。孙权以此赏爱恪,并在政治、军事上用心培养他,给他提高发展的机会,使他成为孙吴侨寓后进之士的杰出人物。

    孙权中后期在内政上错误不断,自黄武元年(222年)称吴王、特别是黄龙元年称帝以后,他日渐骄横,一再发动旨在打击儒学士大夫的政治斗争 ,其中为害最为严重的是赤乌年间他一手导演的“二宫构争”,不仅乘机将陆逊等江东大族代表人物迫害致死,而且又将太子孙和废除,鲁王孙霸处死,引起了统治集团内的激烈纷争。太元元年(251年) ,孙权病笃,他开始安排人员辅佐年仅九岁的太子孙亮,诸葛恪得任首辅。《三国志》卷四八《吴书·三嗣主·孙亮传》:太元元年冬,“权寝疾,征大将军诸葛恪为太子太傅,会稽太守滕胤为太常,并受诏辅太子。明年四月,权薨,太子即尊号,大赦,改元。”《三国志》卷六四载:“权不豫,而太子少,乃征恪以大将军领太子太傅,中书令孙弘领少傅。权疾困,召恪、弘及太常滕胤、将军吕据、侍中孙峻,属以后事。”

    权寝疾,议所付托。时朝臣咸皆注意于恪,而孙峻表恪器任辅政,可付大事。权嫌恪刚愎自用,峻以当今朝臣皆莫及,遂固保之,乃征恪。后引恪等见卧内,受诏床下,权诏曰:“吾疾困矣, 恐不复相见, 诸事以以相委。”恪欷流涕曰:“臣等皆受厚恩,当以死奉诏,愿陛下安精神,损思虑,无以外事为念。”权诏有司诸事一统于恪,惟生杀大事然后以闻。

    在江东儒学大族代表人物多遭厄运、侨寓士大夫元老人物相继过世的背景下,诸葛恪成为孙吴政权的中坚力量,为南北人物所共奉。所谓“朝臣咸皆注意于恪”,“当今朝臣皆莫及”云云,正说明了这一点。
 
    不过,恪长期领兵地方,临朝执政,缺乏名望,权力基础很不牢固。孙权正是看到了这一点,固特“诏有司诸事一统于恪,惟生杀大事然后以闻”。但孙权一死,辅政集团内部便发生危机。侍中孙弘图谋秘不发丧,想矫诏诛恪,恪得孙峻帮助才诛灭孙弘,保住权位。这使恪深感不安,《三国志》卷六四《吴书·诸葛恪传》载其给驻守公安的弟弟诸葛融写信说:“吾身顾命,辅相幼主,窃自揆度,才非博陆而受姬公负图之托,惧忝丞相辅汉之效,恐损先帝委付之明,是以忧惧惶惶,所虑万端。且民恶其上,动见瞻视,何时易哉? 今以顽钝之姿,处保傅之位,艰多智寡,任重谋浅,谁为唇齿?”其忧惧之态毕现。其实,对恪之入京辅政,吕岱就深以为忧,《三国志》恪本传注引虞喜《志林》:“初权病笃,召恪辅政。临去,大司马吕岱戒之曰:’世方多难,子每事必十思。’”恪以为圣人讲“三思而后行”、“再思可矣”,何必责我“十思”呢? 以致不少人都嘲笑岱无学识,根本不理解他的提醒之意,难怪虞喜评曰:“此元逊之疏,乃机神不俱者也。”但到建业主政后,恪深感局势复杂,难以控制,故生忧惧之态。

    如何巩固自己的执政地位呢? 诸葛恪首先在政治上采取了一些改革措施,废除孙权的苛酷弊政。据《三国志》恪本传注引《吴书》载,孙权死前恪已有政治改革之举,“群官百司拜揖之仪,各有品叙。诸法令有不便者,条例以闻,权辄听之。中外翕然,人怀欢欣。”这是对孙权统治中晚期以来法禁严酷的情况加以调整,意在争取民心。孙权死后,恪“罢视听,息校官,原逋责,除关税,事崇恩泽,众莫不悦。恪每出入,百姓延颈,思见其状。”所谓“罢视听,息校官”,就是废除为士大夫社会痛恨的“校事”制度,而“原逋责,除关税”,则主要是缓和对人民的剥削,顺应了孙吴上下广泛的社会愿望,深得拥护,故“众莫不悦”。另外,他也注意整治统治集团内部的关系。据《三国志》卷五九记载,孙权第五子齐王孙奋居武昌,“权薨,太傅诸葛恪不欲诸王处江滨兵马之地,徙奋豫章。奋怒,不从命,又数越法度。”恪作书重申儒家尊卑之意和法令条禁,批评奋“多违诏令,不拘制度”的恶行,责其迁出军事重镇武昌。诸葛恪的这一举动十分坚决,目的是巩固自己的地位。不仅如此,诸葛恪甚至有迁都的打算,《三国志·吴书·孙亮传》注引《吴录》载,“诸葛恪有迁都意,更起武昌宫。”《三国志·吴书·孙和传》也载:“恪有徙都意,使治武昌宫。”《孙亮传》又载建兴元年( 253)冬十二月恪新作武昌端门和内殿受灾的情况。迁都为国家大事,恪当政未久,竟有迁都之思,原因何在? 恐怕主要是建业为孙吴皇族及其他既得利益集团的大本营,恪不仅欲有所改革十分困难,其本身地位也常受冲击。可以说,作为孙亮首辅的诸葛恪,其处境是比较困难的。对此,当时有识见的政治人物是心知肚明的。确实,恪性格粗疏,先前未知建业政局复杂,一旦执政,意欲通过政治变革提高声望,阻力重重,无奈,竟然生出迁都之意。但此事影响极大,涉及方方面面,难以落实。
 
    迁都既不得，诸葛恪发动了针对曹魏的北伐，想通过建立军事业绩来提高声望，进而加强权力。恪之北伐有二次。第一次是建兴元年(252年)十月，恪领兵四万，会众于东兴(今安徽巢湖东南) ，因山势筑建二坞，巩固城防，每坞留千人坚守，为北伐做准备。十二月，曹魏派兵七万攻击城坞，想破坏东兴堤防。恪指挥有方，时天寒大雪，围城魏军以吴兵少，不以为意，诸葛恪指挥军队突袭魏军，《三国志》本传载：“魏军惊扰散走，争渡浮桥，桥坏绝，自投于水，更相蹈藉。乐安太守桓嘉等同时并没，死者数万。获车乘牛马驴骡各数千，资器山积，振旅而还。”东兴一役，恪可谓大获全胜。恪返师，进位阳都侯，加荆、扬二州牧，督中外诸军事。这样，恪便集孙吴军政大权于一身。如果恪用兵止于此，转而进一步深化内政改革，协调各方面的关系，这确实是一个很好的契机。遗憾的是，诸葛恪没有这样做。他获胜后，有轻敌之意。第二年春，“复欲出军”，派人与蜀汉大将军姜维联系，东、西联合攻魏。诸葛恪的这一军事行动，引起了孙吴上下的强烈反对。《三国志》恪本传称恪“于是违众出军，大发州郡二十万众，百姓骚动，始失人心。”恪“驱略民人”，本欲耀威淮南，但诸将要求退师攻新城，“恪从其计，回军还围新城。攻守连月，城不拔。士卒疲劳，因暑饮水，泄下流肿，病者大半，死伤涂地。诸营吏曰白病者多，恪以为诈，欲斩之，自是莫敢言。恪内惟失计，而耻城不下，忿形于色。将军朱异有所是非，恪怒，立夺其兵。都尉蔡林数陈军计，恪不能用，策马奔魏。魏知战士罢病，乃进救兵。恪引军而去。士卒伤病，流曳道路，或顿仆坑壑，或见略获，存亡忿痛，大小呼嗟。”至此，第二次北伐徒劳无功，彻底失败了。对于如此巨大的灾难，恪竟不以为意，并未认真反省，“晏然自若”，“出住江渚一月，图起田于浔阳”，企图再兴北伐之举，诏令相衔，不得已“徐乃旋师”，八月，恪回到建业，“由此众庶失望，而怨黩兴矣”，其执政的声望降到了最低点。即便如此，恪仍未死心，“改易宿卫，用其亲近，复敕兵严，欲向青、徐”。针对这一情况，孙氏宗室代表人物孙峻等经过精心策划，利用诸葛恪进见孙亮的机会，将其刺杀。恪之子竦、建及外甥张震、常侍朱恩等同时收杀，皆夷三族。其弟融驻兵在外，峻也派人拘捕，融饮药而死，其三子皆伏诛。这样，诸葛恪专权便以失败告终了。

    二、诸葛恪北伐失败的原因

    由上述可知,诸葛恪作为孙亮之首辅,在试图通过政治改革提高声望而不得后,急于发动对曹魏的军事进攻,结果遭到惨重的失败,直接导致其家族的灭亡。何以如此呢? 仔细分析,其中既有具体的军事方面的原因,也有潜在的政治方面的根源。下文就此略作考析,并由此从一个侧面透视孙吴政治的内幕和隐情。

    首先,诸葛恪在北伐战略上存在致命的错误。恪欲北伐立威,其第一次东兴之捷,使他觉得曹魏不足畏,他以为司马氏专断曹魏大权,政治斗争激烈,正可以乘虚而入。他给蜀将姜维的信便明确表达了他的看法,《三国志·吴书·诸葛恪传》注引《汉晋春秋》曰:

    恪使司马李衡往蜀说姜维,令同举,曰:“古人有言,圣人不能为时,时至亦不可失也。今敌政在私门,外内猜隔,兵挫于外,而民怨于内,自曹操以来,彼之亡形未有如今者也。若大举伐之,使吴攻其东,汉入其西,彼救西则东虚,重东则西轻,以练实之军,乘虚轻之敌,破之必矣。”维从之。
 
    在孙吴内部,为了说服文武大臣,恪特著论,表明自己的态度。据《三国志》本传,恪以为曹魏虽然幅员辽阔,但“今所以能敌之,但以(曹)操时兵众,于今适尽,而后生者未悉长大,正是贼衰少未盛之时。加司马懿先诛王凌,续自陨毙,其子幼弱,而专彼大任,虽有智计之士,未得施用。当今伐之,是其厄会。圣人急于趋时,诚谓今日。若顺众人之情,怀偷安之计,以为长江之险可以传世,不论魏之终始,而以今日遂轻其后,此吾所以长叹息者也。今闻众人或以百姓尚贫,欲务闲息,此不知虑其大危,而爱其小勤者也。每览荆邯说公孙述以进取之图,近见家叔父表陈与贼争竞之计,未尝不喟然叹息也。”这样,“众皆以恪此论欲必为之辞,然莫敢复难”。此论可谓恪北伐之宣言。但从实际情况看,其中除了情绪化的大言外,并无实质的可操作的军事战略、战术部署。他对司马氏专权曹魏的估计完全是错误的,如称司马懿死,诸子幼弱云云,故北伐正其“厄会”的判断便是如此。其实,司马师、司马昭兄弟等很牢固地控制着曹魏军政大局,以孙吴的力量北伐,或在局部得逞一时,但总体上必然遭到失败,这是由双方的实力对比所决定的。兵法言:“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但恪倾全国之力大举北伐,对曹魏的情况竟如此无知,必然在战略上铸下大错。其次,诸葛恪在北伐的战术安排等方面并无缜密的计划和步骤。恪出兵二十万之众,在战略上已属冒险,那在战术上又是如何具体布署的呢?对于一个成熟的指挥者而言,他必须对行军路线、攻击目标、进退时机、军需供应、气候变化等都有所考虑,并作出相应的对策。但实际上,诸葛恪并无具体而细致的战术安排,甚至没有明确的攻击目标,据《三国志》本传,“恪意欲曜威淮南,驱略民人,而诸将或难之曰:’今引军深入,疆场之民,必相率远遁,恐兵劳而功少,不如止围新城。新城困,救必至,至而图之,乃可大获。’恪从其计,回军还围新城。”由此可见,恪本想领兵深入淮南,与曹魏大军决战,诸将怕全军覆没,故建议回师围攻江北的新城。由此可见恪对北伐战略毫无打算与布置,一旦遇到突发事件或什么变化必然手足无措。《三国志》卷六四《吴书·滕胤传》载,恪回答胤谏阻北伐曰:“诸云不可者,皆不见计算,怀居苟安者也,而子复以为然,吾何望焉? 夫曹芳暗劣,政在私门,彼之臣民,固有离心。今吾因国家之资,藉战胜之威,则何往而不克哉! ”但实际上他并无踏实的准备。对诸葛恪战略、战术上的轻率,历代史家都有评议。

    宋人叶适《习学记言序目》卷二八指出:

    诸葛恪先讨山越,后筑东兴,功效不可掩矣。然推此而遂欲施于天下大计,则覆宗废立,倾辱其国,尝不旋踵者,天下之计,自有定形,不因事而就,恪智小不足以知之,虑近谋远,势当然尔。然当时议论,徒能毁其已败,则亦无所取。

    胡三省在《通鉴》卷七六有注云:

    恪自谓其才足以办魏,不欲以贼遗后人,吾不知其自视与叔父亮果何如也! 孔明累出师以攻魏,每言一州之地不足以与贼支久,卒无成功,赍志以没。恪无孔明之才而轻用其民,不唯不足以强吴,适足以灭其身,灭其家而已。

    何焯《义门读书记》卷二八“《三国志·吴书·诸葛恪传》”条也论云:

    元逊但知忠武频繁出师,而不规其务农殖谷,闭关息民,三年而后南征,还师之后,又蓄力一年,乃屯汉中,其明年始攻祁山耳。恶有狃于一胜,主少国疑,群情未一,遽图轻举乎? 是役也,虽克新城,归将不免,而况违众玩寇,弗戢自焚,衅非马谡,不请贬三等,谢创夷之众,塞同异之口,乃更思兴作,愈治威严,虹绕鼈鸣,身分族赤,画虎类狗,元逊之谓也矣。

    何焯甚至怀疑恪北伐的决心:

    若不过驱略民人,曜武边界,但选督将,伺利而动足矣,何必发二十万众耶? 今既大举,又惑于诸将之言,顿兵坚城之下,是徒尔好大,乃素无成算者也。

    以上诸家都指出了诸葛恪北伐缺乏准备,“虑近谋远”,违背了南北政权强弱的“定形”,必然遭到失败的报应。

    诸葛恪之所以在关系自身荣辱甚至国家命运的北伐问题上如此茫然失措,与其心态和动机有关。他急于想通过对外战争来树立威望,巩固自己专权的地位,致使他错误地分析形势,作出错误的判断和决策,所谓利令智昏,此之谓也。此外,这与诸葛恪的性格也有关系。恪为孙吴侨寓人士新生代的精英人物,孙权自黄武以来便着力培养他,恪素以才思敏捷著称,但其才能主要表现为口辩论难,在实际军政事务中,恪表现出轻浮粗疏,华而不实的弱点。对此,乃父诸葛瑾很是担忧,恪“名盛当时, (孙)权深器异之;然瑾常嫌之,谓非保家之子,每以忧戚。”恪少时确不喜实务,《三国志》本传载,恪之才思敏捷,“(孙)权甚异之,欲试以事,令守节度。节度掌军粮谷,文书繁猥,非其好也。”恪叔父亮为蜀丞相,对此也很担心。恪本传注引《江表传》载:任命恪为节度官,使典掌军粮,诸葛亮闻之,书与陆逊曰:“家兄年老,而恪性疏,今使典主粮谷,粮谷军之要最,仆虽在远,窃用不安。足下特为启至尊转之。”权于是“即转恪领兵”。孙权安排诸葛恪等才俊辅佐太子孙登,当时东宫同僚中就有人评论恪“才而疏”= ,看来并非个人恩怨,可称的评。在实际军务中,恪确实暴露了这方面的缺陷,与吴郡陆逊子大将军陆抗形成鲜明对比。《三国志》卷五八《吴书·陆逊传附子抗传》,赤乌九年,孙权命诸葛恪与陆抗交换屯防驻地,抗临去,将屯围内外收拾整齐,“不得妄败”,恪入屯,感觉“俨然若新”,而恪之故屯柴桑,则“颇有毁坏,深以为惭”。抗出自儒学世家,又世代从事军旅,严正不苟,这正映衬出诸葛恪的粗疏。

    再次,恪之北伐之举,遭到了文武群臣的反对,但恪刚愎自用,根本不予理睬。这使得恪之北伐无法得到内部的全力支持,甚至在关键时刻还会出现纷争,加快其失败。建兴二年(253年) ,恪“复欲出军”,立即遭到了激烈的反对:“诸大臣以为数出罢劳,同辞谏恪,恪不听。中散大夫蒋延或以固争,扶出。”所谓“诸大臣”,其中包括其辅政集团的主要成员。但恪“刚愎自用”,对一般的谏诤者竟采取粗鲁的驱逐的办法。蒋延所谏何言,史无明书,而丹杨太守聂友、太常滕胤的谏诤之语则载之甚详。恪传载:
 
    丹杨太守聂友素与恪善,书谏恪曰:“大行皇帝本有遏东关之计,计未施行。今公辅赞大业,成先帝之志,寇远自送,将士凭赖威德,出身用命,一旦有非常之功,岂非宗庙神灵社稷之福邪! 宜且案兵养锐,观衅而动。今乘此势,欲复大出,天时未可。而苟任盛意,私心以为不安。”恪题论后,为书答友曰:“足下虽有自然之理,然未见大数。熟省此论,可以开悟矣。”

    恪北伐前,另一位劝谏者是顾命集团的核心成员滕胤,胤与恪同为侨士代表,且为儿女亲家,关系至为友好。他劝阻恪,一定是觉察出问题的严重性。《三国志·吴书·滕胤传》:

    恪将悉众伐魏,胤谏恪曰:“君以丧代之际,受伊、霍之托,入安本朝,出摧强敌,名声振于海内,天下莫不震动,万姓之心,冀得蒙君而息。今猥以劳役之后,兴师出征,民疲力屈,远主有备。若攻城不克,野略无获,是丧前劳而招后责也。不如案甲息师,观隙而动。且兵者大事,事以众济,众苟不悦,君独安之?”

    聂友、滕胤都建议恪协调内部关系,关注民生,“案甲息师,观隙而动”。滕胤劝恪“众苟不悦,君独安之”,实际上是警告他统治集团内部少有人支持他,但诸葛恪毫不理会。

    在战争过程中,将士们也多有建议,如果恪能适当采纳,及时撤军,也会减少损失。围攻新城数月后,“诸营吏曰白病者多,恪以为诈,欲斩之,自是莫敢言。”将军朱异“有所是非,恪怒,立夺其兵。都尉蔡林数陈军计, 恪不能用, 策马奔魏。”面对军事上的困境,恪更是恼羞成怒,拒绝一切合理化的建议,只能在失败的泥潭中越陷越深,无法自拔。陈寿《三国志》卷六四传论亦云:“诸葛恪才气干略,邦人所称,然骄且吝,周公无观,况在于恪? 矜己陵人,能无败乎! ”

    特别要强调的是,在北伐前线,与诸葛恪对抗最激烈的是江东军事人物将军朱异等,朱异出自吴郡“四姓”之一的朱氏,为江东本土大族的代表,他在关键时刻“有所是非”,应当是反对围攻新城,提出自己的军事主张。对此,《三国志》卷五六《吴书·朱桓传附子异传》注引《吴书》载之甚详:

    异又随诸葛恪围新城,城即不拔,异等皆言宜速还豫章,袭石头城,不过数日可拔。恪以书晓异,异投书于地曰:“不用我计,而用傒子言! ”恪大怒,立夺其兵,遂废还建业。朱异的态度对其他将士有很大的影响。

    其实,诸葛恪与江东军事将领素有矛盾。据同书《朱然传附施绩传》,丹杨人施绩为孙吴名将朱然子,然为朱治姊子,本姓施,绩复本姓,绩领兵上流,与诸葛恪弟融不睦,绩曾与攻击江陵的魏军作战,融承诺配合施绩而不出师,导致绩师大败,融虽过失严重,但得其兄恪的保护而得不废。不仅如此,恪怨恨施绩,寻机报复:“初绩与恪、融不平,及此事变,为隙益甚。建兴元年,迁镇东将军。二年春,恪向新城,要绩并力,而留置半州,使融兼其任。冬,恪、融被害,绩复还乐都、假节。”可见恪以绩随军北伐,剥夺其上流重任,交由诸葛融兼任,这实际上是利用北伐打击异己。这样,施绩等必然消极应付甚至寻机破坏恪之北伐。后来孙峻又利用绩诛杀诸葛恪,并派他抓捕诸葛融。孙峻之所以敢对诸葛恪下手,因恪已是“民之所怨,众之所嫌”,所谓“民”、“众”,主要为江东之本土士民。

    由上所述,可知孙吴统治集团中无论是儒学士大夫,还是军事将领,以至下层之“众庶”、“百姓”,无不激烈抗议诸葛恪北伐,这其中有更深层的原因。孙吴建国过程中,孙策、孙权兄弟都执行了以江东为根本的军事战略:由江东而荆、益,而中原。在实际军事活动中,自建安初至黄武初,孙氏兄弟主要依靠淮泗武将征服长江中下游地区,而此后随着孙吴政权的不断“江东化”,自黄武以来,江东大族代表人物如陆逊、顾雍等明确主张保境息民,反对大规模经营北方,而以张昭等为代表的侨寓儒学士大夫其政治、军事态度与江东本土大族基本一致。在这一背景下,孙权确立并坚持“限江自保”的国策。但诸葛恪打破了这一国策,劳师远征,必然引起江东大族的反对,否则严重的战争灾难必然落在他们身上。前引恪出兵,“百姓骚动,始失人心”,恪兵败后,“众庶失望,而怨黩兴矣”云云,都说明了这一点。对此,曹魏、蜀汉的有识之士都看得很清楚。《三国志》卷二八《魏书·邓艾传》载邓艾对司马师说:

    孙权已没,大臣未附,吴名宗大族,皆有部曲,阻兵仗势,足以建命。恪新秉国政,而内无其主,不念抚恤上下以立根基,竟于外事,虐用其民,悉国之众,顿于坚城,死者万数,载祸而归,此恪获罪之日也。昔子胥、吴起、商鞅、乐毅皆见佐时君,主没而败。况恪才非四贤,而不虑不患,其亡可待也。
 
    诸葛恪辅政,理应改变孙权的“杀生赏罚,不任下人”的状况,争取“名宗大族”的支持,才能稳固“根基”,否则,“其亡可待”。对此,宋人张敦颐的评论是比较深刻的。他在《六朝事迹编类》卷一“总叙门”之“六朝保守”条中指出,孙权内心里实际上怀有天下之志,“然以传考之,亦未尝求逞于中国??自后世观之,谓之可怯也,而权不以为耻,岂非天下之势,既未有可投之隙,与其力争而取败,不若退守而待时也耶??此权之所为智也。及嗣主立,诸葛恪为政,首侵边以怒敌,东兴之战幸捷,顾不能持胜,复违众大举,一败涂地。恪既丧躯,而孙氏之业因以衰焉。则权之兵不妄动,利害果何如也。”孙权“保守”而国安,诸葛恪进取而一败涂地,“孙氏之业因以衰”,这是由于孙吴之立国方略和江东地域社会的态度所决定的。由上文考论可知,诸葛恪作为孙吴侨寓后进之士的杰出代表,在孙权死前被任命为少主孙亮的首席辅政大臣。为巩固这一地位,强化权力,诸葛恪急于树立威望,辅政之初便主持了一些政治改革,一度赢得了孙吴士庶的广泛赞誉。不仅如此,恪还大举北伐,在初次用兵江北获胜后,建兴二年竟倾全国之力北伐,引起其辅政集团内部及其他各种政治力量的激烈反对,特别是江东本土士庶的抗议。恪虽才思敏捷,但性格粗率,刚愎自用,很难听取不同意见,以致其决策一错再错,违背了孙策、孙权兄弟以来逐渐确立起来的“限江自保”的战略和国策,最终兵败于外,政亡于内,祸及子孙,其教训是十分深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