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骞通西域与汉武帝的求仙动机

　　张骞通西域是中西交通史上的里程碑,太史公用“凿空”以示张骞开拓之功,此后“西北国始通于汉矣”。汉武经营西域无疑有“广地万里,重九译,致殊俗,威德遍于四海”的政治目的,也有“断匈奴右臂,隔绝南羌、月氏”的军事用意,通西域的这些动机已成史家定论,但这并不排斥存在其他动机的可能性。因为人的行为动机本身就具有复杂性,有的明晰,有的潜隐。而帝王的动机由于随时可以上升为国家意志、体现在经国方略上,私欲不得不被缘饰得冠冕堂皇而变得越发复杂,但通过对史料的分析,我们仍然能够推断出这类潜在动机。汉武帝通西域不但有政治、军事的考虑,也有其私欲——求仙的考虑。

　　首先,汉武帝出生在一个神仙信仰弥漫朝野的环境中,这是他一生热衷求仙的社会基础。神仙之说起于齐燕,“自(齐)威、(齐)宣、燕昭使人人海,求蓬莱、方丈、赢洲。”此后神仙之说在秦汉之际发生了些许变化,彼世的蹈虚色彩渐变为现世的长生期许。秦始皇称帝后,曾“遣徐市发童男女数千人,人海求仙人”,形成“燕齐之士释锄耒,争言神仙方士,于是趣咸阳者以千数”的热闹场面。经过齐威、齐宣、燕昭、秦始皇等君王的张扬和东方齐燕神仙家的鼓吹,神仙学说蔓延开来。“自齐威、宣之时,邹子之徒,论著终始五德之运,……邹衍以阴阳主运显于诸侯,而燕齐海上之方士传其术不能通,然则怪迂阿谀苟合之徒自此兴,不可胜数也。”神仙信仰的吸引力能让人“苦身劳形……弃二亲,捐骨肉,绝五谷,废诗书”,可见其对汉初社会的影响之大。汉初盛行的黄老思想也与神仙学说有着扯不清的关联,“黄老起于齐,神仙之说与黄老通”。汉景帝时期,黄老之学俨然成了皇家子弟的必修课,“窦太后好黄帝、老子言,帝及太子诸窦不得不读《黄帝》、《老子》,尊其术。”而此时的汉武帝正处于青少年时期。

　　其次,汉武帝行事尚功利,思想近齐学。而齐学的根底为邹衍之学,“衍之学盖阴阳五行家言,齐之儒者多承其绪余。”汉武帝之世,表彰五经,外攘四夷,内改法度,集中展示了汉武帝“内多欲而外施仁义”的性格。基于这种性格汉武帝一直对祥瑞、符验、占卜、巫蛊很感兴趣,这在《孝武帝本纪》《封禅书》《龟策列传》中有大量记载。对待生死,汉武帝一直缺少达观的态度,渴望长生的动机伴其一生。为此汉武帝曾张扬祭祀,据《汉书·郊祀志》载,汉武帝祭祀的次数和规模远远多于其他任何一代汉帝。少翁、栾大、公孙卿等方士先后都曾用相似的手段得到汉武帝的恩宠。谷永在《谏成帝微行》中有这样的描述:“汉兴,新垣平、齐人少翁、公孙卿、栾大等,皆以仙人、黄冶、祭祠、事鬼使物、人海求仙采药贵幸,赏赐累千金。大尤尊盛,至妻公主,爵位重累,震动海内。元鼎、元封之际。燕、齐之间,方士嗔目扼腕,言有神仙祭祀致福之数者以万数。”

　　汉武帝渴望长生,企慕仙人的动机甚至影响到当时的许多重大政治事件。其一是封禅。钱穆先生认为:“武帝封禅最大动机,实由歆于方士神仙之说而起也。”其二是年号的设立。年号创始于“获麟”,“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畴。获白麟,作《白麟之歌》。”后来定这一年为“元狩”元年,由此倒推上去,把过去的18年划分为三等份,分别名曰“建元”、“元光”、“元朔”。“获麟”之后的第七个年头,在汾阴又掘得一个大鼎,遂改元为“元鼎”。获麟、得鼎,汉武帝都看作是神仙的惠顾,故有改元之举。其三是改正朔,易服色。汉初一直沿用秦之《颛项历》,元封七年(前104),公孙卿、壶遂、司马迁等上书改正朔,汉武帝企慕“黄帝合而不死”的传闻,改元“太初”,以建寅月为岁首,服色黄,《太初历》由此产生。如吕思勉所言:“武帝之崇儒,在其即位之初,而封泰山乃在其后三十年,改正朔,易服色则又在其后,其非用儒家言可知。武帝盖全惑于方士之言,其封泰山,亦欲以求不死而已。终武帝世,方士之所费,盖十倍于秦始皇。”在这些重大政治事件的背后都隐藏着汉武帝的求仙动机,沟通西域亦不排除有此种可能性。

　　在汉武帝以前,求仙的场所多发生在海上,目的是东海的仙山,齐君、燕主、秦王莫不如此。汉武帝又把求仙领域扩展到内陆的名山大川,祭祀足迹“遍于五岳、四渎矣。”然而“方士之候祠神人,人海求蓬莱,终无有验。而公孙卿之候神者,犹以大人之跻为解,无有效。天子益怠厌方士之怪迂语矣,然羁縻不绝,冀遇其真。”寻找新的求仙方式,拓展新的求仙领域变得越发紧迫,而有关昆仑山的信仰恰好可以提供新的尝试。昆仑山信仰在战国之际已经同东海仙山信仰交融在一起。据闻一多、顾颉刚两位先生的考证,昆仑神仙信仰甚至早于东海齐燕神仙信仰。昆仑山上的黄帝、西王母、禹、羿、帝江等神仙之所以能长生久视,“是由于食玉膏,饮沆瀣,漱正阳,含朝露”。但汉人对西方昆仑山的详细情况所知甚少。《庄子·天地篇》有“黄帝游乎赤水之北,登乎昆仑之丘”的零星记载;贾谊在《新书,修政》中也曾提及尧帝身涉流沙,经昆仑山到葱岭以西会见西王母;《山海经》中的《西山经》《海内西经》《大荒西经》中也有一些昆仑山的描述,但也仅仅止于此而已。张骞通西域为汉武帝带来了新的希望。

　　西域未通以前,汉人对其了解仅限于《山海经》《禹本纪》《易》等书上的零星记载。西域诸国在战略上对抗击匈奴意义重大,“汉方欲事灭胡,……因欲通使”,张骞此行的主要目的是说服大月氏牵制匈奴,这一点是没有疑义的,但除此以外,他是否还肩负着汉武帝别的想法?从时间上来看,张骞第一次出使在建元二年(前139年),此时汉与匈奴尚处于和亲时期,汉武帝也尚未亲政。元光二年(前132年)马邑之围后,和亲断绝,汉匈战争才开始。张骞第一次出使并没有完成联合大月氏共击匈奴的使命,但他的西行汇报倒是引起了汉武帝的极大兴趣。张骞描述了亲历的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以及间接了解的乌孙、奄蔡、安息、条枝、身毒等国的方位、大小、强弱、习俗等。值得注意的是张骞对殊方异物、海外奇谈的介绍:“大宛……多善马,马汗血,其先天马子也。”“安息长老传闻条枝有弱水、西王母,而未见。”其中“(于阗)其南则河源出焉。多玉石,河注中国”的描述与“河九折注于海,而流不绝者,昆仑之输也”相吻合。这些内容与张骞出使的主要目的本没有什么关系,不知是汉武帝在临行前有所嘱托还是张骞曲意投其所好,张骞的汇报使“天子欣然”,并即刻命张骞从西南方向寻找通大夏的道路。而大夏并不是此行的主要目的地,况且西南夷在建元末年曾经营过一段,后来因为事难费巨而终止。“初,汉欲通西南夷,费多, 道不通,罢之。及张骞言可以通大夏,乃复事西南夷。”此时在北方,汉与匈奴的战事正是最吃紧时,而西域诸国并没有联汉抗匈的意愿,由此可见大夏诸国对汉武帝的吸引应该另有原因。“广地万里,重九译,致殊俗,威德遍于四海”的背后不排除有汉武帝求仙的欲望。张骞的第二次西域之行从军事的角度来看,已经完全没有必要了。对匈奴最关键性的战役——元朔五年(前124年)击败右贤王、元狩二年(前121年)收复河西、元狩四年(前119)漠北之役已经结束,“是后匈奴远遁,而幕南无王庭”,匈奴对汉的威胁已基本解除。此时汉武帝仍然念念不忘大夏,“数问骞大夏之属”陶并再次令张骞出使,显然有别的目的。“汉使穷河源,河源出于寞,其山多玉石,采来,天子案古图书,名河所出山日昆仑云。”而再次通使西域诸国的目的很可能就是去探寻通往昆仑山的途经。在汉人心中,昆仑山是与东海仙山并列的仙人渊薮。“天之门在西北,升天之人宜从昆仑上。”这虽是后汉人的记载,但前汉在观念上也同样坚信这一点,《淮南子》曾把昆仑山描述成宇宙的中心:“中央之极,自昆仑东绝两恒山,日月之所道,江汉之所出。”汉武帝探访昆仑山的路径是为可能的求仙做准备。这恐怕才是汉武帝通西域的个人兴趣之所在。

　　鉴于黄帝有驭龙升天的先例,汉武帝对“天马”也表现出极大的热情。“武帝好仙,常庶几天马来,当乘之往发昆仑也。”张骞对大宛“天马”的介绍让汉武帝一直不能忘怀,“天子发书《易》,云:‘神马当从西北来。’”为了得到“天马”,汉武帝“益发使抵安息、黎轩、条枝、身毒国。”“天子好宛马,使者相望于道。”当听说“宛有善马在贰师城,匿不肯与汉使”后,汉武帝“闻之甘心,使壮士车令等持千金及金马以请宛王贰师城善马。”遭到拒绝后,太初元年(前104年)“拜李广利为贰师将军,发属国六千骑,及郡国恶少年数万人,以往伐宛。期至贰师城取善马,故号‘贰师将军’。”这也是汉武帝发动的最遥远的一场战争,李广利初征失利正赶上赵破奴在浞野败于匈奴,大臣们建议罢击宛军,以专力攻胡。汉武帝以“大夏之属轻汉,而宛善马绝不来”,“为外国笑”为由,准备继续增兵再次远征。这种借口显然是牵强的,难道汉武帝初年的和亲政策就不怕“为外国笑”吗?恐怕“宛善马绝不来”才是汉武帝真正介意的。经过元朔、元狩连年的汉匈之战,国库已告罄,此次汉武帝为了伐宛,更是连犯人都用上了。在这只由倾国之力组成的远征军中,有两个特殊的军官值得注意,“拜习马者二人为执驱校尉,备破宛择取其善马”。能说汉武帝通西域没有求仙的考虑吗?当初,汉武帝得乌孙马好时,命名名曰“天马”。太初四年(前101)破宛得汗血马后,更名乌孙马曰“西极”,名大宛马曰“天马”,并“作《西极天马之歌》”以示祥瑞,这一年汉武帝56岁。此后,汉武帝对仙人的兴趣并没有减弱,还三幸东海、三封泰山。

　　从通西域的理论依据上来看,汉武所本乃《山海经》《禹本纪》之类典籍。《大宛列传》最后有这样一段文字颇耐寻味:“太史公曰:《禹本纪》言‘河出昆仑。昆仑其高两千五百余里,日月所相避隐为光明也。其上有醴泉、瑶池。’今自张骞使大夏之后也,穷河源,恶睹本纪所谓昆仑者乎?故言九州山川,《尚书》近之矣。至《禹本纪》、《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司马迁认为,张骞的出使证明了《山海经》《禹本纪》的诬妄,人们以此书来判断、揣度西域不见得可靠。但这恰恰从反面说明当时人对西域印象的来源依据正是此二书。还有一段材料也能反映汉人对西域了解的依据就是《山海经》。据《后汉书·西域列传》载:“班超遣掾甘英穷临西海而还。皆前世所不至,《山经》所未详。莫不备其风土,传其珍怪焉。”后汉时期尚且拿《山海经》参照西行的见闻,前汉西行就更没有其他的参照了。《山海经》本是一部巫书,汉武帝以此为据通西域,恐怕也是求仙动机使然。从后代流传的《汉武帝故事》等志怪故事来看。汉武帝与昆仑求仙可能存在某种关系。东部海上及内陆的求仙一直没有什么着落,所以汉武帝在张骞死后,仍然没有放松对西方的探索,为了保护西行的通道,汉朝在轮台、渠梨等处置兵屯田,以供应往来的使节。这为汉朝的财政增加了不少负担。且天汉二年(前99年)以来,北方与匈奴的战事连连失利。百姓负担极重,民变四起,这一切最终导致征和四年(前89年)的轮台罪己诏。西域为什么这么吸引汉武帝?使他在治国战略上轻重失序,从而导致晚年的悔过。

　　在“朕即国家”的专制形态下,帝王的私欲很容易影响到国家政治决策。升仙的企图伴随着汉武帝的一生,《武帝本纪》《封禅书》有大量如实的记载,以至在许多战略性的事件上,往往也会投下求仙的影子,开通西域亦是其中之一。汉武帝曾说:“嗟乎!吾诚得如黄帝,吾视去妻子如脱屣耳。”联系这一点,就不难理解当北部战局接连失利后,汉武帝没有进行战略转移,仍以倾国之力继续西进。黄帝、西王母、昆仑山、天马等对汉武帝的吸引对开通西域策略不能说没有任何关系。史家叙事虽有秉笔直书的传统,但为尊长者讳也是必不可少的,据说汉武帝当年对太史公为自己作的“本纪”很不满意,鉴于此,通西域与求仙的直接证据不见载于史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