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鸿门宴”前项伯为什么会给敌人通风报信？

鸿门宴

　　按正常的逻辑，鸿门宴是不可思议的。

　　项伯为什么会傻到为敌人通风报信，置自己的侄子于不顾？范增”素好奇计”，为什么范增的”奇计”却不为项羽所用？项羽为什么会放走刘邦，以至于弄得自己最后一败涂地，无可挽回？诸多疑点为”鸿门宴”凭空制造出了诸多不解之谜，诸多不解之谜让后人百思不得其解。是啊，怎么会有项羽这样的笨蛋，让煮熟的鸭子扑楞楞一飞冲天。

　　于是”聪明者”开始义正辞严地拒绝承认有这么一次宴会的存在，他们坚持认为”鸿门宴””可当故事看，难当信史读”。以至于由某位历史学家编写的《通史简编》竟只字不提”鸿门宴”。

　　更常见的情况是，大家异口同声地说”鸿门宴”是一场意义重大的宴会，只是在这场宴会上，项羽的判断出现了严重的失误。如果项羽意志更加坚定，决策更加英明，出手更加果断，处事更加成熟，他或者在”鸿门宴”前，就会毫不犹豫地劫杀刘邦，或者在”鸿门宴”中痛下杀手，一击置刘邦于死地。果如此，哪还会出现刘邦一统天下的场景？历史岂不完全是另外一番样子？因此，他们认为，项羽错过了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以至于最后功败垂成、饮恨垓下。而所有的这一切，都应该由一个人负责，此人就是项伯。因为，项伯是多米诺的第一张骨牌，他的通风报信，导致了后来项羽的全盘皆输。

　　历史真的是这样吗？”鸿门宴”前，项伯为什么要告密？”鸿门宴”中，项伯为什么要挺身而出保护刘邦？项伯真的是贪小利忘大义的千古罪人吗？

　　因此，我们的目光应当越过史籍的尘埃，重回特定的历史环境，重温楚汉相争的历史事实，认真打量那场两千多年前的宴会。

　　为了接近历史的真相，我们需要明白以下几点事实：

　　第一，刘邦和项羽为什么会在关中地区相遇？

　　咸阳是秦王朝的首都，位于关中平原。刘邦和项羽为什么能够齐聚关中，这是因为当时有一个众所周知的约定：”先入关中者为王。”

　　这个约定是当时抗秦义军的盟主楚怀王做出的，当时他正带领义军转战于江苏、安徽一带。很明显，若想先入关，自东向西走直线才是捷径，才是最佳选择。知道了这一点，我们再来看楚怀王的安排：他对项羽向西出兵的强烈要求不予理睬，直接将项羽支向了北方。向北进军，抗秦救赵。不仅如此，被派向北路军的项羽，其职务仅仅是次将，需要受主将宋义的节制。同时，派遣刘邦率军直接向西进发。当时秦朝的主力军在北边，抗秦的硬仗自然也在北边，项羽和秦军主力遭遇在所难免。而战争的进程，将直接影响本来已经走了弯路的项羽进入关中的速度。反观刘邦则是另外一番感受：本来走的就是直线，而在北边，又有项羽在牵制着秦军主力。项羽和秦军的战斗越激烈，刘邦西进的道路将越平坦，进入关中的进度自然也会越快。

　　项羽的北上堪称一波三折，先是项羽冲冠一怒杀掉了主将宋义，自封上将军，之后和秦军决一死战，最后，秦军大将章邯投降，项羽赢得胜利。原本三心二意的各路诸侯军终于暂时和项羽一起西进关中。

　　但是此时，刘邦早已入关两个月。令人奇怪的是，早就可以称王的他居然波澜不兴、无声无息，还是从前的穷酸样。

　　就这样，他们在关中走到一起。

　　第二，关中相遇之前，刘邦和项羽是什么样的政治关系？

　　二人什么关系？一句话，二人互为友军。二人曾有一段并肩作战的经历，也建立起不深不浅、不咸不淡的革命友谊。此时，刘邦是西路军，项羽是北路军，二人同属于反秦义军阵营，同为楚怀王部下。

　　如果非要问二人的政治地位谁高谁低，那应该这样说，项羽的地位高于刘邦。因为，反秦武装的最高权力象征是楚怀王，楚怀王任命宋义为最高军事长官，率领项羽北上。在北征过程中，项羽擅自杀掉宋义，楚怀王无奈，只得承认项羽接替宋义做最高军事长官的现实。这样，理论上讲，项羽也就成了刘邦的领导。

　　第三，关中相遇之前，刘邦在做什么，项羽又在做什么？

　　刘邦率先进入关中，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并且和当地百姓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及盗者抵罪”，因而深受关中人民的爱戴和拥护。关中人民期待刘邦顺利称王。

　　项羽呢？入关之前，秦将章邯、司马欣等带领秦军投降项羽，不久，项羽借故坑杀二十万降卒。这二十万降卒兵源地何在，历史虽无明确记载，但大部分士卒应该来自秦朝的大本营关中地区。这样，采用暴力手段坑杀二十万降卒的项羽，在关中人民的心目中就成了杀人魔鬼，成了残暴的代名词。

　　在刘邦和项羽的对比中，关中百姓想不拥戴刘邦都难。

　　第四，关中相遇之时，刘、项二人的实力对比如何？

　　此时，刘邦实力相对较弱，有十万人马，号称二十万；项羽有四十万人马。

　　但是，我们需要注意一个事实，那就是，刘邦的十万人马，基本上是清一色的刘家军，更重要的是，刘邦的人马已在关中休整了两个月。而项羽的四十万大军中，有相当大的比例是各路诸侯军，他们虽然受项羽节制，却随时可能和项羽离心离德。在”巨鹿之战”中，各路诸侯军曾有作壁上观的先例。这四十万杂牌军长途而来，战斗力很难说就是上乘。

　　明白了这样一段史实我们就会知道，谋士范增建议项羽对刘邦发起攻击是多么草率的行为。可是，项羽居然接受了范增的建议，决定”旦日飨士卒，为击破沛公军”，意思是要厉兵秣马，第二天斩杀刘邦。

　　任何一个有政治头脑的人都会看到其中的巨大风险。因为此时的刘邦，有四不可杀：

　　第一，对于反秦阵营来说，刘邦有大功，杀刘邦有政治风险。

　　刘邦是奉命西征，并且赢得了推翻秦朝暴政的首功，按照约定，即使刘邦称王也是理所应当，任何人都不应该说三道四，结果刘邦低调行事，并没有称王，政治上毫无瑕疵。此时，项羽贸然下令进攻刘邦无疑是同室操戈，将楚怀王的约定变成了一纸空文，存在巨大的政治风险。

　　第二，刘邦对于稳定关中极有价值，杀刘邦无民心基础。

　　秦王朝统治土崩瓦解，此时关中地区处于权力真空期，关中人心思定、人心思稳、人心思安，而这一切在刘邦的约法三章里似乎都得到了承诺，因此，先入关的刘邦在关中人心中无异于无冕之王。此时，如果有人加害刘邦，很难赢得关中人民的拥护和信赖。更何况项羽还欠下关中地区二十万条生命。

　　第三，刘邦是个指标股，刘邦的命运连接着其他各路诸侯的命运。

　　在跟随项羽的各路诸侯眼中，此时的刘邦就是一个指标股，刘邦的结局将和他们未来的结局有直接关系。如果刘邦被杀，各路诸侯难免会对项羽的处事风格表示怀疑，这将直接影响到他们将来和项羽的合作。可以说，各路诸侯都在静观其变，在各地等待鹬蚌相争。

　　第四，刘邦的部队以逸待劳，杀刘邦有现实风险。

　　刘邦的人马虽少，却是自己的嫡系，项羽人马虽多，却有乌合之众的嫌疑，加上刘邦的部队已经经过两个月的休整，体能和战斗力都要远远超越项羽的部队，此时发动对刘邦的攻击，项羽并没有足够的胜算。

　　因此，我们再回头来看范增的建议，其实完全是头脑发热的结果，刘邦绝不是案上鱼肉，可以让项羽随意宰割。

　　但是，巨大的风险项羽看不到，项羽被范增的花言巧语蒙蔽了眼睛，因而，一场恶仗箭在弦上、迫在眉睫。

　　有了”亚父”的鼓噪，项羽如同箭在弦上，只等明天就去砍刘邦的狗头，全然不顾身边危机四伏。怎么办？项伯狂躁得汗流不止。大难临头了，危机到来了，项氏的反秦大业马上就要玩完了！

　　于是我们看到了项伯的自救，他不能眼见项氏家族的伟业毁于一旦。

　　突然，一个人影在他的脑海闪现–张良！

　　张良此刻就在刘邦营中，他和张良的私交过硬，其是此时此刻，唯一能够拯救项氏大业的人选。

　　为什么张良是最佳人选呢？

　　很显然，要想将项羽计划中的恶战彻底消除，对于项羽这样吃软不吃硬的角色，只有一种途径，那就是让刘邦前来认罪；要想让刘邦前来认罪，则必须把刘邦可能面对的危机如实传达过去，让刘邦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刘邦性格诡异，向刘邦传达这一信息的人必须有足够的公信力，否则于事无补；最为关键的一点，这个人也必须和项伯有相当深厚的私交，否则同样很难沟通。

　　按照这样的条件来思考，在刘邦的大营里，只有张良一个人可以担此重任。第一，他和项伯曾是生死之交，救过项伯的命；第二，张良在刘邦阵营里有相当的分量，对刘邦能说得上话。

　　试想，如果不是张良这个最佳桥梁，项伯如何接近刘邦？即使能够接近刘邦，项伯又有何证据让刘邦相信自己是出于一番善意，而不是诈骗？天下之大，救项氏的只有张良一人啊！

　　后来的事情也果然是按照项伯的计划发展，刘邦也果然质问张良和项伯是什么关系，这一句质问并不是刘邦过于多疑，而是刘邦要全面分析信息的准确度，只有这样，他才能做出准确的判断。同时，刘邦的这句质问，不恰恰说明了项伯所找到的张良是多么合适的一个人选吗？

　　抱定这样的信念，项伯打马如飞，在第一时间赶到了刘邦的驻地。

　　项伯处理得十分艺术，他只是”欲呼张良与俱去”，”毋从俱死也”。项伯知道，自己对于张良的判断一点都不会错，张良有足够的谋略和胆识，同时也有足够的义气和忠诚，他必然不会置刘邦于不顾而独自求生。张良也找了一个充分的理由：”臣为韩王送沛公，沛公今事有急，亡去不义，不可不语。”于是，张良将项羽即将发兵攻打刘邦的重大军事机密第一时间向刘邦做了通报。一切全按项伯的计划进行。

　　随后刘邦邀请项伯到大帐一聚，由张良出面传达相见之意。当随张良走进刘邦大帐的那一瞬间，项伯感到自己心头的一块石头落了地。面对明天即将到来的灾难，刘邦显得极为慌乱，爱骂人的刘邦、趾高气扬的刘邦此时竟如此卑躬屈膝、毕恭毕敬，用对待兄长的礼节来对待项伯。为了表达自己的诚意，他还临时起兴，非要和项伯攀为儿女亲家。项伯掩藏着自己心里的鄙夷，他最清楚，他不是来救刘邦的，他是通过救刘邦来救项羽和项氏家族的，刘邦大可不必如此兴师动众、感激涕零。

　　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能洞悉项伯对于项羽的无私情感，才能洞悉张良对于项伯的战略价值。

　　因此，哪有什么”内奸”和”叛变”，哪有什么”卖主求荣”和”一时糊涂”，这完全是项伯对项羽的最大关爱和帮助，是项伯对项氏反秦事业的最大贡献和付出。几千年的骂名滚滚而来，但项伯已经顾不了那么多了。这才是真正的大忠若”奸”，只是后人读史不精，误把项伯当小人。真乃”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

　　但是，张良毕竟也不是等闲之辈，他巧妙地抓住了这一稍纵即逝的历史机遇，果断地将这一重要信息在第一时间向刘邦做了通报，从此一跃而进入了刘邦阵营的主流。

　　本来，张良根本不是刘邦的班底，最初起兵之际，刘邦主要靠的是萧何、曹参和樊哙等一批故旧相识。秦末大乱之时，张良自己也拉起了部队，由于规模太小，张良一直需要依附于别的大树。他最早是准备投靠别人的，结果半道遇见了刘邦，就中途改变了主意，决定跟随刘邦。

　　刘邦这人最大的优点就是舍得封官封地，但面对投靠过来的张良，刘邦却小气得不可思议，仅仅封他为主管马匹的厩将。这个官职是一个很好玩的官职，善于拍马的张良直接被刘邦赶进了马厩。张良从此开始拍马，以小人物的身份接近刘邦。他的办法是常常向刘邦提建议，主动制造和刘邦接触的机会，出来之后就吹嘘他和最高领导交往的所有细节以此来神化自己。可以说，很长一段时间，在刘邦阵营中，张良基本上处于搭不上话的局面。在很长的时间内，张良一直是很边缘化，在”鸿门宴”之前，张良从来没有进入过刘邦的决策圈子和主流。

　　外围的张良一直在等待机会，项伯让张良成为了最大的受益者。所以，在得到了项伯的绝密消息之后，张良在第一时间向刘邦做了汇报，从此，张良就成为刘邦的红人。所以，对于项伯，张良一直心存感激，后来，刘邦曾赏给张良黄金百镒、珍珠二斗，张良马上就将这些转送给了项伯。

　　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说，”鸿门宴”只是一场匆匆忙忙的宴会，是不速之客与毫无准备的主人之间的一次小聚，是项伯为了保全项氏的反秦大业所做的一场无私努力，是项伯引进外力对抗范增的一次大胆尝试。

　　既然如此，在宴会上，当项庄舞剑，意在沛公之时，项伯挺身而出就完全可以理解了。他不是愚蠢到是非不分，而是，他必须保护刘邦，此时，保护刘邦就是保护项羽，就是保护项氏集团的实际利益。

　　我们的双眼往往容易为历史的表象所蒙蔽，而重回现场，通过细枝末节排查可能的历史线索，却需要我们充分发挥自己的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