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朝存在的证据及考古发现

夏朝是中国第一个具有国家形态的王朝，《尚书》、《竹书纪年》、《史记》等著述中都清晰记载了夏朝的历史，在中国人心中夏朝的存在是毋庸置疑的事实。

在国际上大部分国家承认中国有五千年的文明史，通过国外社交媒体的评论可以看出，外国网友普遍认同中华五千年说。关于夏朝有无的问题，反倒是学界争论较多，主要集中在欧美部分发达国家（其他国家的学者没有那么多精力去研究别国的历史）。

究其原因，有关夏朝的实物考古资料不足，缺少决定性考古成果的支撑，故而部分外国学者对中国夏朝的存在持保留态度。

一、关于夏王朝的主要分歧点

1、中西方史学观念的差异

中西方对于历史的研究和考证有各自的体系，其间差异很大。

西方研究早期历史时，因为缺乏信史体系支撑，主要采用考古方式，西方学者秉承“宁可信其无”的史学观点，未得到充分考古资料支撑前，不轻易得出考古结论。

而中国史学观念则正好相反，因为有强大的信史体系，我们“宁可信其有”，对先人记载的历史普遍缺乏考证动力。中国孩童在启蒙教育时就学习到“夏商与西周，东周分两段……”，已经预设了夏朝的存在，所以二十世纪前国人从不怀疑夏朝的存在。

但近代西方在经济、军事、科技和文化等方面占据极大优势，深受国外考国学影响的近代中国历史学者顾颉刚、郭沫若等人引领了著名的疑古思潮，利用西方考古学体系研究中国早期历史，因此有了夏朝真伪之争。

其实西方史学界并不像部分人认为的那么狭隘–害怕中华文明的起源时间超过西方。要知道西方史学界很早就承认了两河流域文明和尼罗河埃及文明，这两个文明出现的时间均比华夏文明和希腊文明早，且与欧洲关系不大，欧洲学界无法借用这两个文明来粉饰自己的历史。

所以大家不要有被害妄想症，把学术争端提升到民族情结上来。

2、国内的民科和假新闻哗众取宠、混淆视听

估计有不少读者读过“夏朝是古埃及人东来”的新闻。讲的是中国科技大学孙卫东教授提出：中国夏朝确实存在，但是夏朝并不在中国，而是在古埃及。

他列举了几个证明：历史记载中夏朝有条南北流向的河流，应该是埃及的尼罗河；殷商时期青铜的放射性与古埃及时期的青铜性质极为相似；埃及当时所掌握的技术与中国商朝所拥有的技术十分相似。

孙教授提出该假说的真实意图无法揣测，但他的观点确实起到了一定的哗众取宠、混淆视听的作用，该假说的核心实际就是“华夏文明西来说”。

孙教授是中国科学院矿物和成矿学重点实验室主任，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并不是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他以地质学、矿物学的知识去质疑涉及人文学、遗传基因学的种族起源的重大问题，无怪乎网民称其为民科。

关于其主要观点大多被证伪，尼罗河并不是世界上唯一南北流向的河，加拿大的麦肯齐河也是南北流向的河。实际上夏朝南北流向的河很有可能就是黄河或其支流，黄河的几字形河段和部分支流也有南北流向的，夏朝人没有完整的黄河流域地图，所以认为部分河段是南北流向的河也很正常。

从基因图谱来看，中国人和古埃及人的基因也相差甚远，古埃及法老的基因为R1b，中国人的基因是o3。更别说夏朝之后的商朝在人文（神话传说）、风俗习惯、文字（甲骨文和古埃及象形文）等方面与古埃及人更无相似之处。

至于青铜器的放射性异同，无法反驳。但试想一下，一个在埃及没落的王朝携带大量青铜器，在没有地图和导航的情况下翻越高山雪原、穿过大漠戈壁，迁徙上万公里直达中原腹地定居，在沿途不留下任何痕迹，还换了肤色，这种概率为零。

为了这个荒谬的假说，一位叫罗灵杰的学者还跳出来指责孙卫东抄袭他的观点（有兴趣可以关注一下），不得不佩服“名利”二字的魔力。

此外网传贵州一位教授提出夏朝在巴基斯坦哈拉帕地区的奇说，笔者查了下资料，并未查出贵州哪一位教授说的，该新闻最早从贴吧传出，可信度很低。不知道编造这种假新闻的目的何在，引用网友的经典回复–“真难为商人了，千里迢迢去巴基斯坦灭了夏朝，才回来建立商朝”。

3、夏朝文字的缺失

文字是一个文明（王朝）存在的重要标志，早期西方学界也不承认商朝的存在，在国内学者收集和破译甲骨文后，西方学界才承认商朝的存在。

在中国，黄帝时代就有仓颉造字的传说，说明远古时期中国就很有可能出现了文字。近些年中国考古中并非没有发现夏朝文字，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中发现了许多刻划符号，这些刻划符号虽然是独立发挥作用的纪事符号，但可以看做早期文字的雏形。

夏朝时生产力水平低下，未形成系统的文献记录和文学创作，文字大多以数字和计量单位的方式存在，便于统计和管理，所以文字数量较少。

这种现象很好理解，解放前中国闭塞深山中的文盲只需要掌握三五百个汉字读音就可以和人正常交流，一战前美国西部的农民一辈子使用的单词量不超过700个。词汇的丰富程度随经济提升而提升，故而夏朝不会产生太多的文字。

从语言到文字创立是一个艰难的过程，世界上很多民族有语言而没有文字，欧洲很多国家都是在拉丁文基础上结合本地区的方言又组成了各国的语言，如法国、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罗马尼亚等国的语言都属于拉丁语系。

夏朝之后的商朝甲骨文在当时已经是相当成熟的文字系统，如果没有夏朝的文字作为基础，商朝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形成一套完善的文字系统。（目前中国发现大约13万片甲骨，共4000多个单字，已识别约2000个单字。）

4、甲骨文中未提及夏朝

持这一论点的学者和围观群众估计对甲骨文本身存在很大的误解，甲骨文的内容大部分是殷商王室占卜的记录，并不是专门用来记录历史事件的。

商朝是中国古代最迷信鬼神的朝代，凡事都要卜问，占卜内容主要是渔捞、征伐、农业等重大事件，也不乏天气、病痛、生育等琐碎小事。通过甲骨文可以隐略了解商朝人的生活情形，得知商朝历史发展的状况。

但甲骨文的内容多为记载盘庚迁殷至纣王间273年之卜辞，盘庚迁殷距夏朝已有近三百年时间，卜辞中没有夏朝的相关记载也属正常。

5、部分人认为夏朝历史是周朝臆造

先秦史料中对于夏朝的记载虽然不够详尽，但对于夏朝的起始历史、帝王世系表、政体政令刑法等都有记述。有些人坚持这是周朝学者为周灭商而代之的法理性而编造的内容，但先秦著述大部分出现在东周时期，据西周已经过去数百年，并无必要进行这样的虚构。

《史记·夏本纪》中记载的夏朝世系与《殷本纪》中记载的商朝世系一样明确，商代世系现在已经得到证实和承认，所以现在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夏本纪》中的记载也同样可信，只是暂时欠缺决定性的证据。

二、夏朝存在的证据和考古新发现

根据考古年代来说，仰韶、龙山、良渚、二里头等遗址都可能与夏文明有关，如陕西神木发现了大约四千年前的石峁古城遗址（龙山晚期），其古城具有瓮城和马面构造，可以确定在四千年前的的陕西存在城池和大规模的战争。

这些考古发现中，最可能实现夏王朝考古突破的是河南偃师的二里头遗址。根据众多史料记载，夏都斟鄩的位置大致在伊洛平原地区，洛阳二里头遗址的考古发掘也基本证实了这一点。

二里头遗址年代分布约为公元前1750年～公元前1500年，面积超过3平方公里，其建筑风格类似于都城的对称式分布格局。遗址内发现有宫殿、居民区、制陶作坊、铸铜作坊、窖穴、墓葬等遗迹。出土文物石器、陶器、玉器、铜器、骨角器及蚌器等两万多件，其中的青铜爵是目前所知中国最早的青铜容器。

二里头遗址毫无疑问是中原地区正统的上古文明，因此被初步确认为夏代中晚期都城遗址。二里头遗址的意义重大，证明在商朝之前中原已经有较大规模的城市存在，将中华王朝文明的时间又向前推进了数百年，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证明夏朝存在的证据将会越来越多。

三、夏王朝考古困难的原因分析

1、水患。

夏朝的地理中心是今河南偃师、登封、新密、禹州一带，当时较大的城镇都是傍水（黄河及其支流）而建，这样利于城市的生活用水或城郊的农业灌溉，不过当时的城市缺乏防洪手段和设施，黄河及其支流经常改道泛滥，夏商两朝多次迁都就跟水患有直接关系。

而当时中原地区的建筑水平较低，以“夯土为基、泥墙茅顶”的建筑为主，极少有石头和砖瓦（中国最早的砖瓦实物距今4000年左右，只起装饰效果）垒砌的建筑存在，水患过后很多人类生存痕迹都被抹去，数千年后极难找到遗迹。

2、记录载体落后。

商朝的甲骨文之所以能够保存下来，是因为“甲骨”质地坚硬，商朝也应该有竹、木质地的记载工具，可能年代久远全部腐朽掉了，所以不能认定商朝所有的记录均用甲骨记载，那样既不经济也不合理。

而夏朝文字记录较少（只做统计用），其数量远远少于商朝，其记录载体更为原始，如泥板、竹简、木牍等物（错失了甲骨记录的方法），这些材料更容易湮灭在水患烂泥之中。

3、战乱。

夏朝的文字记录少，又主要集中在都城或重要城市的宫殿之中，在殷商灭夏的战乱年代，本来数量就不多的夏朝文字记录要么毁于战火，要么长埋于商朝新城的遗址之下，这也是目前无法确认夏朝遗址的最大原因。

虽然现在还不能完全证明夏朝的存在，但是夏朝作为中国第一个朝代，其象征意义远大于实际意义，即使没有夏朝的历史，也依然无法抹杀中华文明对世界文明的贡献。

当今世界的国家和民族是否受尊重是由综合国力和人民素质决定的，而不是由其历史长短决定，让美国人去崇敬埃及人、中东人、希腊人、印度人的祖先，那肯定不可能，所以努力争取国富民强，远比追寻一段历史更为重要。

当然作为华夏后人，仍然希望不久的将来，中国考古学家在夏朝考古研究上取得重大突破，毕竟上下五千年的文明不容缺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