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最牛疯子，死后享受国葬

走出上海租界监狱的那一天，章太炎发长过肩，毫无憔悴之色。只是狱中食物无盐，原本消瘦的他，脸反而肿了一圈。

这是1906年6月，《苏报》案发三年后。

远在日本的革命党人准备好欢迎会，为出狱的同志接风洗尘。章太炎到达东京时，留日学生与革命志士上千人前来迎接，全场座无虚席，就连屋顶都坐满了人，只为聆听章太炎即席演说。

章太炎简要地回顾了自己的反清革命历程，随后说出那番关于“神 经 病”的著名理论。

他说：“古来有大学问成大事业的，必得有神 经 病，才能做到。……为这缘故，兄弟承认自己有神 经 病，也愿诸位同志人人个个都有一两分的神 经 病。近来传说某某是有神 经 病，某某也是有神 经 病。兄弟看来，不怕有神 经 病，只怕富贵利禄当面现前的时候，那神 经 病立刻好了，这才是要不得呢！”

此后几年，章太炎除了参加革命，还在日本开坛讲学。他的学生中，有周树人（鲁迅）、周作人、许寿裳、钱玄同、朱希祖、黄侃等日后学术各界的领军人物。

身处变革时代的章太炎，是学贯古今的国学大师，也是特立独行的革命大家，他曾经影响了一代人。

01

章太炎出生于浙江余杭一户书香门第，其原名学乘，后改名为炳麟，字枚叔，因仰慕明末清初思想家顾炎武，遂自号太炎。

据章太炎回忆，他从小就爱读一些揭露满清入关历史的“禁书”，如《东华录》《明季稗史》等，于是在心中埋下了排满革命的种子，以明末的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张煌言等人物为偶像。

明清时期，江浙地区文教兴盛，章太炎所在的家族是当地颇有名望的耕读之家，家中藏书五千卷（但章太炎自称“余家无多书”），常年注重本族子弟教育、致力地方公益，在当地开办书院、义庄、家塾。到了章太炎祖父这一代，章家已显出衰落气象，又逢太平军之乱，江浙一带经济萧条，田野荒芜。

对于家道中落的家庭，科举考试是改变命运的机会。16岁时，熟读经史的章太炎本要应县试，却突患“眩厥”症（类似于癫痫病），没有去考试，厌恶八股的他从此放弃科举。

章太炎绝意仕宦的原因，可能还有其家族隐秘的“夷夏之辨”传统。

章太炎早年的国学教育来自于其外祖父朱有虔、父亲章濬，这属于家学渊源，青年时入杭州诂经精舍，拜师俞樾，师承“乾嘉学派”。

章太炎的父亲章濬去世前，曾对儿子们说：“吾家入清已七八世，殁皆用深衣敛。吾虽得职事官，未尝诣吏部。吾即死，不敢违家教，无加清时章服。”意思是说，咱们家在清朝已经生活了七八代人，但仍不忘“故国衣冠”，祖祖辈辈去世后“用深衣敛”，拒绝用清朝服饰，表明自己坚持“夷夏之辨”，我虽然当过清朝的下层官吏，但也不敢违背这个传统。

章太炎所处的晚清时代，存在两种革命源流：一种是自明末以来就存在的反清思想，即章太炎晚年在演讲时说到的，“满清入主中原三百年间，反清之意见，时载于书籍，鼓励人民之同情”，这是革命思想的本土源流；另一种则是鸦片战争以后，近代西方政治思想传入中国的巨大影响，这是外来源流。

在诂经精舍求学时，章太炎一边继承乾嘉汉学，潜修训诂之学，一边也在中外两股思潮的影响下，思考救亡图存的现实问题。

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以北洋水师全军覆没、清军战败告终。日本人通过逼迫清廷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强占台湾，收取战争赔款二万万两白银，并取得在华投资办厂的特权。

当年喊出“富国强兵”“以夷制夷”的洋务运动，费了那么多工夫，花了大把钱，却连小小的日本都打不过。

此次战败给27岁的章太炎带来极大的震撼。消息传到西湖之畔的诂经精舍后，章太炎无法再静下心来钻研故纸。

不久后，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为鼓吹维新变法，在上海发起强学会，并向各地书院寄送会章。章太炎收到会章后率先汇银16元，报名入会。

这也意味着，章太炎即将离开求学多年的诂经精舍，告别年过古稀的恩师俞樾，投入到时代的浪潮中。

后来，章太炎由改良派转向革命派，写了《谢本师》一文，宣布退出师门。章太炎深受朴学影响，一向敬重老师，他与俞樾断绝师生关系，可能是为了保护俞樾，以免老师受到牵连，遭到清廷加害。

02

章太炎出山后，立马表现出与众不同的狂人本色。

1897年，章太炎在梁启超的邀请下，赴时务报馆任职，发表了多篇文章，呼吁“以革政挽革命”的变法运动。但没干几个月，章太炎就辞职了，原因是，他与康有为的政治立场虽然颇为一致，但学术立场上“势若冰炭”。

当时，康有为为了向清朝统治者兜售变法主张，提出一套“托古改制”的思想，撰写了《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宣扬刘歆作伪说与孔子改制说，而章太炎秉承家学、师学，对《左传》深有研究，认同以刘歆为代表的古文经学。

康有为的门生们将康有为奉为教主，而康有为本人也以圣人自命。对此，章太炎不禁嘲讽道，康有为是要当“教皇”啊！

在章太炎看来，为了宣传政治主张而无视历代学术流变、任意质疑中国古书和古史，将会动摇中国文化的根基，甚至会危及中国人的政治与文化认同。

这场学术之争后来演变成了暴力冲突。一日，章太炎酒醉，当着康有为门生的面，说康有为是“教匪”，康门弟子一气之下找章太炎争辩，却又说不过他，竟然挥拳相向。章太炎寡不敌众，被打了一顿。

闹到这个地步，章太炎只好离开时务报馆。

次年，在慈禧为首的顽固派阻挠下，维新变法迅速失败，仅历时103天。之后，光绪皇帝被软禁，戊戌六君子被杀害，康、梁逃往海外。

章太炎因为报名参加过强学会，为维新派办过报，写过文章，也在被通缉之列，只好东渡避祸，初次体验了政治逃亡者的滋味。往后余生，这种经历将多次伴随他。

03

维新变法时，章太炎曾前往武昌拜谒湖广总督张之洞。

张之洞向来喜欢招揽士人，起初以为章太炎行文喜用生僻字，对他的文章不太感冒，后来听别人说章太炎对《左传》颇有研究，才提起兴趣。

但章太炎只在武昌停留了一个月。章太炎发现，昔日的洋务派官员张之洞恪守效忠清室的观念，其口中所说的“中体西用”，实则是不愿触及专制统治的根本，失望的章太炎只好离开武昌。

同一时期，章太炎还给另一位清廷大员李鸿章寄去了一封长信，大谈外交之策，但彼时的李鸿章正因甲午之战失败而受冷落，也没有兴趣和年轻的儒生谈论治国之道。

离开武昌的途中，章太炎写下一诗，感叹道：“怀哉殷周世，大泽宁无人？”

殷周世，指的是奠定中华礼乐文化的商周革命，而大泽乡是秦末陈胜、吴广起义的地方。这似乎预示着，章太炎在看清清廷的腐化无能后，将走向推翻帝制的反清革命之路。

他也想不到，十多年后，革命首义的枪声将在眼前这座城市响起。

1902年，流亡日本的章太炎与其他革命者发起了“中夏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他撰文告留日学生，激励海内外志士参与反清光复的斗争，其中有云：

是用昭告於穆，类聚同气，雪涕来会，以志亡国。凡百君子，同兹恫瘝！愿吾滇人，无忘李定国；愿吾闽人，无忘郑成功；愿吾越人，无忘张煌言；愿吾桂人，无忘瞿式耜；愿吾楚人，无忘何腾蛟；愿吾辽人，无忘李成梁……

从此，一大批爱国青年走上了革命道路。两年后，以推翻满清政府、建立共和国家为目标的“光复会”在沪成立，其中以蔡元培、陶成章为主要领导，还有徐锡麟、秋瑾等干将加盟。

章太炎也是重要发起人，但光复会成立时，他正身陷囹圄。

1903年，章太炎冒着被清廷追捕的风险，暗中返回国内，几经周折后藏身于设有各国租界的上海。当时，有中国人借着日本人名义在上海创办《苏报》，这份报纸由湖南人章士钊担任主笔，宣传反清革命。

同年，邹容在上海出版了著名的《革命军》，这本小册子影响极广，邹容在书中强调：“革命者，天演之公例也。革命者，世界之公理也。革命者，争存亡过渡时代之要义也。革命者，顺乎天而应乎人者也。”他主张推翻满清统治，建立一个新的“中华共和国”。

章太炎与章士钊、邹容等年轻人畅谈革命，结为至交好友，章太炎还为《革命军》作序，刊登于《苏报》上。

此前，为了反驳康有为保留君主制、徐图改良的观点，章太炎也为《苏报》撰写了著名长文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

这件事情的起因是，美洲华侨中的一些保皇派给康有为写了一封信，认为革命可能是改变中国现状的一条出路。康有为逃往国外后，仍然对被囚的光绪皇帝抱有极大希望，建立了保皇会，可朝廷并不保护这些鼓吹维新的保皇派，仍然不断追捕他们，这让保皇派的信心大受打击。

为此，康有为写了《答南北美洲诸华商论中国只可行立宪不能行革命书》，坚持自己的改良观点，反对革命，声称“以皇上之仁圣英武，通于外事，足以变法而强中国”。

对此，早已与维新派决裂的章太炎发文驳斥，尤其是看到康有为拍光绪的马屁，他更是讥讽道：“载湉小丑，不辨菽麦！”这是说，光绪皇帝连五谷都分不清，连慈禧太后都斗不过，根本不可能变法图强。

《革命军》与《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在海内外引起了震动，正所谓树大招风，清廷发现了《苏报》的威胁，于是授意江苏巡抚恩寿，要他逮捕在上海宣传革命之人。恩寿遂命上海道台袁树勋，联合上海租界工部局会同查封苏报馆，逮捕革命党人。

1903年6月，苏报馆遭到租界工部局查封、搜捕，包括章太炎、邹容在内，一共有六个人被捕，其余相关人士及时收到风声，逃过一劫。

这就是轰动一时的“《苏报》案”。

章太炎原本也提前得到了消息，但他不愿逃走。当时有报纸讥笑他乖乖就范，太愚蠢了。章太炎却不以为然，反驳道：“吾辈书生，未有寸刃尺匕足与抗衡，相延入狱，志在流血，性分所定，上可以质皇天后土，下可以对四万万人矣！”

邹容也是在得到章太炎的信件后，甘心投案，与他共同赴难。

章、邹被捕后，清政府向租界提出引渡的要求，打算将他们秘密处死。当时有个记者叫沈荩，就因为揭露清廷的恶行，被清政府下令绞杀，清廷想要故技重施，借机干掉章、邹二人。

但租界为了维持不平等条约规定的所谓“治外法权”，坚持不将章、邹交给清廷，而是在英租界会审公廨组成一个临时公堂，对章太炎和邹容进行公开审判，并同意他们请律师为自己辩护。

清政府真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为控告章、邹二人大逆不道，满清官员罗列了一堆证据，结果法官在审判时把章、邹二人写的文章如实地念出来，其中不乏“伪清”“贼满人”“逆胡”等词句。清政府在本国土地上无法审判本国人，就已经是耻辱了，还被当场痛骂，更是沦为笑柄。

在法庭上，章太炎穿着像僧人袈裟一样的衣服，长发披肩。法官知道章太炎是有名的文人，以为他一定考取过功名，就问他是什么“学历”。章太炎答道：“我双脚落地，便不承认满人的统治，还能有什么功名呢？”

对于“载湉小丑，不辨菽麦”一句，章太炎为自己辩解道，这句话翻译成白话，不过平淡无奇，小丑就是小孩子，而且皇帝身在深宫，自然不识五谷，没有侮辱的意思。

最后，公堂宣布了判决书，判处章太炎监禁三年，邹容监禁两年，在狱中罚做苦工，监禁期满“逐出租界”，而清廷的要求全部被无视。整个审判过程可谓大灭清廷威风，革命党士气大振。

遗憾的是，章太炎和邹容虽逃过死罪，却躲不过狱中的戕害。

入狱后，章太炎由于近视，工作时效率较慢，经常遭受狱卒毒打，好几次几乎死去。章太炎在狱中与邹容赋诗明志，互相砥砺，可没想到，本来体弱的邹容被残忍地折磨后病死狱中，年仅21岁。

邹容牺牲后，在上海的革命者为其举行追悼大会，声讨租界当局和清政府的罪行。租界当局标榜人道主义，担心章太炎也死于狱中，于是改派章太炎从事轻体力活，专管打饭的“美差”。

后来，章太炎感慨道：“余之生，威（邹容又名威丹）之死为之也。”

04

章太炎出狱后，革命形势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

此前一年，1905年，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联合组成同盟会，推选孙中山为总理，通过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政治纲领。

章太炎第一次听说孙中山的名字，是在维新变法前夕。

那时候，孙中山密谋在广州起义，事泄失败后逃往海外，被伦敦的清公使馆诱捕，因为英国政府出面交涉，才幸免于难，《时务报》对此事进行了报道。

章太炎看后，问梁启超，孙逸仙是何人？

梁启超告诉他，此人蓄志倾覆满洲，主张革命，是陈胜、吴广一类的人物。

章太炎听罢，“心甚壮之”。

如今，孙中山已是同盟会的领袖，被视为“革命党第一学者”的章太炎也得到推举，出任同盟会机关报《民报》的主编，以此为革命派阵地，与康有为、梁启超等保皇派展开论战。

保皇派的观点无非就是老生常谈，以中国民智未开、清政府正在筹备立宪等作为理由。

章太炎针对保皇派的观点，发表了《讨满洲檄》《定复仇之是非》《排满平议》《中华民国解》等一系列文章，指出清朝统治者不劳而获，不具备立宪的资格，等到革命成功后，他们可作为普通人参政议政。另外，章太炎表明，革命党“排满”是反对民族压迫和封建统治，不是排斥和歧视满族人民。

面对章太炎和《民报》的猛烈攻势，保皇派不得已多次暗中活动，向革命派提出休战，但遭到拒绝。1907年，由梁启超创办，宣扬君主立宪﹑反对民主革命的《新民丛报》宣布停办，保皇派的舆论阵地大受打击。

作为东京时期的章门弟子，鲁迅最怀念的就是章太炎主持《民报》时的革命斗士形象。鲁迅曾回忆起自己在日本留学期间读章太炎文章的感受：“我爱看这《民报》，但并非为了先生的文笔古奥，索解为难，或说佛法，谈‘俱分进化’，是为了他和主张保皇的梁启超斗争……真是所向披靡，令人神往。”

在鲁迅看来，章太炎“战斗的文章，乃是先生一生中最大，最久的业绩”。尽管后来鲁迅投身新文化运动，与章太炎形同陌路，但他一直尊重作为革命先驱的章太炎先生。直到鲁迅去世前两天，他还在写一篇纪念章太炎的文章。

在章太炎与保皇派论战的同时，革命也被推向了高潮。

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

据刘文典回忆，有一天，章太炎正在书房中用佛学印证《庄子》，忽然听见巷子里卖报，买来一看，正是武昌起义的消息，大家欢欣雀跃，从那天起，章太炎和学生天天聚会，不再谈《说文》《庄子》，只谈怎样革命。

不久，章太炎启程回国。途中，他与日本友人谈及辛亥革命之后的局面，说：“同志中颇有洋洋自得者，以为今日天下尽在吾党掌控之中，实则大谬也。今日吾党人惟有惕励加勉，不可再存侥幸投机之心。宜众志成城，全力以赴国事。如其不然，恐万劫不复。今日者，正是吾人发愤之秋也。”

章太炎回国后，看见的果然是更加动荡的时局。随着清廷覆灭，辛亥革命的果实被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派夺取，同盟会中与章太炎关系密切的同仁陶成章、宋教仁先后遇刺，革命党内部分歧不断。民国初创，便已危机四伏。

05

1912年，章太炎写信给刚当上大总统不久的袁世凯，希望他能“厉精法治”“酬报有功”“慎固边疆”“抚宁南服”，以此保证革命的成果，也使中国在列强环伺的危局之下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

当时，袁世凯一度被认为是“中国的华盛顿”。袁世凯也有意交好章太炎，命人邀请这位大学者到北京任职。可章太炎一到北京，袁氏就暴露出了自己的野心。

袁世凯的长子袁克定写了一封信给章太炎，表面上是说佛法，却说：“夫人人皆有佛性，则人人可作如来，然人人可作如来，而人人未有佛性，则法施不如财施明矣。”

章太炎这才知道，袁家之所以拉拢他，看重的是一个“利”字。

“二次革命”失败后，袁世凯大肆打压革命党人，身在北京的章太炎亦遭到软禁。

章太炎急于南归，为此多次到总统府求见袁世凯，却每次都被拒之门外。于是，章太炎“执团扇一柄，团扇之下系一勋章，足穿破官靴一双，在院内疯言疯语，大闹不休”。

章太炎还当众大喊“袁贼”，总统府的官员赶紧让他小点声，章太炎气得抓起茶碗就砸，又掀翻桌椅，捣毁玻璃，闹得不亦乐乎。

还有一次，章太炎乘坐马车出席晚宴，袁世凯的士兵跳上车，假装保护他，实际上是监视。

章太炎下车后，得知他们是袁世凯派来的人，便举起手杖驱赶追打，大笑道：“袁狗被我赶走了！”

回到房间，章太炎每日书“袁贼”二字泄愤，有时吃花生米下酒，一边掐去其蒂，一边恶狠狠地自言自语道：“杀了‘袁皇帝’的头！”

袁世凯见章太炎不好对付，便让总统府警卫军统领陆建章派人将章太炎拉到龙泉寺关起来，随后迁入钱粮胡同一户民宅里继续监禁。袁世凯害怕留下虐待大儒的坏名声，给部下留下八条指示：

一、章氏饮食起居用款多少不计；
二、说经讲学文字不禁传抄，关于时局文字，不得外传，设法销毁；
三、毁物骂人，听其自便，毁后再购，骂则听之；
四、出入人等，严禁挑拨之徒；
五、何人与彼最善，而不妨碍政府者，任其来往；
六、早晚必派人巡视，恐出意外；
七、求见者，必持许可证；
八、保护全权，完全交汝（指陆建章）。

于是，章太炎又戏弄起了负责照顾他的杂役（实为密探），命令他们早晚必来请安，称乎章太炎为“大人”，自称为“奴才”；每逢初一、十五要行一跪三叩首礼；有人来访，一律称之为“老爷”。

章太炎的学生钱玄同前来探望老师，见此情景，有些不解。章太炎跟他说，先前南京临时政府已经废除了这些旧称呼，一律改用“先生”，现在统治北京的是帝制余孽，让他们行这些旧礼也是理所当然。

被囚期间，章太炎甚至绝食抗议，吓得在北京的弟子们纷纷前来劝他别想不开，以身体为重。袁世凯也惹不起这位“章疯子”，只好命人好生照料，生怕他死在北京，让自己担负骂名。

章太炎被关了三年，直到洪宪帝制复辟失败才获释。

鲁迅在《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中回忆此事时说：“考其生平，以大勋章作扇坠，临总统府之门，大诟袁世凯的包藏祸心者，并世无第二人。”

06

历经大半生的革命生涯，章太炎“七被追捕，三入牢狱”，却始终不折不挠。在不断斗争的过程中，他意识到了旧官吏与立宪派的局限性，也看清了辛亥革命的结局，难能可贵的是，出身士绅的他还看到了人民群众的革命潜力。

在《革命道德说》里，章太炎认为农民“于道德为最高”，工人“其强毅不屈，亦与农人无异”。但是，章太炎始终不知道如何使他们形成一股可靠的政治力量。

历史学者王锐认为，这既是章太炎个人的局限，也是那个时代的局限。

正因如此，反袁时还是革命先驱的章太炎，此后逐渐被当成了落后保守的代表，甚至被骂为“老而不死之文妖”。

新文化运动时，章太炎因批评白话诗、白话文，站在时代的对立面，被口诛笔伐。

国民革命军北伐，章太炎又成了“联省自治”的拥趸，被列为“著名学阀”，遭到国民政府通缉。

然而，章太炎的对手们几乎都很佩服他的学识和品行。

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胡适，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一书中说：“章炳麟是清代学术史的押阵大将，但他又是一个文学家。他的《国故论衡》《检论》（即《訄书》）都是古文学的上等作品。

这五十年中著书的人没有一个像他那样精心结构的；不但这五十年，其实我们可以说这两千年中只有七八部精心结构，可以称作著作的书，——如《文心雕龙》《史通》《文史通义》等——其余的只是结集，只是语录，只是稿本，但不是著作。章炳麟的《国故论衡》要算是七八部之中的一部了。”

章太炎和梁启超曾经为了各自代表的党派斗得不可开交，可到了晚年，他们常聚在一起讨论学术。有一次，章太炎想为难梁启超，出个上联道：“今古三更生：中垒、北江、南海。”随后让梁启超对下联。

这句上联中有三个名号为“更生”的历史名人：一个是汉朝的刘向，本名更生，官至中垒校尉，世称刘中垒；二是清代经学家洪亮吉，别号北江、更生居士；三是梁启超的老师康有为，人称康南海，逃亡海外时曾改名更生。

梁启超想了一会儿，实在找不到类似的人名，就问章太炎咋对。没想到章太炎是故意拿他开玩笑，说自己也不会。

直到数年后，符鼎升在北京教书时，与章太炎的弟子钱玄同又提起这一联句，才对出：“世间一长物：孔兄、墨哥、佛郎。”

这里的孔兄、墨哥、佛郎，分别是中国的铜钱“孔方兄”、墨西哥银元和法郎，这三种货币都曾在中国流通，而“孔、墨、佛”对应学派，“兄、哥、郎”均属人伦关系。

晚年的章太炎经常闭门不出，读书自娱，时而出门讲学，卖文鬻字。有时身体虚弱，章太炎仍坚持去给学生上课，夫人汤国梨劝他休息，不服老的章太炎却说：“饭可不食，书仍要讲”。

此时，国运依然衰微，国内战争不断，外敌虎视眈眈。

章太炎崇敬的思想家顾炎武有一句名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章太炎早年出山，投身变法、革命运动，既是时势所迫，也是出于他对国家与民族的热爱。无论时局如何发展，社会思潮如何变化，他将这种爱国信念贯彻到底，至死都是硬骨头。

尽管章太炎曾久居日本，但他一直警惕日本人，每次有日本人请他写字，他总是抄录《孟子·离娄下》里“逢蒙学射于羿而杀羿”一段，提醒日本不要忘了与中国的师生之情。

“九·一八事变”后，多年来颇为沉默的章太炎再度愤而投身到民族救亡的运动之中。

1932年，十九路军奋力抗日，血战于上海，章太炎撰文嘉勉，以振士气：“自民国初元至今，将帅勇于内争，怯于御外。民闻兵至，如避寇仇。今十九路军赫然与强敌争命，民之爱之，固其所也。”

1935年，“一二·九运动”爆发后，章太炎公开致信时任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的宋哲元，说：“学生请愿，事出公诚。纵有加入共党者，但问今之主张何如，何论其平素？”劝告宋不要因为政见不同，就镇压游行的爱国学生。

去世前，章太炎立下遗嘱，其中写道：“设有异族入主中夏，世世子孙毋食其官禄。”

1936年6月14日，章太炎病逝于苏州。多年来一直被章太炎痛骂的蒋介石专门召开会议，商讨章太炎的丧事。之后，国民政府特予国葬，按照章太炎遗愿，葬于杭州西湖畔张煌言墓侧。

世间再无章太炎。

参考文献：

马勇 编：《章太炎书信集》，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

章念驰 编：《章太炎演讲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

许寿裳：《章太炎传》，百花文艺出版社，2009年

陈平原，杜玲玲 编：《追忆章太炎》，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

姜义华：《章太炎思想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

王锐：《革命儒生 : 章太炎传》，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