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始皇是说蒙古话的女真人？

　　《秦始皇是说蒙古话的女真人》一书不受传统学术的拘束，以比较语言着手，对北方民族索源穷流，指出了亚、欧民族的血缘——语言融合的历史，还以北方民族为上古中原社会的一面镜子，对中国古代历史有许多独到的见解。

　　秦始皇叫“嬴政”，清雍正帝叫“胤祯”，秦始皇是不是女真人？孔子的父親叫“叔良纥”，朝鲜在蒙古语里叫“肃良合”，再如“虞舜是乌孙”、“句践是女真”、“叔孙是肃慎”、“孟柯是蒙古”、“墨翟是勿吉”，上古中原居民好像是以北方民族族名为人名的，北方民族是不是从中原出走的？

　　中国传统学术重视文字学，却忽略了对语言的研究。可是，19世纪下半叶以來，欧洲一些汉学家兼识多种语言，研考中亚、远东民族的源流，新解纷出。然而，外人治中国史毕竟有条件限制，中国人理自家史又有传统的束缚，因此成效还不尽理想。

　　而朱学渊博士不受传统学术的拘束，以比较语言着手，对北方民族索源穷流，指出了亚、欧民族的血缘──语言融合的历史，还以北方民族为上古中原社会的一面鏡子，对中国古代历史有许多独到的见解。

　　《秦始皇是说蒙古话的女真人》，乍听之下，或许有人会质疑本书书名的科学性：蒙古、女真都是后起于唐宋之间的民族，怎么可能是秦始皇的家身？事实上，世间民族既不可能无中生有，也不可能骤然湮灭，如果上古没有蒙古女真民族，何来孟轲、蒙骜、蒙武、句践、句井疆这样一些春秋秦汉人名？蒙古是东胡鲜卑的后裔，女真是通古斯系民族的代表。说“秦始皇是说蒙古话的女真人”，是用现代人类的表象，去看古人的血缘和语言的归属。

　　本书议论秦始皇的身世，或者选用了忽必烈、慈禧、溥仪、康生的面容，也只是研究他们的种属，而不是搬弄他们的历史是非。充斥本书的“汉虏同源”的种种立论，却没有任何一点政治的企图，因此这是人类学的纯洁探索。而本书又旨在成为一本通俗的读物，所有的注释又都被略去了。

　　本书的作者美籍华裔学者朱学渊博士所进行的人类—历史—语言学的研究方向，不仅是在追求精确的结论，更重要的是寻找有效的手段。

　　他的兴趣始于对匈牙利民族的祖缘探究，结论是匈牙利人的根主要是东北亚地区的通古斯民族。朱学渊所住的小城里有一位芬兰后裔Topa先生，他唯一的东方特征是单眼皮。朱学渊告诉过他Topa是一个东方姓氏，他很吃惊。

　　德裔旅行摄影家Gleasner夫妇则很认同朱学渊的人类学见解，Gleasner先生不仅让朱学渊拍摄了他的照片，还将他母亲年轻时的照片给朱学渊看，他说他的某些蒙古人种面型特征是来自美丽的母亲，这两张照片也就成为朱学渊所著《秦始皇是说蒙古话的女真人》的一部分。

　　蒙古人种的祖先是从非洲出走的，他们的体质形态则是在南亚地区滞留期间发育而成的，随着冰河的消退，他们北上中原，然后向四方发散，不仅进入北亚、中亚、南亚、近东，而且进入欧洲和美洲。同时，我们还应注意史前期印欧人种的东迁，他们不可能止路在沙漠中的楼兰；一定有人迈步河西走廊进入中原，一些北方人长得有西方人的隐约特征，是因为这个古老的原因；说那是宋代犹太人东来造成，则是过于短浅的结论。

　　关于这本书的由来，还是要回到大约10年前。当时，朱学渊写了一篇历史语言的研究文章，是说匈牙利人的祖先是女真民族，它引起了学界的注意；后来又牵出北方民族出自中原的线索，和中原人类有戎狄底层血缘的结论，这些论文归集成了《中国北方诸族的源流》一书，由北京中华书局以“世界汉学丛书”的一部出版。此后，台北《历史月刊》连续刊载了朱学渊的文章，原社长虞炳昌先生建议把这些文章结集出版，这就是《秦始皇是说蒙古话的女真人》的孕育和出生的由来。

　　虽然《秦始皇是说蒙古话的女真人》较为通俗，但在华夏民族与北方民族同源的问题上，却比《中国北方诸族的源流》有了更多的头绪，如上古中原人名大都是后世戎狄族名：虞舜是乌孙，句践是女真，叔孙是肃慎，孟柯是蒙古，墨翟是勿吉，荆轲是准葛尔等。于是，朱学渊就拿北方民族当做上古中原社会的一面镜子，达成了“姬姓、九姓是通古斯民族”、“五帝是爱新氏，华夏是回纥国”等人类学的结论。

　　中国人“以书证书”的落伍意识，使传统学术自外于世界潮流。直到20世纪前半叶，因为解读甲骨文字和考古器物的努力，才有了“以物证书”时代的到来。然而，语言作为另一种传承系统，它的“人类历史化石”的作用，却被国人束之高阁。

　　书要推动“以言求真”的研究。夏商两代之际，中原社会经历了“汉语”或“雅言”的一个形成过程；于今来看，此前中原流行的是北方民族的语言，否则许多先秦人事就无法理喻。如甲骨之“帚”字是“妇”，早已被郭沫若破解；但甲骨氏族名“帚好”、“帚妻”、“帚妹”、“帚妊”、“帚白”、“帚婡”中的“帚”是音符，还是意符？始终没有正确的理解；如果我们能有语音实证的自觉意识，它们不是“回纥”、“兀者”、“乌马”、“斛律”、“悦般”、“恶来”，又是什么呢？

　　朱学渊在中国北方诸民族源流研究上开辟出一条历史语言人类学的新路。用他的思路，对于“华夏”、“孟柯”、“句践”、“荆轲”这些我们熟悉的旧词，我们会有新的认识，而对于“有巢氏”、“有熊氏”、“神农氏”这些词的习以为然的旧解，也会有新的发现。当他论证说“孟柯”是“蒙古”，“华夏”是“回纥”，说“燧人氏”绝非发明钻木取火的部落，说满族是从中原出走的民族的后裔，我们会感受到朱学渊的敏锐的才思。

　　而对于走上自己的通幽曲径，朱学渊说了这样一番话：“中国传统学术的弊端，可从古代学者颜师古和胡三省的名字中看出端倪，‘师古’有杜绝创新之意；‘三省’有主观唯心之嫌。这种传统决定了中华文明有前期的灿烂，继而有后期的守拙。……比如，由于汉字系统的非表音的性征，使‘语言学’与‘文字学’的分野在中国长期未能界定。

　　西方科学方法传入以后，这一问题仍未理顺。瑞典学者高本汉宣导的以‘中古音’和‘诗经韵’构拟汉语‘上古音’的方法，寓合理中又夸大了汉语语音的变化。然而，这些尚待检验的假设又成枷锁，使我国学界对汉语语音的延续性越加疑虑，对上古文字语音记载，或怀疑一切，或避之唯恐不及。通过语音资讯对上古历史的研究领域，进而被误导到几乎完全‘失声’的状态。”

　　朱学渊这段话虽然谈的只是历史研究和传统学术的问题，但他指出的是“近百年来，在西方学术进取优势面前，我国学者缺乏自信；精通西学方法者少，而迷信西学结论者多”的事实，却给予我们为人处事的多方面的启示与联想。

　　就历史科学来说，繁琐考据的时代应该结束了。前人没有留下更完备的史料，也是“历史”的一部分。这是个无法抱怨的现实，为我们留下的是一片施展思辨、想象和洞察的广阔空间；而“过去”既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去精确地重现了。历史科学应该去解析现成的史料，发现新证据，调用新方法，来重构一个较合理的模型，去逼近人类社会的各个真实过程。而《秦始皇是说蒙古话的女真人》一书正是让人们看到了这一点。如果读者能对本书的所有结论进行积极讨论，那也是作者所希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