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伟大的禁书，信息量巨大

且说北宋宣和年间（1119-1125），在阳谷县卖了多年炊饼的武大，突发恶疾，死了。这可急坏了三个人：武松、潘金莲和西门庆。

一听说哥哥出事，“打虎英雄”武松随即丢下手中所有公务，回家料理后事。

而武大的妻子，貌美如花的潘金莲，着急的却不是如何安葬先夫。她早已与县里开生药铺子的大官人西门庆“有一腿儿”。武大也正是因撞破二人丑事，而被他们挟私报复，鸩杀丧命。

武大一咽气，潘金莲就对西门庆说道：“我的武大今日已死，我只靠着你做主！”话一说出口，她又担心自己以后没了地位，随即补充一句：“你若负了心，怎的说？”

搁这杀人的当口，西门庆哪里闲心谈情说爱？说实话，鸩杀武大，也是他头一遭杀人。杀人不是杀鸡，他哪会不紧张？但潘金莲的话，已脱口而出，他只能赶紧回应。

于是，便有了西门庆那句：“我若负了心，就是武大一般！”

1

以上情节，出自明代四大奇书之一的《金瓶梅》。谈及此书，一般人总会被其中的色欲所“迷惑”；很少有人知道，这本书也是影射一个时代的“照妖镜”。

书的开篇便塑造了一个经典人物，西门庆。

与《水浒传》中的西门庆差不多，《金瓶梅》里的西门庆，也是吃喝嫖赌样样精通。

自从继承了他爹留下的生药铺子之后，西门大官人就时常在外眠花宿柳，惹草招风。结交的朋友，亦多是“帮闲抹嘴，不守本分”的人。但闯荡江湖许久，也练就了些许拳脚功夫。十里八乡的，倒也闯出了些许威名。

一开始，只有一家生药铺子的西门庆，家产并不十分富裕。但凭着走南闯北的胆识，广泛结交的人脉，开药铺之外，他在县里“与人说事，交通官吏”。自从有了“保护伞”，阳谷县里“举放私债”的好事全都归了他。

随着财富的增长与地位的提升，西门庆不仅将大女儿西门大姐嫁给了八十万禁军杨提督的亲家陈洪的儿子陈敬济，搭上了上层的关系，还给自己新娶了本县左卫吴千户的女儿吴月娘填房，人生好不快活。

有意思的是，在《金瓶梅》故事发生的宋朝，实际上并不存在“提督”“卫所千户”等官职，这些都是明朝才出现的职位。难道该书的作者连这点历史常识都不具备？不是的。正如我后面要讲到的，宋朝只是《金瓶梅》的一个盒子，里面装的全是明朝的东西。

在续娶了吴月娘之后，西门庆又相继收入了富孀孟玉楼、太监侄媳李瓶儿，两个小妾的到来，又为他带来了巨额财产。

西门庆的这种生活意识，与明朝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的社会观念几乎完全相同。据史料记载，终明一代，上层对下层的剥削发展至顶峰。从明宪宗时代开始，无论君主还是普通贵族，都将家族的财富看得比国库更为重要。为了尽可能多的聚敛钱财，“私铸银钱”“开设皇庄”那都是家常便饭。

不过，西门庆的财色双收之路倒也不是一帆风顺。

受利益链条的牵连，西门庆努力攀上的“大树”杨提督，被宇文虚中一夕参倒后，顺带也将他绊倒了。对此，一向处于社会末流的西门庆未免有些心慌。

但他最擅长“与人说事”，说白了就是牵线搭桥，上下拿钱。在他的职业生涯中，扬州盐商王四峰曾通过他，搭上了位高权重的奸臣蔡京。最后，在蔡太师的襄助下，王四峰免于受罚，并附赠了其2000两银子酬谢。而西门庆转手就将银子一分为二，一份归了自己，一份孝敬蔡太师。

如今，自己出了事，西门庆故技重施。他找来经常替自己往京城送礼的来保，让其先备一份厚礼往蔡京府上，打探消息。从蔡府公子蔡攸的口中，来保等人得到了一个重要信息：昨天三法司会审，主审的是右相李邦彦。蔡京树大招风，如今也正牵扯杨提督一事，被圣上罚靠边站，不适合发声。不过，杨提督的事，上头已有定论，问题不大，只是会牵扯手下部分用事人等，你要不到李大人那去探探口风？

就这样，西门庆通过来保再向右相李邦彦进贡。

当来保等人把礼物呈上时，李邦彦早已等不及，一面说道：“你蔡大爷份上，又是你杨老爷亲，我怎好受此礼物？”另一面又补充：“科道参言甚重，一定要问发几个。”说完，命人取来准备发落的犯人名单，西门庆的名字赫然在列。

来保见了主子的名字，吓得魂飞魄散，赶紧递给李邦彦五百两，请求对方法外开恩。

《金瓶梅》接着写道：“（李）邦彦见五百两金银，只买一个名字，如何不做分上？即令左右抬书案过来，取笔将文卷上西门庆名字改作贾廉，一面收上礼物去。”

能用钱解决的，那都不是个事。

西门庆算是躲过一劫了，但《金瓶梅》作者借“贾廉”之名讽刺李邦彦假清廉的用意，也是十分露骨了。

2

在真实的历史中，宋代高官根本不会为了500两银子见钱眼开。

宋代的官员年薪是帝制时代历朝中最高的。拿大家熟知的包青天举个例，根据宋仁宗嘉佑年间颁布的《嘉佑禄令》规定，包拯作为龙图阁直学士兼知开封府，一年至少有1656贯的俸禄。

在古代，官方通常将一贯钱与一两银子的价值划等号。相信身为右相的李邦彦，年俸绝对不会比包拯低。来保所送的500两，实不足让他垂涎三尺。

但这种情况到了明代，就大为不同了。乞丐出身的明太祖朱元璋，最恨贪官污吏。他认为，以往各朝出现大面积的贪官污吏，不是因为他们缺钱，而恰恰是因为他们太有钱了。如果要保障大明王朝官员持续廉洁，那就必须降低他们的俸禄水平，甚至是发实物，不发钱。而且，各级官员的俸禄都是限定死的，只要天下还是大明的天下，什么级别的官员拿什么工资，都得遵循太祖的规定。

只能说，朱元璋这种异于常人的思维，在明初百废待兴之际，具有一定的正向作用。那时，明朝各项规章制度还是执行得比较彻底，钱还挺值钱的。就像嘉靖年间的名臣王琼后来说的：“国初定制，百官俸给皆支本色米石，如知县月支米七石，岁支米八十四石，足勾养廉用度。”可日子越往后，问题越大。

首先是社会底层商人。这一群体在帝制时代一直得不到重视，但他们却是整个社会中最懂财富如何最大化的人。

在强大的利益驱动下，人对财富的追求与取舍开始陷入迷茫。正所谓“有钱能使鬼推磨”，只要能谋得暴利，谁还有空管它合不合法。如此一来，到了中晚明，商人根本不管朱元璋那套“寸板不得下海”的政策，放开胆子与日本、葡萄牙等外国人通商，在他们手中以物易银，谋得暴利。

根据历史学者估算，从嘉靖年间到明朝灭亡的百余年间，平均每年约有75吨的白银从日本流入中国。另外，大量低成本的美洲白银也在葡萄牙的全球贸易中，从海上进入中国。数据显示，明朝晚期，包括日本、美洲在内的世界白银产量，约有1/3至1/2最终流入中国。

钱多不一定是好事，大量白银流入自然会导致市场上的钱贬值。这个道理大家都懂，可不知道为何明朝后世君主们一个个在捞钱时都犯了傻，在他们设置的金融体系中，居然没有提前设置“准备金”。白银一到，明朝原先自给自足的那套大明宝钞直接扑街了。大明宝钞贬值后，官方只能加速印钱，这成了大明王朝一个无解的金融无底洞。

此举可把那些拿着死工资的官员给害惨了。

没钱买米，这日子没法过。故而，捐官受贿几乎成了晚明官员心照不宣的一种财富来源。

这也就是为什么《金瓶梅》中的北宋右相李邦彦，竟会为500两而折腰的原因——人家表面是一部宋朝历史剧，实际是一部明朝时代剧。

3

与《水浒传》的讲述不同，《金瓶梅》中，武松回家后并没有遇上寡嫂潘金莲和仇人西门庆。

武大郎死后，潘金莲与西门庆草草将其火化，之后大肆狂欢。潘金莲嫁予西门庆为第五房妾室，人称“潘五娘”。至于他们俩的丑事，街坊邻居们都晓得，但碍于西门大官人的权势，也不敢多管，只编了四句，算是嘲讽西门庆：

“堪笑西门不识羞，先奸后娶丑名留。轿内坐着浪淫妇，后边跟着老牵头。”

比较讽刺的是，西门庆并不十分清楚潘金莲的过去。

在嫁给武大郎以前，潘金莲已被其亲生母亲先后贩卖给了两任主人——王招宣和张大户。这俩老头均是老来纵欲人士，在他们的家中，原为良家子的潘金莲被调教得琴棋书画样样精通。再加上“天生丽质，脸衬桃花”的优势，她很快在张大户家崭露头角。之后，为了改变命运，潘金莲接受了命运的安排，将自己的全部奉献出去，以换取金钱、地位和自由。

可见，潘金莲虽是世间少有的荡妇，却也是个极可怜的人。

不凑巧的是，张大户是个“妻管严”。当张大户的妻子得知了丈夫的出轨行径时，却将一腔怒火发泄到潘金莲的身上，认为其是红颜祸水，对其“甚是苦打”。

而张大户所能做的，就是将潘金莲发卖给样貌丑陋的武大郎为妻。张大户看中的，正是这个男人“不行”。

人生三次被卖，潘金莲并没有反抗，也不想反抗。

原生家庭的不幸，加上长年在男人堆里的鬼混，她已经学会了如何精致利己。就像张大户将其发卖，也只是为了使自己能顺利躲过老婆的目光，继续与潘金莲厮混。

哪料，纵欲伤身，武大讨得潘金莲后不久，张大户就“弹尽粮绝”了。之后，在武大郎家，潘金莲的心情跌落谷底，直到那日开窗，不慎砸中了西门庆的头。

潘金莲的遭遇，与现实中的明朝妇女颇有几分相似之处。

受程朱理学影响，明朝肇建伊始，朱元璋就定下规矩：“凡民间寡妇 ，三十以前，夫亡守制，五十以后，不改节者，旌表门闻，除免本家差役。”

帝制时代，徭役是历代王朝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而明代初期，政权不稳，战争不断，农业发展受困，赋税徭役只能不断地加重摊派。由此带来了恶劣影响，有永乐年间的唐赛儿叛乱为证。

可知，在当时，寡妇只要不改节就能免除本家徭役的福利，这诱惑力该有多大。

然而，人毕竟是社会的产物，他们的思维会随着社会的发展而改变。

进入明代中叶，商品经济兴起，进一步刺激了人们的消费欲望。自上而下的奢靡之风、高消费之风，充斥整个社会。人们突然意识到，能过上好日子绝非因早年遵守伦理纲常的“存天理，灭人欲”，而是别有门道。

一些掌握着儒家话语权的有学之士，也开始抨击原来那套束缚人性与正常生活需要的社会系统。

压制女性社会地位的“夫为妻纲”，自然也成了众矢之的。为了自己的自由，妇女们当然要与从前的旧制度抗争到底。于是，在明代史料中便时常出现某位官员，置备了许多貌美妾媵，但是“妻严酷不敢近”的惧内画面。

可笑的是，在这场“妇女解放运动”中，婢女并没有资格参与其中。在商品经济逐渐发展的明朝中晚期，婢女被定义为主人家的私有财产。也就是说，不管社会怎么解放思想，都跟她们没有关系。

不过，中国家庭向来以父权家长制占主导地位。故而，没有什么社会地位的婢女有时也会应主人的需求，扮演着不同的角色，从而变相获得社会地位的提升。

说到这点，就不得不提《金瓶梅》中西门庆家的另一小妾庞春梅。她原先不过是西门庆正牌老婆吴月娘身边的丫环，自从被西门庆收用后，她就成了府中少有的尊贵“主儿”。从前跟西门庆要求这要求那的潘金莲见了她，也不敢粗使，只叫她在房中铺床叠被，递茶倒水，衣服首饰拣心爱的与她，丝毫不敢怠慢。而没啥眼力见的孙雪娥，仗着四奶奶的身份，对庞春梅颐指气使，最终则吃尽了苦头。

自从这股开放的社会风气得到释放后，明代中晚期的小说界，除了《金瓶梅》外，还有《浪史》《痴婆子传》《绣榻野史》等都对传统的禁欲主义发起史无前例的挑战。

4

到底是哪位仁兄开启了这部奇书中的色欲先河？历史上则众说纷纭。

关于《金瓶梅》的作者，明人沈德符在其著作《万历野获编》中留下了线索，称作者为“嘉靖间大名士”。可能囿于当时的环境，他并没有对这位大名士展开详细描述。

在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的《金瓶梅》刻本万历刻本中，有一篇署名“欣欣子”的序，第一句话就说“窃谓兰陵笑笑生作《金瓶梅传》”，指明书的作者为“兰陵笑笑生”。

“兰陵”是郡望，“笑笑生”是作者。所以该序最后一句话是：“吾故曰：笑笑生作此传者，盖有所谓也。”

紧接着，《金瓶梅词话》中，《廿公跋》又留下了重要线索，其中称：“《金瓶梅》传为世庙一巨公寓言，盖有所刺也。”

巨公即大官，世庙代指庙号为明世宗的嘉靖皇帝。所列信息与沈德符所言相合。

现在我们可以根据这有限的历史信息，对《金瓶梅》的作者问题做一番考究和推测。

兰陵郡，在历史上曾辖过今天的山东省和江苏省的部分地区。也就是说，该书的作者当为山东人或是江苏人。

书中西门庆、潘金莲等人的故事多发生在阳谷县和清河县。在书中的前八十回，被作者明确归属于东平府，与阳谷县、清河县并称为“一府二县”。从古至今，阳谷县一直隶属于山东，现为山东省聊城市下辖县。书中所介绍的东平府，历史上府治即今山东东平县州城镇。在宋代，这里大部分时间叫郓州。

故而，早在明代，兰陵笑笑生的真实身份，就已被认定是嘉靖时代与山东有关的大名士、大官僚。

纵观嘉靖时代的文坛，才子文人各竞风流，会写小说、戏曲的文化名人数不胜数。其中，与山东有关的，就包括从嘉靖二十六年那场科举中脱颖而出的李先芳、李开先、王世贞等数人。

另外，根据《金瓶梅》刻本的最早流传轨迹，史学界还给出了多达60多人的可能作者名单。唐寅、沈德符、李攀龙、谢榛、汪道昆等中晚明文坛“后七子”以及科举名人皆位列其中。

根据《金瓶梅》所描绘的内容，明人沈德符直接拆穿了作者用意。他告诉后人，《金瓶梅》中蔡京父子影射的是严嵩父子，林灵素影射陶仲文，朱勔影射陆炳。此三人皆是嘉靖时代的权佞。借古讽今，针砭时弊，《金瓶梅》中的宋徽宗隐喻了谁，不言而喻。

那嘉靖一朝，谁跟这三人苦大仇深呢？

无疑是王世贞。

当年，杨继盛弹劾严嵩父子祸国殃民而遭迫害时，掌管锦衣卫的指挥使陆炳尽管同情杨继盛，却未出全力为其脱困。杨继盛入狱后，仅有王忬、王世贞父子为其奔走呼救。

杨继盛的慷慨就义，令大明天下震撼不已。人们纷纷谴责严嵩父子一手遮天。也正是在这种情形下，严嵩不得不将仇恨的矛头对准了王世贞的父亲王忬。

那时的王忬在辽东战场上意气风发，被嘉靖皇帝调派到长城一线防御鞑靼部。谁料，就在王忬到任后不久，鞑靼部越过长城威胁京师。得知消息的嘉靖皇帝龙颜大怒，随即起了杀心。

为了救父一命，王世贞携其弟跪在严嵩家门外三天，滴水未进，却被严世蕃以扰其清闲，撵出严府，眼睁睁地看着他爹人头落地。

于是，世间便有了王世贞撰写《金瓶梅》，用西门庆影射严世蕃，并在出书之日，在每页中涂上毒药，赠予严世蕃阅览，后者被毒死的传说。

众所周知，严世蕃最终的结局是被嘉靖砍了头。但《金瓶梅》作者是王世贞一说，却从未消失。从明清时代开始，诸多流传后世的资料纷纷指出《金瓶梅》的作者就是王世贞，这一度几乎成了“铁案”。毕竟，王世贞曾官至南京兵部侍郎，又是嘉靖时代“后七子”中的领袖人物，引领嘉靖文坛二十多年的文风走向。区区一本《金瓶梅》，他还是有这样的水平和能力撰写的。

5

然而，《金瓶梅》作者为王世贞一说，到了近代，却被文史圈中的四位大佬一力否决。他们分别是：鲁迅、郑振铎、吴晗、茅盾。

鲁迅给出的依据是，《金瓶梅》这类小说在晚明时代相当常见。不能因为王世贞在嘉靖文坛久负盛名，就认为该书是他所作，即便王世贞曾有在山东任职的经历。

他认为，《金瓶梅词话》被发现于北平，为通行至今的同书的祖本。文章虽比现行本粗率,对话却全用山东的方言所写，这绝非江苏太仓人士王世贞所能驾驭。

由鲁迅发起的这次质疑，改变了《金瓶梅》作者一贯的定论。学者们纷纷对原有的证据，进行推理分析，最后又得出了N多作者的猜测。

其中，角度最为新颖的，当属“徐渭说”。

学者全亮认为，在《金瓶梅》第十七回，兵部王尚书不发兵马致使朝中杨提督被宇文虚中弹劾的那段，与现实中王世贞的父亲王忬的经历很像，很有可能作者就是为了影射当年王忬拒不出兵，致使鞑靼部越过长城的事实。如此一来，王世贞若为《金瓶梅》作者，则未免太“丧心病狂”，不合常理。因此，《金瓶梅》的作者当另有其人。比较可信的怀疑，就是王世贞的仇人，为了恶搞他整出来的一部小说。

历史上，与王世贞有仇的名人除了徐渭，还有谢榛。但全亮以为，谢榛和王世贞同属“后七子”之列，两人身边共同好友不少，谢榛不具备不计后果与王世贞撕破脸皮的条件。徐渭就不同了，此人对王世贞的厌恶是全方位的。徐渭不止一次在自己的文集中，公开嘲讽王世贞已是人尽皆知。

而现实版的文人徐渭也是足够“丧心病狂”的，他不仅因为妻子张氏对其不贞，在癫狂状态下把人杀了，还曾几次试图自我了断，一次比一次疯狂，结果却都没死成。

全亮等人因此认为，徐渭一生处于复杂的家庭矛盾中，这些家庭矛盾促使他晚年创作了《金瓶梅》。《金瓶梅》是用血泪浸染的教训，是用生命谱写的华章，是徐渭一生跌宕起伏、冲突矛盾的大总结。

总之，只要《金瓶梅》的历史与文学魅力一日不消减，关于它的作者的争论也就一日不停歇。唯一可以确定的是，这部包裹着色欲的奇书，正是明朝中晚期社会万象的一叠实录，一次揭发，一个隐喻。

《金瓶梅》中的众人在一片盛世繁华落幕后，死的死，走的走，像极了经历过商品经济与思想解放盛世的大明王朝，在日渐奢靡的风尚中，走向了末路，走进了历史。

参考文献：

[明]兰陵笑笑生：《金瓶梅（崇祯版）》，阅览文化，2019年

[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中华书局，1959年

朱星：《<金瓶梅>的作者究竟是谁》，《社会科学战线》， 1979年第3期

王雪萍：《明代婢女生存模式探析》，《长春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3期

董倩：《试论明代贞节观的嬗变》，《中华女子学院学报》，2003年第6期

赵崔莉：《明代妇女的二元性及其社会地位》，《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5期

王兰：《试论晚明人的财富意识》，《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1期

全亮、曹旭：《<金瓶梅>的作者是王世贞的仇家》,《古典文学知识》，2018年第4期

最爱君：《白银中毒：大明王朝的最后77年》，微信公号“最爱历史”，2019年10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