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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底张氏家族

来源: 2023-05-11 12:56:00 人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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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导读】回望自己数十载为官生涯,康熙朝文华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张英在《聪训斋语》中写道:“余行年五十余,生平未尝多受小人之侮,只有一善策,能转弯早耳。凡事最不可想占便宜……便宜者,天下人之所共争也,我一人据之,则怨萃于我矣;我失便宜,则众怨消矣。故

回望自己数十载为官生涯,康熙朝文华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张英在《聪训斋语》中写道:

“余行年五十余,生平未尝多受小人之侮,只有一善策,能转弯早耳。凡事最不可想占便宜……便宜者,天下人之所共争也,我一人据之,则怨萃于我矣;我失便宜,则众怨消矣。故终身失便宜,乃终身得便宜也。”

《聪训斋语》后来成为张氏家族流芳后世的家训,从中可以看出,终身不占便宜、与人和善、予人宽容既是张英一辈子的做人准则,也是张英希望留给后世子孙温良谦恭让的为人尺度。

而张英之子张廷玉,无疑是饱受《聪训斋语》熏陶的受益者。继其父之后,张廷玉步入权力中枢,颇受大清皇帝的信任。

伴随着帝国时代最后的辉煌,以张英、张廷玉为首的桐城张氏也迈入了鼎盛时期,被后世称为“五里三进士,隔河两状元,父子双宰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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桐城张氏为桐城境内各支张氏的统称。在这些张氏族群中,尤以桐城宰相张最为知名。根据郡望,桐城宰相张又称为桐城清河张氏,起源于元末明初,先祖为张贵四。

关于张贵四之前的几代张氏先祖,历史上记载模糊。根据康熙年间《潜山县志》记载的张英原话——“余之先自鄱阳瓦屑坝徙于桐,始祖为贵四公”,可以看出桐城张氏是外来人口,迁居于桐城。

另据《张氏族谱》记载,桐城张氏一派,迁自豫章鄱阳,贵四、贵五公则始迁桐之始祖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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豫章鄱阳即豫章郡鄱阳县,即今天鄱阳县。历史上豫章郡始设于西汉时期,曾经下辖南昌、庐陵、彭泽、鄱阳、柴桑等18县,面积大致等同于今天的江西省全境。

葛剑雄先生认为,此事不排除与明初“洪武赶散”,江西外迁人口入安徽、湖北两省垦荒开拓有关。据相关史书记载,瓦屑坝为鄱阳湖边的一个古渡口,历史上,它曾与福建宁化、南京杨柳巷、山西洪洞大槐树并称为明代四大移民集散地。

从元末至正十一年(1351年)开始,江南一带以朱元璋、陈友谅为首的农民起义军曾在鄱阳湖、江淮平原等地爆发过多次“火并”事件。直到至正二十四年(1364年),朱元璋平灭陈友谅势力才最终告一段落。战乱持续的13年间,毁灭性打击可想而知。经过两军战火洗礼的江淮一带,早已是人口凋敝,土地大量荒芜。

朱元璋称帝后,为恢复受战争影响的江南地区经济,便有了大规模移民安徽、湖北的计划。而同一时期的鄱阳一带,虽受战火影响也极大,但在当地自发保护家园的措施下,并未伤及根本。于是,朝廷命令迁鄱阳一带居民填实湖北、安徽等地。

有理由相信,在这次庞大的移民历史中,未来的桐城张氏始祖张贵四也在茫茫人潮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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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桐城生活的张贵四过得怎样,无人知晓。但可知的是,在张英、张廷玉父子成名以前,桐城张氏就已有做官为宦之人。此人名叫张淳,是张贵四的五世孙,张英的曾祖父。

从张贵四到张淳的父亲,整整五代人在桐城都生活得默默无闻,直到张淳的出现,张贵四这一支的张氏家族,才第一次活跃于史册之上。

隆庆二年(1568年),张淳还是个20多岁的青年才俊。这一年,他中了进士,随即被朝廷委任为浙江永康县令。作为一县的父母官,他将在此开启他的为官生涯。

彼时,历经嘉靖年间的皇帝罢朝、倭寇入侵、回宫炼丹等多重折腾,大明王朝已现衰势。虽然,继承“老道士”嘉靖皇帝事业的明穆宗隆庆皇帝还不至于太差,在位期间依靠高拱、徐阶、张居正等人进行改革,放宽海禁,缩减宫廷开支,减轻民众负担。但是,浙江永康却还是民风彪悍,社会动荡。

这不,在张淳上任前,此地已连续撵走了七任县令,县衙公案堆积如山。但接手这个“烂摊子”的张淳毕竟是个猛人,一上任就公告全县,大开衙门,将陈年积案统统整理出来,一一清查审理。

与过往几任吃完被告吃原告的县太爷不同,张淳是真心为百姓办事。他审案那叫一个“快准狠”,只要一顿饭的功夫,就能把案件的来龙去脉断得明明白白。所以百姓一听是他主审,一般都会带上一包午餐到衙门前观审,久而久之,“张一包”的大名就传遍了十里八乡。

张淳主政永康期间吏廉政清,民心向化。他在破除大案要案上也很有一套。

当时,永康有一个横行乡里十数年、专偷上缴国库税银的江洋大盗卢十八。卢十八屡犯大案,朝廷和地方却始终捕而不得,令在任官员颇为头疼。眼见张淳在地方上政绩卓越,朝廷决定将此案重新发回地方,限令张淳三个月内破案。

按说这种陈年旧案,若是遇到普通官员,大概能避则避,可张淳偏偏就接下了。为了麻痹对手,张淳拿着朝廷的公函,先是在衙门里大发牢骚,指责朝廷不公,推诿拖延,让人看上去似乎破案无望。然后,每天在衙门里按部就班地处理着各项公事,只字不提关于此案的任何细节,也不派人四处通缉追捕。

其实,这些都是张淳的障眼法。

私下里,他早就对卢十八一案展开了细致调查。朝廷及地方多次捕获无果的主要原因是,在县衙里有卢十八的眼线。只要在任县官下令抓拿卢十八,卢十八就能事先收到消息,远遁他乡。这次,在张淳的布置下,县衙里的眼线被揪了出来。经过仔细盘问,眼线供出了自己与卢十八之间通风报信的详细经过。凭借着这条信息,张淳仅用两个月时间就解决了困扰地方乃至朝廷十数年的大难题。

张淳收捕了大盗贼,自然得到朝廷的通令嘉奖。于是,爱民如子、明察秋毫的张淳被调回京城,任礼部郎中。正如他的断案公正高明,在为人方面,张淳也颇为高山景行,十分正直,从不阿谀奉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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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隆庆皇帝已驾崩,即位的万历皇帝年幼,朝政由首辅张居正等人协商处理。万历初年,在张居正的主持下,明王朝实行“一条鞭法”,重新丈量田地,简化税赋,使国库大幅充盈,大有万历中兴之象,时人称为“救世宰相”。不过,这位首辅张居正,虽在政务处置上颇具铁腕,但在生活中却多少有些以权谋私的“污点”。

张淳回京述职期间,恰逢张居正父亲病故。纵观朝堂,官声与文笔匹配的除了张淳,再无旁人。为了让自己的父亲生荣死哀,张居正派人找到了张淳,希望对方为自己父亲写一篇祭文,事成之后,许以高官厚禄。

然而,张淳却没有放手去接住这块从天上掉下的“馅饼”,他转头写了封辞呈,称病还乡。尔后,张居正去世,遭到万历皇帝清算,大批曾经与张居正过从甚密的官员,或被罢免,或遭流放。唯张淳早已远离朝堂,未受半分损害。

或许在很早之前,张淳就看清了张居正等人即将到来的下场。所以,早离是非,方得始终。

张居正倒台后,张淳再被起用,历建宁知府、湖广荆岳兵备副使,官至陕西临巩道参政(从三品)。

无论任官何位,张淳始终保持初心,鞠躬尽瘁,为百姓服务。但那位当年清算张居正的万历皇帝,却不再鞠躬尽瘁了,学起自己的爷爷躲在后宫忙活其他事情去了。

眼见朝政昏暗,张淳的心情自然也不好。从他当年没有正面忤逆张居正的命令,而是直接选择辞官回乡,可以看出张淳这个人处事颇通“中庸”之道,于是,与上次一样,他向朝廷递交了辞职信,永不入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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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庸之道,成为张淳留给后世子孙最宝贵的财富。

张淳仅有一子,名张士维。在明末万历之后的衰世中,张士维秉承其父初心,以中庸之道看待世事,泯然众人。不过,在明末关乎“大义”的选择面前,张氏家族也并非毫无所动,不以中庸之道“高高挂起”。

在张士维诸子中,长子张秉文便是极负家国情怀的人。

与自己的祖父相同,20多岁风华正茂的年纪,张秉文便考中进士,入仕为官,任浙江归安知县。史载,张秉文“少朗俊,风格标异,大父参政公许为远器”。意思是张秉文年轻时不仅长得帅,而且颇受祖父张淳喜爱,认为其日后必有一番大作为。

诚然,自万历以后,明代各朝每况愈下,到了张秉文得以大展身手的时代,早已是王朝末日。

那时,关外,后金首领努尔哈赤早前以13副铠甲起兵反明,如今已取得一番成绩,在其子皇太极的带领下,后金改称大清,大有越过长城,进军京师,称霸中原,统一天下的野心。而在关内,农民起义频频爆发,似乎都在预示着这个存在了200多年的大一统王朝即将被颠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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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秉承祖父的中庸之道,以不变应万变的态度看待世间万物,还是选择到实力蒸蒸日上的满清政权中效力,抑或是全节死守大明最后一寸国土,效死国君,忠义两全?

这个问题,不仅是张秉文眼下的困境,也是张士维诸子乃至天下所有士人的选择。

很明显,在这种心理较量中,张秉文违逆了祖父的中庸之道,选择了全节于世——做大明的忠臣。

明崇祯十一年(1638年)冬,临近年关。已升任山东布政使的张秉文决定死守济南御敌。

当时,满清八旗在多尔衮的带领下,分兵数路绕过长城,从河北青山口南下,将济南城团团包围。

按说济南为山东省首府重镇,兵力充足,虽受多尔衮包围却未见得有破城危机。但很不凑巧的是,从明初朱元璋分封诸子为王开始,藩王坐镇地方的局面就已经形成。此时,在济南城内还有一位大明德王,这位德王,是明英宗朱祁镇之子朱见潾的后裔。听闻清军叩城,这位一生都被锁死在济南城里的王爷估计早就吓破了胆,早早地调集部队,死守他的王府,致使济南城防守军严重不足。

敌众我寡,济南城破只在朝夕。

面对这样的情形,书生出身的张秉文已顾不上那么多,他一面向朝廷请求支援,一面组织军民防御。张秉文衣不卸甲,在济南城头苦苦死守。可谁知,替崇祯皇帝督师的太监高起潜却在临清坐拥重兵,见死不救。离济南城较近的另一路援军大将祖宽看到上峰这么办事,也犹豫不决,终致贻误战机。

可怜山东布政使张秉文在求援无望之际,以一介文弱书生之身,披坚执锐率济南城军民誓死守城十余天。城破,张秉文率众与清军展开巷战,终因寡不敌众,中箭而死,时年54岁。

这一仗,清军俘虏了包括德王朱由枢在内的五十余万人,将济南城洗劫一空。

据说,在城破当日,张秉文战死的消息传回家中,夫人方孟式痛哭一场后,随即交待家中人,好生保护张秉文后裔回乡逃难。接着,率领张家上下姬妾一同投身大明湖,追随张秉文而去。

“夫子之死生惟官守,妾之死生惟夫子。”方孟式的投湖行为,看似殉的是丈夫,实则殉的是国家,守的是大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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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秉文夫妻的死难,无疑给了张氏家族极大的影响。

张秉文之后,虽有三子,却终身不仕清朝。同样,这种影响也传给了张英的父亲张秉彝。作为张秉文的弟弟,他在乱世中继承了父、祖的中庸之道,与大多数人一样,默认了清朝取代明朝的事实。但他对哥哥的忠节也表示同情,并悉心教导自己的三个侄子。

或许继承了父、祖中庸之道的张秉彝眼里看重的是广义的民族大义,而非狭义。因为从狭义层面上讲,坚守民族大义就是要号召千千万万的穷苦百姓起来反对异族统治,不管它到底能不能给这个天下带来一个全新的局面。

但是这种“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理念同样存在很多问题,在这个口号的引领下,必然会爆发征服与反征服的较量。那么,首要的问题便是在打退清军之后,如何防守辽东、长城一线。很自然,这需要大量的军队驻守。在明末多项税收之中,就有一项专供辽东守军的税收“辽饷”。数额庞大的辽饷从一开始就设定为国人均摊,若反清复明,其必然结果最终也极有可能是“官逼民反”。

因此,张秉彝选择“降清”,他所作出的选择,也最终成就了“父子双宰相”的佳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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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英,字敦复,又字梦敦,号乐圃。在张秉彝的悉心教导下,张英以二甲第四名的好成绩考中了康熙六年(1667)丁未科进士。当时的大学士李霨一看到张英的卷子即称赞不已,认为其有成为一代“国士”的实力。

后来的事实证明,李霨的眼光不错。

张英始终秉持着祖辈的中庸之道,从广义的民族大义出发,发扬他父亲遗留下来“以天下苍生为己任”的精神,为新政权兢兢业业,为康熙皇帝答疑解惑。

彼时,清王朝入关已数十年。天下逐渐适应了这个新政权的运作,一切都在向好的方面发展,但狭义的民族大义同样也未消散。在这个看似太平的盛世里,各种反清复明组织活动此起彼伏,更有甚者如吴三桂等,趁乱挑起战争,企图破坏社会安定。

在这种情况下,张英始终遵从广义的民族大义,作出对国家、对社会有积极作用的选择。在他的出谋划策下,康熙皇帝顺利平定了三藩之乱,收复了台湾。可以说,他的这份民族大义对国家统一起着不可磨灭的功劳。

经历康熙一朝,国家并没有遗忘张英曾经为了“天下长安”作出的努力和贡献。在康熙的赏识下,张英平步青云,先后充任《国史》《一统志》《平定朔漠方略》总裁官,并官至文华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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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的安徽桐城“六尺巷”故事,是张氏家族敬慎谦和特质的一个小小的表现。

在康熙朝为官40年里,张英发现,祖辈的中庸之道固然十分重要,但如今自己所处的这支桐城张氏,早已今非昔比。如何保证家族势力长盛不衰呢?这个问题,大概张英也想了很久。

在回顾自己宦海沉浮之后,张英总结了几点,其中第一点就是,为官一定要清正廉洁。无他,张英认为位高权重者,如果能保持清正廉洁,不说给自己的仕途加分,至少在很多事情发生时,也能置身事外。

他要求后辈必须做到“使我为州县官,决不用官银媚上官”,“安知用官银之祸,不甚于上官之失欢也”?就连康熙皇帝赏赐给他的金银财物,他也用于济困救贫,修桥筑路,以利他人。这些讲究为官清廉的经验,自然也从侧面向后世子孙传达了如何为官一方取信于民、尽忠于君的两全办法。

其次,张英认为,除了廉洁奉公,更应做到待人谦和,行善积德。据记载,张英过六十大寿时,拒绝家人为其请戏班子大宴宾客,相反还拿出这些年积攒的俸禄救济百姓,广结善缘。

除此之外,在朝为官免不了要跟同僚接触,有时意见相左,总少不了些磕磕碰碰。这个时候,一个好的人际关系,往往能使事情迎刃而解。因此,张英告诫后人,做事前一定要谋定而后动,否则,草率的决定终将自尝恶果。同时,他还要求子孙不可“友不择便交,气不忍便动,财不审便取,衣不慎便脱”。

在他的敦促指导下,其子张廷玉颇有乃父之风——历经康、雍、乾三世位极人臣,是雍正至乾隆初期执掌大权的帝国“宰相”;死后更是成为有清以来,唯一配享太庙的汉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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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说“月盈则亏”,张氏家族也不例外。

张英、张廷玉相继发迹,天下的汉人士子似乎看到了飞黄腾达的曙光,故在雍正、乾隆初期,众多进京赶考的举子皆以党附张廷玉为荣。

久而久之,满人皆从鄂尔泰,汉人皆附张廷玉。这对刚刚坐上龙椅的乾隆来说,简直就是两个巨大的“钳子”,钳制着他的各项决定。善用帝王权术的乾隆,最终利用两派之间的矛盾顺利独掌并巩固了皇权,鄂尔泰、张廷玉二人均晚景凄凉。

尽管晚年坎坷,但在总结为官之道上,张廷玉也颇有贡献。他与其父一样,认为为官之道,“居官清廉乃分内之事”。他告诫子孙“做官都是苦事,为官原是苦人,官职高一步,责任大一步,忧勤便增一步”。因此,“惟天下之安而后乐,惟富贵之得而后乐”的后知后觉,才是为官者所应该拥有的品德。

不过,与其父待同僚谦和的态度不同,张廷玉更善于“驭下”。在他任职吏部期间,就曾多次表现出对下属相当严厉的作风。

当时,有一个老奸巨猾的官吏张某,人称张老虎。此人一贯舞文弄法,中央和地方的官员经常受到他的伤害。张廷玉命令有关部门重惩张老虎,朝中权贵有许多人出面营救,张廷玉不为所动,故人送外号“伏虎侍郎”。

张廷玉死后,乾隆下诏,遵清世宗雍正遗诏,着张廷玉配享太庙,赐谥“文和”,桐城张氏官名迎来了巅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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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张廷玉之后,张氏家族似乎不甚有名了。

其实不然,张廷玉有四子,次子张若霭颇得张廷玉欢心,继承张廷玉衣钵。张若霭为雍正十一年(1733年)进士,据说当年他本应为探花,但由于其父在朝为官,且位极人臣,为免树大招风,张廷玉建议雍正皇帝将张若霭从第三名降至第四名,成了二甲第一名进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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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袭家学,张若霭也官至礼部尚书。但与其父、祖耕耘官场不同,此时的张若霭更注重于文化精神层面的熏陶积累。他尝以书画供奉内廷,善画山水、花鸟,得吴门画派遗风,曾绘就从立春至大寒24节气山水画,颇受乾隆皇帝喜爱。他的成名作《岁寒三友图》在2005年香港佳士得拍卖会上拍出了逾千万元的天价,可见其绘画功力之深。

张若霭之后,张氏家族逐渐淡出官场。但桐城张氏的“敬慎谦和,读书做人”的家风,却得以代代相传。

据不完全统计,自张若霭后,张氏家族在清代至少出现了30位诗人,其中不乏数位女诗人,可谓诗书传家。

或许这一切,正如中纪委相关文章谈桐城张氏家训时提到的,“居官以廉,居乡为善”。唯有如此,才可力保张氏家族数百年不衰。

参考资料:

[清]张英:《聪训斋语》,中国戏剧出版社,2000年

[清]张廷玉:《澄怀园语》,上海聚珍仿宋印书局,1931年

[清]张廷玉:《明史》,中华书局,1974年

[清]马其昶:《桐城耆旧传》,台北文海出版社,1968年

杨琳:《安徽桐城父子宰相家训思想研究》,安徽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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