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底张氏家族

回望自己数十载为官生涯，康熙朝文华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张英在《聪训斋语》中写道：

“余行年五十余，生平未尝多受小人之侮，只有一善策，能转弯早耳。凡事最不可想占便宜……便宜者，天下人之所共争也，我一人据之，则怨萃于我矣；我失便宜，则众怨消矣。故终身失便宜，乃终身得便宜也。”

《聪训斋语》后来成为张氏家族流芳后世的家训，从中可以看出，终身不占便宜、与人和善、予人宽容既是张英一辈子的做人准则，也是张英希望留给后世子孙温良谦恭让的为人尺度。

而张英之子张廷玉，无疑是饱受《聪训斋语》熏陶的受益者。继其父之后，张廷玉步入权力中枢，颇受大清皇帝的信任。

伴随着帝国时代最后的辉煌，以张英、张廷玉为首的桐城张氏也迈入了鼎盛时期，被后世称为“五里三进士，隔河两状元，父子双宰相”。

1

桐城张氏为桐城境内各支张氏的统称。在这些张氏族群中，尤以桐城宰相张最为知名。根据郡望，桐城宰相张又称为桐城清河张氏，起源于元末明初，先祖为张贵四。

关于张贵四之前的几代张氏先祖，历史上记载模糊。根据康熙年间《潜山县志》记载的张英原话——“余之先自鄱阳瓦屑坝徙于桐，始祖为贵四公”，可以看出桐城张氏是外来人口，迁居于桐城。

另据《张氏族谱》记载，桐城张氏一派，迁自豫章鄱阳，贵四、贵五公则始迁桐之始祖也。

豫章鄱阳即豫章郡鄱阳县，即今天鄱阳县。历史上豫章郡始设于西汉时期，曾经下辖南昌、庐陵、彭泽、鄱阳、柴桑等18县，面积大致等同于今天的江西省全境。

葛剑雄先生认为，此事不排除与明初“洪武赶散”，江西外迁人口入安徽、湖北两省垦荒开拓有关。据相关史书记载，瓦屑坝为鄱阳湖边的一个古渡口，历史上，它曾与福建宁化、南京杨柳巷、山西洪洞大槐树并称为明代四大移民集散地。

从元末至正十一年（1351年）开始，江南一带以朱元璋、陈友谅为首的农民起义军曾在鄱阳湖、江淮平原等地爆发过多次“火并”事件。直到至正二十四年（1364年），朱元璋平灭陈友谅势力才最终告一段落。战乱持续的13年间，毁灭性打击可想而知。经过两军战火洗礼的江淮一带，早已是人口凋敝，土地大量荒芜。

朱元璋称帝后，为恢复受战争影响的江南地区经济，便有了大规模移民安徽、湖北的计划。而同一时期的鄱阳一带，虽受战火影响也极大，但在当地自发保护家园的措施下，并未伤及根本。于是，朝廷命令迁鄱阳一带居民填实湖北、安徽等地。

有理由相信，在这次庞大的移民历史中，未来的桐城张氏始祖张贵四也在茫茫人潮当中。

2

到桐城生活的张贵四过得怎样，无人知晓。但可知的是，在张英、张廷玉父子成名以前，桐城张氏就已有做官为宦之人。此人名叫张淳，是张贵四的五世孙，张英的曾祖父。

从张贵四到张淳的父亲，整整五代人在桐城都生活得默默无闻，直到张淳的出现，张贵四这一支的张氏家族，才第一次活跃于史册之上。

隆庆二年（1568年），张淳还是个20多岁的青年才俊。这一年，他中了进士，随即被朝廷委任为浙江永康县令。作为一县的父母官，他将在此开启他的为官生涯。

彼时，历经嘉靖年间的皇帝罢朝、倭寇入侵、回宫炼丹等多重折腾，大明王朝已现衰势。虽然，继承“老道士”嘉靖皇帝事业的明穆宗隆庆皇帝还不至于太差，在位期间依靠高拱、徐阶、张居正等人进行改革，放宽海禁，缩减宫廷开支，减轻民众负担。但是，浙江永康却还是民风彪悍，社会动荡。

这不，在张淳上任前，此地已连续撵走了七任县令，县衙公案堆积如山。但接手这个“烂摊子”的张淳毕竟是个猛人，一上任就公告全县，大开衙门，将陈年积案统统整理出来，一一清查审理。

与过往几任吃完被告吃原告的县太爷不同，张淳是真心为百姓办事。他审案那叫一个“快准狠”，只要一顿饭的功夫，就能把案件的来龙去脉断得明明白白。所以百姓一听是他主审，一般都会带上一包午餐到衙门前观审，久而久之，“张一包”的大名就传遍了十里八乡。

张淳主政永康期间吏廉政清，民心向化。他在破除大案要案上也很有一套。

当时，永康有一个横行乡里十数年、专偷上缴国库税银的江洋大盗卢十八。卢十八屡犯大案，朝廷和地方却始终捕而不得，令在任官员颇为头疼。眼见张淳在地方上政绩卓越，朝廷决定将此案重新发回地方，限令张淳三个月内破案。

按说这种陈年旧案，若是遇到普通官员，大概能避则避，可张淳偏偏就接下了。为了麻痹对手，张淳拿着朝廷的公函，先是在衙门里大发牢骚，指责朝廷不公，推诿拖延，让人看上去似乎破案无望。然后，每天在衙门里按部就班地处理着各项公事，只字不提关于此案的任何细节，也不派人四处通缉追捕。

其实，这些都是张淳的障眼法。

私下里，他早就对卢十八一案展开了细致调查。朝廷及地方多次捕获无果的主要原因是，在县衙里有卢十八的眼线。只要在任县官下令抓拿卢十八，卢十八就能事先收到消息，远遁他乡。这次，在张淳的布置下，县衙里的眼线被揪了出来。经过仔细盘问，眼线供出了自己与卢十八之间通风报信的详细经过。凭借着这条信息，张淳仅用两个月时间就解决了困扰地方乃至朝廷十数年的大难题。

张淳收捕了大盗贼，自然得到朝廷的通令嘉奖。于是，爱民如子、明察秋毫的张淳被调回京城，任礼部郎中。正如他的断案公正高明，在为人方面，张淳也颇为高山景行，十分正直，从不阿谀奉承。

当时，隆庆皇帝已驾崩，即位的万历皇帝年幼，朝政由首辅张居正等人协商处理。万历初年，在张居正的主持下，明王朝实行“一条鞭法”，重新丈量田地，简化税赋，使国库大幅充盈，大有万历中兴之象，时人称为“救世宰相”。不过，这位首辅张居正，虽在政务处置上颇具铁腕，但在生活中却多少有些以权谋私的“污点”。

张淳回京述职期间，恰逢张居正父亲病故。纵观朝堂，官声与文笔匹配的除了张淳，再无旁人。为了让自己的父亲生荣死哀，张居正派人找到了张淳，希望对方为自己父亲写一篇祭文，事成之后，许以高官厚禄。

然而，张淳却没有放手去接住这块从天上掉下的“馅饼”，他转头写了封辞呈，称病还乡。尔后，张居正去世，遭到万历皇帝清算，大批曾经与张居正过从甚密的官员，或被罢免，或遭流放。唯张淳早已远离朝堂，未受半分损害。

或许在很早之前，张淳就看清了张居正等人即将到来的下场。所以，早离是非，方得始终。

张居正倒台后，张淳再被起用，历建宁知府、湖广荆岳兵备副使，官至陕西临巩道参政（从三品）。

无论任官何位，张淳始终保持初心，鞠躬尽瘁，为百姓服务。但那位当年清算张居正的万历皇帝，却不再鞠躬尽瘁了，学起自己的爷爷躲在后宫忙活其他事情去了。

眼见朝政昏暗，张淳的心情自然也不好。从他当年没有正面忤逆张居正的命令，而是直接选择辞官回乡，可以看出张淳这个人处事颇通“中庸”之道，于是，与上次一样，他向朝廷递交了辞职信，永不入仕。

3

中庸之道，成为张淳留给后世子孙最宝贵的财富。

张淳仅有一子，名张士维。在明末万历之后的衰世中，张士维秉承其父初心，以中庸之道看待世事，泯然众人。不过，在明末关乎“大义”的选择面前，张氏家族也并非毫无所动，不以中庸之道“高高挂起”。

在张士维诸子中，长子张秉文便是极负家国情怀的人。

与自己的祖父相同，20多岁风华正茂的年纪，张秉文便考中进士，入仕为官，任浙江归安知县。史载，张秉文“少朗俊，风格标异，大父参政公许为远器”。意思是张秉文年轻时不仅长得帅，而且颇受祖父张淳喜爱，认为其日后必有一番大作为。

诚然，自万历以后，明代各朝每况愈下，到了张秉文得以大展身手的时代，早已是王朝末日。

那时，关外，后金首领努尔哈赤早前以13副铠甲起兵反明，如今已取得一番成绩，在其子皇太极的带领下，后金改称大清，大有越过长城，进军京师，称霸中原，统一天下的野心。而在关内，农民起义频频爆发，似乎都在预示着这个存在了200多年的大一统王朝即将被颠覆。

是秉承祖父的中庸之道，以不变应万变的态度看待世间万物，还是选择到实力蒸蒸日上的满清政权中效力，抑或是全节死守大明最后一寸国土，效死国君，忠义两全？

这个问题，不仅是张秉文眼下的困境，也是张士维诸子乃至天下所有士人的选择。

很明显，在这种心理较量中，张秉文违逆了祖父的中庸之道，选择了全节于世——做大明的忠臣。

明崇祯十一年（1638年）冬，临近年关。已升任山东布政使的张秉文决定死守济南御敌。

当时，满清八旗在多尔衮的带领下，分兵数路绕过长城，从河北青山口南下，将济南城团团包围。

按说济南为山东省首府重镇，兵力充足，虽受多尔衮包围却未见得有破城危机。但很不凑巧的是，从明初朱元璋分封诸子为王开始，藩王坐镇地方的局面就已经形成。此时，在济南城内还有一位大明德王，这位德王，是明英宗朱祁镇之子朱见潾的后裔。听闻清军叩城，这位一生都被锁死在济南城里的王爷估计早就吓破了胆，早早地调集部队，死守他的王府，致使济南城防守军严重不足。

敌众我寡，济南城破只在朝夕。

面对这样的情形，书生出身的张秉文已顾不上那么多，他一面向朝廷请求支援，一面组织军民防御。张秉文衣不卸甲，在济南城头苦苦死守。可谁知，替崇祯皇帝督师的太监高起潜却在临清坐拥重兵，见死不救。离济南城较近的另一路援军大将祖宽看到上峰这么办事，也犹豫不决，终致贻误战机。

可怜山东布政使张秉文在求援无望之际，以一介文弱书生之身，披坚执锐率济南城军民誓死守城十余天。城破，张秉文率众与清军展开巷战，终因寡不敌众，中箭而死，时年54岁。

这一仗，清军俘虏了包括德王朱由枢在内的五十余万人，将济南城洗劫一空。

据说，在城破当日，张秉文战死的消息传回家中，夫人方孟式痛哭一场后，随即交待家中人，好生保护张秉文后裔回乡逃难。接着，率领张家上下姬妾一同投身大明湖，追随张秉文而去。

“夫子之死生惟官守，妾之死生惟夫子。”方孟式的投湖行为，看似殉的是丈夫，实则殉的是国家，守的是大节。

4

张秉文夫妻的死难，无疑给了张氏家族极大的影响。

张秉文之后，虽有三子，却终身不仕清朝。同样，这种影响也传给了张英的父亲张秉彝。作为张秉文的弟弟，他在乱世中继承了父、祖的中庸之道，与大多数人一样，默认了清朝取代明朝的事实。但他对哥哥的忠节也表示同情，并悉心教导自己的三个侄子。

或许继承了父、祖中庸之道的张秉彝眼里看重的是广义的民族大义，而非狭义。因为从狭义层面上讲，坚守民族大义就是要号召千千万万的穷苦百姓起来反对异族统治，不管它到底能不能给这个天下带来一个全新的局面。

但是这种“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理念同样存在很多问题，在这个口号的引领下，必然会爆发征服与反征服的较量。那么，首要的问题便是在打退清军之后，如何防守辽东、长城一线。很自然，这需要大量的军队驻守。在明末多项税收之中，就有一项专供辽东守军的税收“辽饷”。数额庞大的辽饷从一开始就设定为国人均摊，若反清复明，其必然结果最终也极有可能是“官逼民反”。

因此，张秉彝选择“降清”，他所作出的选择，也最终成就了“父子双宰相”的佳话。

张英，字敦复，又字梦敦，号乐圃。在张秉彝的悉心教导下，张英以二甲第四名的好成绩考中了康熙六年（1667）丁未科进士。当时的大学士李霨一看到张英的卷子即称赞不已，认为其有成为一代“国士”的实力。

后来的事实证明，李霨的眼光不错。

张英始终秉持着祖辈的中庸之道，从广义的民族大义出发，发扬他父亲遗留下来“以天下苍生为己任”的精神，为新政权兢兢业业，为康熙皇帝答疑解惑。

彼时，清王朝入关已数十年。天下逐渐适应了这个新政权的运作，一切都在向好的方面发展，但狭义的民族大义同样也未消散。在这个看似太平的盛世里，各种反清复明组织活动此起彼伏，更有甚者如吴三桂等，趁乱挑起战争，企图破坏社会安定。

在这种情况下，张英始终遵从广义的民族大义，作出对国家、对社会有积极作用的选择。在他的出谋划策下，康熙皇帝顺利平定了三藩之乱，收复了台湾。可以说，他的这份民族大义对国家统一起着不可磨灭的功劳。

经历康熙一朝，国家并没有遗忘张英曾经为了“天下长安”作出的努力和贡献。在康熙的赏识下，张英平步青云，先后充任《国史》《一统志》《平定朔漠方略》总裁官，并官至文华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

5

众所周知的安徽桐城“六尺巷”故事，是张氏家族敬慎谦和特质的一个小小的表现。

在康熙朝为官40年里，张英发现，祖辈的中庸之道固然十分重要，但如今自己所处的这支桐城张氏，早已今非昔比。如何保证家族势力长盛不衰呢？这个问题，大概张英也想了很久。

在回顾自己宦海沉浮之后，张英总结了几点，其中第一点就是，为官一定要清正廉洁。无他，张英认为位高权重者，如果能保持清正廉洁，不说给自己的仕途加分，至少在很多事情发生时，也能置身事外。

他要求后辈必须做到“使我为州县官，决不用官银媚上官”，“安知用官银之祸，不甚于上官之失欢也”？就连康熙皇帝赏赐给他的金银财物，他也用于济困救贫，修桥筑路，以利他人。这些讲究为官清廉的经验，自然也从侧面向后世子孙传达了如何为官一方取信于民、尽忠于君的两全办法。

其次，张英认为，除了廉洁奉公，更应做到待人谦和，行善积德。据记载，张英过六十大寿时，拒绝家人为其请戏班子大宴宾客，相反还拿出这些年积攒的俸禄救济百姓，广结善缘。

除此之外，在朝为官免不了要跟同僚接触，有时意见相左，总少不了些磕磕碰碰。这个时候，一个好的人际关系，往往能使事情迎刃而解。因此，张英告诫后人，做事前一定要谋定而后动，否则，草率的决定终将自尝恶果。同时，他还要求子孙不可“友不择便交，气不忍便动，财不审便取，衣不慎便脱”。

在他的敦促指导下，其子张廷玉颇有乃父之风——历经康、雍、乾三世位极人臣，是雍正至乾隆初期执掌大权的帝国“宰相”；死后更是成为有清以来，唯一配享太庙的汉臣。

都说“月盈则亏”，张氏家族也不例外。

张英、张廷玉相继发迹，天下的汉人士子似乎看到了飞黄腾达的曙光，故在雍正、乾隆初期，众多进京赶考的举子皆以党附张廷玉为荣。

久而久之，满人皆从鄂尔泰，汉人皆附张廷玉。这对刚刚坐上龙椅的乾隆来说，简直就是两个巨大的“钳子”，钳制着他的各项决定。善用帝王权术的乾隆，最终利用两派之间的矛盾顺利独掌并巩固了皇权，鄂尔泰、张廷玉二人均晚景凄凉。

尽管晚年坎坷，但在总结为官之道上，张廷玉也颇有贡献。他与其父一样，认为为官之道，“居官清廉乃分内之事”。他告诫子孙“做官都是苦事，为官原是苦人，官职高一步，责任大一步，忧勤便增一步”。因此，“惟天下之安而后乐，惟富贵之得而后乐”的后知后觉，才是为官者所应该拥有的品德。

不过，与其父待同僚谦和的态度不同，张廷玉更善于“驭下”。在他任职吏部期间，就曾多次表现出对下属相当严厉的作风。

当时，有一个老奸巨猾的官吏张某，人称张老虎。此人一贯舞文弄法，中央和地方的官员经常受到他的伤害。张廷玉命令有关部门重惩张老虎，朝中权贵有许多人出面营救，张廷玉不为所动，故人送外号“伏虎侍郎”。

张廷玉死后，乾隆下诏，遵清世宗雍正遗诏，着张廷玉配享太庙，赐谥“文和”，桐城张氏官名迎来了巅峰。

6

自张廷玉之后，张氏家族似乎不甚有名了。

其实不然，张廷玉有四子，次子张若霭颇得张廷玉欢心，继承张廷玉衣钵。张若霭为雍正十一年（1733年）进士，据说当年他本应为探花，但由于其父在朝为官，且位极人臣，为免树大招风，张廷玉建议雍正皇帝将张若霭从第三名降至第四名，成了二甲第一名进士。

承袭家学，张若霭也官至礼部尚书。但与其父、祖耕耘官场不同，此时的张若霭更注重于文化精神层面的熏陶积累。他尝以书画供奉内廷，善画山水、花鸟，得吴门画派遗风，曾绘就从立春至大寒24节气山水画，颇受乾隆皇帝喜爱。他的成名作《岁寒三友图》在2005年香港佳士得拍卖会上拍出了逾千万元的天价，可见其绘画功力之深。

张若霭之后，张氏家族逐渐淡出官场。但桐城张氏的“敬慎谦和，读书做人”的家风，却得以代代相传。

据不完全统计，自张若霭后，张氏家族在清代至少出现了30位诗人，其中不乏数位女诗人，可谓诗书传家。

或许这一切，正如中纪委相关文章谈桐城张氏家训时提到的，“居官以廉，居乡为善”。唯有如此，才可力保张氏家族数百年不衰。

参考资料：

[清]张英:《聪训斋语》，中国戏剧出版社，2000年

[清]张廷玉：《澄怀园语》，上海聚珍仿宋印书局，1931年

[清]张廷玉：《明史》，中华书局，1974年

[清]马其昶：《桐城耆旧传》，台北文海出版社，1968年

杨琳：《安徽桐城父子宰相家训思想研究》，安徽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