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甜蜜与血腥：帝国的贡品

六月初一，杨贵妃的生日又到了。

作为唐玄宗晚年最受宠的妃子，她的生日，自然是老皇帝心中的头等大事。于是，随着唐玄宗一声令下，一场比边关八百里加急还要紧张的荔枝速运，便在唐帝国内部秘密展开了。

古语有云，荔枝一日而色变，二日而香变，三日而味变，四五日外，色香味尽去矣。因此，赶在荔枝变味之前赶回长安，是唐朝“荔枝买手”的终极使命。这个过程，注定是充满血汗的。

尽管过程艰难，奉皇命出京寻荔枝的骑手们，正如杜牧笔下那句“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一样，依旧拼尽了全力，只为护住一家老小的身家性命。

01

荔枝的出道，并非始于唐朝。最早在战国时期，荔枝便已广泛种植于我国岭南的丘陵间。

早期的野生荔枝酸涩难入口，后经人工驯化，不断完善，果实的甜度才有所提高。因味道独特、数量稀少，自南越王赵佗定都广州始，这种岭南佳果就屡次被列入南越王的贡品名单中。

南越王赵佗，原是秦始皇派到岭南拓荒的秦军将领，在建设岭南的过程中，秦朝却覆灭了。为保障自身及部下的安危，赵佗选择自立称王。待汉高祖刘邦称帝后，赵佗选择归顺中央，南越国由此成为汉朝的藩属国之一。

南越王宫每年都能获得来自岭南各地的奇珍异宝，但在赵佗眼中，值得向上进贡的宝物惟鲛鱼与荔枝而已。

赵佗将干荔枝献给汉高祖刘邦，刘邦虽未尝过此种稀罕物，却对赵佗主动示好的态度十分欣赏，遂向赵佗回赠了数匹锦缎。以荔枝为沟通桥梁，大汉与南越国之间的礼仪邦交就此形成。

当汉朝进入盛世后，汉武帝已经不再满足于每年只吃干荔枝。在征伐匈奴的过程中，这位雄才大略的君主也将目光投向了岭南。

元鼎元年（前116年），按捺多年的汉武帝终于出兵南越。此行的战略目标是要把南越国土收归大汉，但也附带了汉武帝本人的一个心愿——将岭南的荔枝树移种宫中，如此，每年夏天便可品尝到新鲜的荔枝。

为了给荔枝树营造适宜的生长环境，汉武帝命人在上林苑修建了世界上最早的温室大棚——扶荔宫。然而，文治武功的汉武帝却无法征服这颗红里透白的水果。正如“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荔枝树移植到关中平原后，水土不服，大面积死亡，偶有一棵枝叶茂盛，竟也是一颗果实都长不出来。

绝望的汉武帝只好作罢，在岭南地区设置交州，由地方每年选取优质荔枝进贡。

荔枝在西汉人司马相如的《上林赋》中被记载为“离支”。离支的本意，正是说明这种岭南佳果在离开树本体后，即立刻枯萎消亡。

02

时间来到了东汉。东汉的皇帝除了“位面之子”刘秀外，大多而立之年便走到了人生的终点。

作为“永元之隆”的开创者，汉和帝刘肇的勤政是出了名的。对此，东汉的太医们早有准备。针对汉和帝勤政以及先天不足的弱点，他们自皇帝登基之日起，便建议汉和帝多服食干荔枝，以补血益气。所以，每年自南越翻山越岭而来的荔枝，除了部分按规矩供奉于汉高祖庙庭外，大部分都进了汉和帝的药用食谱中。

当时，桂阳郡（今湖南郴州）辖下的临武县，县令叫唐羌。作为荔枝进京必经之路的父母官，唐羌每年夏天都能看到一队人马为了荔枝、龙眼而去，辗转停留数日，又即刻启程北返，沿途官员严阵以待，甚至到了“十里一置，五里一候，昼夜传送”的地步。唐羌对这种劳民伤财的政治任务却是忧心忡忡，想来想去，他决定给洛阳的天子上一份奏疏陈情。

在给汉和帝的奏疏里，唐羌写道：“臣闻上不以滋味为德，下不以贡膳为功。伏见交趾七郡献生龙眼、荔枝等，鸟惊风发。南州土地炎热，恶虫猛兽，不绝于路，至于触犯死亡之害。死者不可复生，来者犹可救也。此二物升殿，未必延年益寿。”

按说如此“诅咒”天子，一般皇帝可受不了。不过，年轻的汉和帝却没有多计较。接到唐羌的奏疏，他亲笔批复：“远国珍羞，本以荐奉宗庙。苟有伤害，岂爱民之本？其敕太官，勿复受献。”

一句“爱民之本”，汉和帝果断下诏罢停了自汉初开始的荔枝进贡。

或许是少了荔枝干的滋补，本属于年寿不永之辈的汉和帝，27岁就驾崩了。去世当年，他才拥有一名皇子刘隆，即汉殇帝。汉殇帝继位后，没能撑过一岁生日，便夭折了。至此，东汉自刘秀传下的大宗一脉彻底断绝。

03

汉和帝虽然叫停了荔枝进贡，可唐羌的建议，到底是断了一些官员的升官发财梦。于是，汉和帝驾崩后不久，荔枝进贡之风再度兴盛。

既然从岭南运荔枝这么费劲，秦岭以北又不是人工培植荔枝的沃土，那还有没有更好的解决方式？

当然有！除了岭南盛产荔枝外，巴蜀盆地过去也是上佳荔枝的原产地。

气象学家竺可桢研究发现，我国在近5000年中，最初2000年，即从仰韶文化时代到河南安阳殷墟时代，年平均温度比现在高2℃左右。在这以后，年平均温度有2一3℃的摆动。而在世纪纪元之初的东汉时代，虽然我国的天气有趋于寒冷的态势，晚春时分，国都洛阳也曾发生过几次降霜下雪，冻死不少人，但总体来说，东汉的寒潮持续时间并不长，且气候比安阳时代更加温暖。因此，相对于现在潮湿寒冷的巴蜀冬季而言，汉、唐时代的四川盆地气候，确实能给荔枝果木不一样的温暖。

在这样的气候条件下，世代居住在四川盆地的西南夷人，很早便掌握了荔枝的人工培植技术。

据《华阳国志》记载，僰道县“有荔枝、薑、蒟”，江阳郡“有荔枝、巴菽、桃枝、蒟、给客橙”。汉代僰道、江阳即今天宜宾、泸州一带。这里自古就是西南夷人居住的福地，倚仗着这块沃土，他们在战国时代就开辟了大片的荔枝园。僰人以此为业，积累了大量财富。

至迟在汉献帝时代，七大蜀道中的“荔枝道”便已形成。尽管史料中对荔枝道的描述多发生于唐代，但这里早在汉末已是著名的交通要道。

相传，东汉建安十八年 （213），张飞奉诸葛亮之命从荆州夺取巴州，路过沙溪河。当时，河水磅礴，附近无舟桥可渡。张飞只能将自己灌醉，提矛跨马，率部强渡。后来，附近居民在张飞渡河处立了块“张飞跃马飞渡”的石碑。尔后，此地得名“马渡关”。

马渡关便是荔枝道的重要驿站。

有理由相信，从汉末至唐代的数百年间，这条荔枝道除了担负战争通道的功能外，其实还隐藏着运输新鲜荔枝的使命。

04

有一种说法，杨贵妃喜欢吃荔枝，乃源于高力士的推荐。

高力士何许人也？他是唐玄宗最信任的大太监，唐玄宗曾说：“力士当上，我寝则稳。”但很少有人知道，高力士祖籍潘州（今广东高州），是巾帼英雄冼太夫人的六世孙。因家中变故，才在幼年入宫，由同为岭南出身的宦官高延福收为养子，遂改名高力士。

高力士为了讨好杨贵妃，决定将家乡的特产“白糖罂”荔枝引荐至御前。

这种说法，源自高力士的墓志铭。

《新唐书》明确记载：“妃嗜荔枝，必欲生致之，乃置驿传送，走数千里，味未变已至京师。”也就是说，杨贵妃吃的荔枝虽不是最新鲜的，但至少不是变质的或者晒干的。

那杨贵妃吃的荔枝，究竟从何地而来？

当时，要想吃到高力士家乡高州的荔枝，得先将荔枝从原产地运至广州，然后再从广州运抵长安。当时从长安往返广州，驿路一般有两条：一条是经洪州，至吉州、虔州，经过大庾岭至韶州，最后至广州；另一条是经江陵府，至岳州、潭州、衡州、郴州、韶州，最后至广州。

无论怎么走，在杨贵妃所处的盛唐，“荔枝买手”们单程行程至少达5000里。即便有“八百里加急”，荔枝送到长安至少也是一周后的事情了。

于是，宋代的苏轼提出一种假设：“永元荔枝来交州，天宝岁贡取之涪。”涪，就是今天的重庆涪陵。苏轼认为，杨贵妃吃的新鲜荔枝，并非取自岭南地区，而是更靠近长安的川渝地区。

苏轼的论断是基于杨贵妃幼年居住在蜀州（今四川崇州），所以他觉得，杨贵妃对荔枝鲜美的记忆，大约在童年时就形成了。并且川渝之地在发展荔枝业的同时，也创造出一些先进的荔枝保鲜方式，如南宋词人范成大曾经提及的“竹筒保鲜法”：“荔子已过，郡中犹余一株，皆如渥丹……试取数百颗，贮以大合，密封之，走介入成都，以遗高、朱二使者，亦两夕到。二君回书云‘风露之气如新’。”

基于现实情况而论，杨贵妃所食新鲜荔枝，产自巴蜀的可能性比产自岭南更大。

四川当地曾组织专家实地考证荔枝道的走向，基本确定唐代的荔枝道，是由涪陵至西乡县子午镇，由此循子午道至西安，总行程1000公里左右。在此基础上， 还有不少专家提出，荔枝道不仅专指一条干道，它更是官道、驿道所连成的一片公路网。

05

说起古代吃荔枝的名人，除了杨贵妃，便是苏轼了。

苏轼被贬广东惠州时，已年近花甲。可刚到惠州的他，不争气的泪水还是先从嘴角滑落了。

正值初夏，荔枝上市，他当然要买些尝尝。不吃不打紧，初尝就对当地的荔枝极尽赞美之辞。在《四月十一日初食荔枝》一诗中，他写道：

南村诸杨北村卢，白华青叶冬不枯。

垂黄缀紫烟雨里，特与荔枝为先驱。

海山仙人绛罗襦，红纱中单白玉肤。

不须更待妃子笑，风骨自是倾城姝。

不知天公有意无，遣此尤物生海隅。

云山得伴松桧老，霜雪自困楂梨粗。

先生洗盏酌桂醑，冰盘荐此赪虬珠。

似闻江鳐斫玉柱，更洗河豚烹腹腴。

我生涉世本为口，一官久已轻莼鲈。

人间何者非梦幻，南来万里真良图。

将岭南的荔枝比作江瑶柱和河豚，可见，荔枝的甜润鲜美已经深深地刻入这位诗人的美食记忆中。

自此之后，苏轼时不时就嘴馋荔枝。在春节前后，他就早早写下“荔子几时熟，花头今已繁”的诗句。在《赠昙秀》中，他又写道：“留师笋蕨不足道，怅望荔枝何时丹。”总之，在宋代被视作蛮荒之地的岭南，苏轼一年四季只想着吃荔枝这件事。

然而，宋代皇室对荔枝的印象，却非来自岭南，而是源自闽南。

福建的第一棵荔枝树，约在南北朝时期（420—581）由广东引种而来。至唐、宋之后，福建的荔枝业兴盛起来。兴化军仙游县人蔡襄用一本《荔枝谱》，给天下荔枝分了个三六九等，这其中，荔枝界的天下第一，非“陈紫”莫属。

陈紫，说的是仙游当地大户陈氏所种的一种外表红得发紫的荔枝。

在谈及这种荔枝时，蔡襄以“壳薄而平，瓤厚而莹，膜如桃花红，核如丁香，毋剥之凝如水，精食之消如绛雪”的绝美之辞来形容，成功挑起了宋朝一众贵族的食欲。但若细说这种荔枝的甘美，蔡襄则又模棱两可，称“其味之至不可得而状也”。

为了吃到福建新鲜的荔枝，宋朝皇室拼了。宋徽宗命人将荔枝果木成棵从土里刨出，移入盆中，经水路送抵开封，在宫中保和殿外精心培育。或许是种植技术的进步以及气候回暖的影响，这批荔枝树竟然有少量熬过了中原地区寒冷的冬天，开花结果。在宋徽宗赏赐大臣时，这些荔枝果子还担当过重要角色：

保和殿下荔枝丹，文武衣冠被百蛮。

思与近臣同此味，红尘飞鞚过燕山。

到了南宋，福建荔枝已经占据临安城（今杭州）水果业的半壁江山。《西湖老人繁胜录》记载 ：“福州新荔枝到，进上御前，送朝贵，遍卖街市……或海船来，或步担到，直卖至八月，与新木弹相接。”

由于荔枝大量涌入市场，且保鲜期较短，聪明的宋朝人干脆把这种果子密渍成果脯，不仅四时皆可享受荔枝的甜美，更使之成为一种畅销产品，循着海上丝绸之路，传遍世界各个角落。

06

进入帝制时代的尾声，明朝大部分时间定都在北方，荔枝依然只能以贡品的方式，由水路、陆路运抵进京，这大大促进了荔枝种植业和保鲜技术的发展。

据明朝人徐勃的《荔枝谱》记载，明初，仅福建一省，荔枝树的数量竟达数百万棵。而曹蕃的《荔枝谱》更言，当时“种植蕃衍，品格变幻，月盛日新”，新的荔枝品种不断出现。在珠三角地区，甚至出现了荔枝与粮食作物争地的局面，“龙眼叶绿，荔枝叶黑，蔽亏百里，无一杂树参其中，地土所宜，争以为业，称曰龙荔之民”。

荔枝种植规模不断扩大，同样著有《荔枝谱》的邓道协认为，这一切得益于荔枝的高压条栽培技术的发展。书中记载：“荔枝原无用核种者，皆用好枝刮去外皮，以土包裹，待生根如毛，再用土覆一过，以腊月锯下，至春遂生新叶。”高压条栽培实际上就是一种嫁接术，将其运用在品种改良、杂交上也并无不可。

在徐勃的《荔枝谱》中，记载了宋代的名荔枝“状元红”，原产于福州、兴化一带，但到了明末清初，这种荔枝不仅是福建种植的主要品种，在广东的栽培也很普遍，以至于屈大均的《广东新语》称“状元红最多，亦最贱下品也”。

针对各地不同的水土，屈大均认为种植荔枝有一条法则，即“近水种水枝，近山则种山枝”。因地理环境和气候等因素影响，山枝通常比水枝成熟慢，品质也更好。

但清朝皇室依然必须与水土论相对抗。

据清宫档案记载，自康熙至乾隆的一百多年间，清廷每年四五月份均需从福建运新鲜荔枝数十桶进京。这些荔枝一般以宋朝流传下来的移植技术为主，即荔枝即将成熟之际，差人整棵移入大桶中，随即用船走漕运小心翼翼地送入京中。

京中贵人甚众，即便这数十棵荔枝树都能存活，所产的荔枝也是少得可怜。每一颗荔枝都精贵得很，乾隆时期有这样的记载：“乾隆二十五年六月二十五日，交来荔枝二十个，随果品呈进。上览过，恭进皇太后荔枝一个，仍差首领萧云鹏进讫。赐皇后、令贵妃、舒妃、庆妃、颖妃、婉嫔、忻嫔、豫嫔、郭贵人、伊贵人、和贵人、瑞贵人，每位鲜荔枝一个。”

乾隆皇帝驾崩四十年后，清朝守旧的大门被欧洲人的坚船利炮轰开，又几十年后，沿着新修的京汉、粤汉铁路，来自岭南的荔枝源源不断地运抵北京。

只是美好的事物之所以美好，在于其转瞬即逝。京汉铁路通车五年后，1911年，革命先驱孙中山发动的武装起义，终于推翻了清朝。

有意思的是，孙中山的故居中，荔枝树花繁叶茂，生气盎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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