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65年，地狱在四川

宋朝是一个神奇的朝代。中国历史上，几乎没有一个统一朝代可以避免大规模农民起义的冲击，但宋朝似乎可以。

秦末有陈胜吴广起义，西汉末有赤眉绿林起义，东汉末有黄巾起义，东晋末有孙恩卢循起义，隋末有瓦岗军起义，唐末有王仙芝黄巢起义，元末有红巾军起义，明末有李自成张献忠起义，晚清有太平天国运动……

这些农民起义，规模都很大，影响遍及全国，有的甚至成为改朝换代最大的推动力。

神奇的是，两宋统治319年，竟然没有发生一起全国性的农民起义（注：这里的全国性，是针对北宋、南宋的疆域而言，不是以现在的疆域衡量，请勿杠）。

但与之相对应，两宋的小规模、区域性、短时间的农民起义此起彼伏，堪称历代之最。根据《两宋农民战争史料汇编》的统计，在宋朝的统治时间内，一共爆发了433起农民起义，相当于平均每年约1.36起。这个数据足够吓人，但可以肯定，这么多的起义里面，绝大部分只是州、县以下的小动乱，旋起旋灭。

规模相对大一些的起义，两宋不过三次，分别是：

北宋初年的王小波、李顺起义，在四川地区，持续约两年；
北宋末年的方腊起义，在江浙地区，持续约一年；
南宋初年的钟相、杨幺起义，在洞庭湖地区，持续约五年。

比起其他朝代动辄转战大半个中国、影响几千万人、持续一二十年的大动乱，宋朝这三次规模最大的起义，显得有些“寒碜”。补充一句，宋江领导的梁山泊起义实际上规模很小，它的影响被小说《水浒传》扩大化了。

那么，宋朝为什么会形成小起义不断，大起义几乎没有的局面呢？这其中究竟隐藏着怎样的秘密？

四川自古号称“天府之国”，经济富足，而少动荡。唐末黄巢起义影响那么大，转战十余个省，但就是没有进入四川，四川反而成了唐朝皇帝最后的避难所。

五代时期，当时整个中国是大乱世，而四川依然维持了相对稳定的状态。虽然经过前、后蜀两个地方政权，以及925年的后唐灭前蜀之战，但正如史书所载，“大兵一临，瓦解土崩”，没经过像样的战争，前蜀就灭亡了。七年后，孟知祥据两川自立，是为后蜀。又三年，孟知祥去世，他的儿子孟昶继位。

作为后蜀末帝，孟昶统治四川30年左右。

直到965年，大宋乾德三年，赵匡胤出兵，仅用66天灭了后蜀。孟昶在投降之前，连连哀叹：“吾父子以丰衣美食养士四十年，及遇敌，不能为我东向发一矢。”

宋朝在灭掉后蜀之后，为了证明这场战争是有道伐无道的正义之战，在正统史书中把孟昶写成了一个荒淫无能、沉迷女色、奢侈到使用“七宝溺器”的亡国之君。但后蜀亡国后，当地的史书却坚持认为，孟昶是一个节俭、仁慈的有为之君。据《蜀梼杌》记载，孟昶投降宋朝，离开成都时，“万民拥道，哭声动地”。《邵氏闻见录》的记载也可以佐证，该书说：“（孟）昶治蜀有恩，国人哭送之。”

吊诡的事发生了。

在宋朝接手统治四川后，这个稳定繁荣了几百年的区域，竟然连连发生兵变和暴动，并最终在993年爆发了四川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农民起义——王小波、李顺起义。

▲前、后蜀疆域图。图源/中国历史地图集

四川在宋初的动乱，源于北宋朝廷对这一地区的猜疑、高压与掠夺。

在南北方同时存在好几个割据政权的前提下，宋太祖赵匡胤决定先取四川，很大的因素是看中了蜀中积累的财富。

在后蜀统治的30多年间，四川这个与江浙并称的全国财赋重地，“无一丝一粒入于中原”。可以想象一下，当地富裕而又不用给中央上税，历经30多年，这个地方的财富积累一定是很可观的。按史书的说法，叫“府库之积……财币充实”。

攻灭后蜀之后，宋朝朝廷将后蜀国库积累的重货布帛，全部搬运到开封。光这项转运工作，水陆并进，花了十余年才宣告完成。这也意味着，北宋朝廷在财力得到极大充实的同时，四川则几乎被掏空了。

不仅如此，入蜀的宋军军纪败坏，暴行不断，最终激起了众怒。

以忠武军节度使王全斌为统帅的伐蜀军队，不仅大肆杀害后蜀降兵，还对当地人民极其残忍。史载，宋军一入成都，王全斌等首领“日夜饮宴，不恤军务，纵部下掠子女，夺财货，蜀人苦之”。甚至出现了宋兵将领“割民妻乳而杀之”的恶劣事件，连赵匡胤得知后，都不禁哀叹：“妇人何罪，而残忍至此。”

四川人民在整个战乱的五代都未经过这么大的苦难，没想到自诩正义的宋朝王师来了之后，反而成为苦难的制造者。这激起了蜀地人民的强烈不满。许多人在北宋治下的命运，远远不如孟昶当国主的时候。于是，蜀地刚归降，反宋运动就进入了密集爆发期：成都、梓州（今四川三台县）、绵阳等地，都有暴动发生。

后蜀文州刺史全师雄作为降将，举家跟随降兵开赴开封。行至绵阳时，遇上降兵暴动，全师雄举家逃入民宅躲避。暴动的士兵把他搜出来，强行拥立为帅。

就在全师雄动摇之际，王全斌派人前来招抚，但来人却灭了全师雄家族，并夺了他的爱女。全师雄愤怒到了顶点，遂坚定地站在暴动士兵一边，发起了宋初四川最大的兵变。

全师雄率众攻取彭州，成都十余县起而响应。陆续有士兵、人民加入起义，很快全师雄的队伍就达到十余万人，号“兴国军”，全师雄则自称“兴蜀大王”。势力最盛时，巴蜀有十六个州响应全师雄，而王全斌则独困成都城内，跟开封断绝了联系。

虽然，全师雄的起义在一年后宣告失败，但给宋朝敲响了一记警钟。

当时，四川境内的反宋武装，往往假托后蜀末帝孟昶（或其后人）的名义相号召，打出“兴国”“兴蜀”的旗帜，重建蜀国的意图十分明显。

赵匡胤为此十分头疼，曾怅然说了一句：“蜀人思孟昶不忘。”他根本不知道，蜀人怀念孟昶，并不是孟昶有多好，而仅仅是现状太令人失望了。

▲宋太祖赵匡胤画像。图源/网络

全师雄领导的士兵起义，以灌口寨（今属都江堰市）为据点，中心地带覆盖川西平原十余县。起义被镇压后，赵匡胤下令改灌口镇为永康军。把一个镇升格为军（相当于州）一级的行政单位，并赐名“永康”，说明赵匡胤对这一地区实在放心不下。

皇帝们希望该地“永远康宁”，实际上则是不得康宁。

时隔25年后，993年，宋太宗淳化四年，著名的王小波、李顺起义就在永康军下辖的青城县爆发了。

农民跟士兵不一样，本性更加安分守己。我们知道，要让惯于逆来顺受的中国古代农民甘冒杀头灭族的风险去起义造反，是极其困难的。史书说：“若令家畜五母之鸡，一母之豕，床上有百钱布被，甑中有数升麦饭，虽苏（秦）、张（仪）巧说于前，韩（信）、白（起）按剑于后，不能使一夫为盗，况贪乱乎？”

一起农民起义能够爆发，唯一的可能性就是，当地的农民已经没有活路了。

历史学家秦晖曾经指出，农民起义的爆发一般有以下几个条件：

官府滥用民力，横征暴敛；
官府实行严厉的经济垄断；
实行严厉的户口控制；
吏治腐败，法外敲诈；
官府与民间组织对资源的争夺；
天灾与外患等非社会因素……

也就是说，农民起义都是官逼民反和天灾人祸叠加的结果，很少是由单一因素引发的。

具体到王小波、李顺起义，正如前面所说，宋朝在征服四川之后，对传说中的“天府之国”进行了严厉的盘剥和管制。即便在全师雄领导的兵变发生后，也几乎没有调整统治策略。

文献记载，北宋前期，全国税额最高的地方，基本集中在川峡地区，形成“天下商税，四蜀独重”的现象。宋太宗淳化年间，朝廷为了从四川搜刮更多财富，将当地的支柱产业——布帛业、盐业、茶业等，全部纳入专卖管制。这就是史书所说的：

言事者竞起功利，以惑人主，成都除常赋外，更置博买务，诸郡课民织作，禁商旅不得私市布帛，日进上供，又倍其常数，司计之吏，皆析秋毫。然蜀地狭民稠，耕稼不足以给，由是小民贫困，兼并者籴贱贩贵，以夺其利……

好好的富庶之地，因为经济剥削和产业管制，几乎垮掉了。人心动荡，连活路都成问题。后来参与追剿李顺起义军的石普十分肯定地说：“蜀之乱（指王小波、李顺起义）由赋敛迫急，农民失业，不能自存，遂入于贼。”

史载，宋太宗赵光义的第五子赵元杰曾封为益王，在成都期间修了一座假山。有一次召集僚属饮酒，众人都夸赞假山，而一个名叫姚坦的下属却独自低着头。

益王强迫他看假山，他说：“但见血山，安得假山？”我只看见一座“血山”，哪有什么假山？

益王吃了一惊，追问原因。姚坦说：“坦在田舍时，见州县督税，上下相急以剥民。里胥临门，捕人父子兄弟，送县鞭笞，血流满身，愁苦不聊生。此假山皆民租赋所出，非血山而何？”

这或许是真事，或许是史家讽刺宋初盘剥四川的寓言。

总之，赵元杰后来徙封为吴王，到江南去了，而走投无路的王小波振臂一呼，起义了。

▲王小波率先起义的味江流域。图源/图虫创意

四川遍地是干柴，只需要一颗火苗就燃了。天灾，就是这颗火苗。

淳化四年（993年）春，四川遭遇旱灾，闹起大饥荒。这对于号为“天府之国”的四川来说，应该是罕见的天灾。

王小波首先在老家青城（今属四川都江堰市）举起义旗。

关于王小波的个人信息，史书记载甚少。虽然他是宋初一个重要的农民起义领袖，但奇怪的是，史书没有对他特别垂青，也不像记载其他起义领袖一样，编造很多没有人性的段子对他进行污名化。这说明王小波在起义过程中的表现确实不错，没什么污点可供嫌恶叛乱者的文人士大夫进行黑化的。

我们只知道，王小波是青城县味江人。青城县是四川著名的茶叶产区，王小波和他的妻弟、起义的另一名领导者李顺，应该都是茶农或茶贩。

根据四川眉山人苏辙的记载，宋初一开始并未实行茶榷（政府管制和专卖），“淳化之间，牟利之臣始议掊取，大盗王小波、李顺等因贩茶失职，穷为剽劫”。也就是说，淳化年间朝廷加紧对茶业的管控之后，垄断了民间的茶叶买卖，使大批茶农、茶商面临破产和失业的困境。

王小波应该是一个容易激愤和蛮有号召力的人。在政府垄断茶业使自己失业后，他迅速拉起了100多人的起义队伍，对抗当地政府。这次起义之后，北宋朝廷对当地茶农一直心有余悸，在每年春季采茶时节都要派驻军队到青城县巡逻，防止茶农再次聚众闹事。

王小波最主要的历史贡献，是喊出了一句响亮的起义口号：“吾疾贫富不均，今为汝辈均之。”

“均贫富”的提法，影响了此后一千年的农民起义，是一个穿透历史的口号。后来，南宋钟相、杨幺起义提出“等贵贱，均贫富”，明末李自成提出“均田免粮”，都是在王小波这个口号基础上的发展。

话说回来，“均贫富”这个口号在宋初出现，也反向证明了宋代的进步。宋代以前，农民被迫起义，最主要的诉求是为了摆脱人身束缚和奴役，包括国家摊派的繁重的劳役。而宋代以后，农民普遍获得了人身自由，国家的征兵和重大工程建设，也从强制性服役改为招募性、购买性服务。所以，农民最大的痛苦不再是人身奴役，而是经济压迫和贫富分化。可以说，“均贫富”的口号和行动在宋初是应运而生。

当然，为了吸引更多人加入起义队伍，王小波也编造了一些神奇化的身世。但不是以他本人的身份，而是利用人们对宋朝的不满，把他的妻弟李顺虚构为后蜀孟氏后人。根据陆游在《老学庵笔记》中的记载，王小波在起义之初曾发表了一番讲话，讲话内容如下：

我土锅村民也，岂能霸一方？有李顺者，孟大王之遗孤。初，蜀亡，有晨兴过摩诃池上者，见锦箱锦衾覆一襁褓婴儿，有片纸在其中，书曰：“国中义士，为我养之。”人知其出于宫中，因收养焉，顺是也。

意思是说，我王小波是一个土老帽儿，没有资格称霸一方，但李顺有，他是后蜀末帝孟昶的遗孤，血统纯正，四川本来就是他孟家统治的，现在我们只是要替他夺回失去的东西。

王小波的队伍先后攻下了青城、彭山两个县，并严惩贪官污吏，杀了彭山县令齐元振。杀齐元振的手法残忍，但对起义者而言，相当解恨。史书说，他们杀了齐元振后，“剖其腹，实之以钱，以其平日爱钱故也”。你不是爱钱吗，不是搜刮民脂民膏吗，我们给你的肚子填得满满的，满足你。可见这是多大的仇恨。

在杀死齐元振后，将他搜刮自民间的财产，还于民间。

这一波漂亮的操作，赢得了民心。王小波的队伍很快就达到数万人。

大概经过一年的战斗，到当年年底，王小波在与官兵的一次战斗中，额上中箭。但他仍奋勇上阵，杀死西川都巡检使张玘。

而王小波因伤势过重，也结束了他的生命。史书连他死时多少岁，都没有记载。

王小波死后，他的妻弟李顺继续担任起义军首领。宋代文献有确实可信的记载，说李顺在起义前曾领头主持过灌口二郎神祠的祭祀活动，并曾一度被捕成都府狱，几遭杀害。这说明李顺在起义前就是一个有领导力的刺头。

李顺坚持王小波起事的原则，继续做好三件事：

一、杀贪官污吏；
二、抄富豪的家，但不绝其生路，给他们保留了足够的衣食日用；
三、将抄家所得，用于赈济穷民。

史书记载，李顺“录用材能，存抚良善，号令严明，所至一无所犯。时两蜀大饥，旬日之间，归之者数万人，所向州县，开门延纳，传檄所至，无复完垒”。

淳化五年（994年）正月，起义者占领成都，建立政权。李顺自号“大蜀王”，改年号为“应运”。

李顺并不满足于此，仍要解放更多人，于是派起义军四面出击，北抵剑门，南到巫峡。

蜀地大为震动，远在开封的朝廷也极为震惊。二月，宋太宗紧急派遣王继恩率军由陕入川，镇压起义军。

为了阻止宋军南下，李顺派部下杨广率起义军数万人去守住剑门，结果遭到宋军夹击，牺牲惨重。

此时，李顺犯了一个致命的战略性错误。在攻打剑门的同时，他又派部下杨里贵率20万人去攻梓州，从而分散了兵力。剑门没守住，攻打梓州的起义军围城围了80多天，也久攻不下。直到突破剑门的王继恩主力部队往援梓州，起义军的结局已经不难预见了。

起义军一路撤退，到五月份，完全退出了成都。

这时候，李顺的下落成了一个历史疑案。

史书出现了多种记载，有的说他在撤退过程中被乱兵所害而死，有的说他被王继恩俘虏后斩杀。而最神奇的一种说法是，李顺化装成僧人，逃出了成都，30年后在广州被捕，朝廷不敢声张，暗地里将这名垂垂老矣的起义领袖处决了事。不过，李顺失败后，蜀人还是怀念他。成都人在一座庙的墙壁上画了一个美髯丈夫，“据银胡床坐，从者甚众”，当地人说，这就是李顺。

李顺下落不明之后，起义军并未溃散，这时出现了一个名叫张余的新首领。张余坚持战斗，一度攻下泸、渝、涪、忠、万等八个州，人数恢复到十余万人，在进攻夔州时，有船千艘。但此时，朝廷军队已大量进入四川，各州各郡的官兵又加强了防守，起义军的活动受到了很大的限制。

至道元年（995年）二月，起义军最后一个首领张余在嘉州（今四川乐山）战死。

此后，起义军散落，一部分转入四川的深山丛林，一部分出走云南。虽仍有小股的战斗，但已是强弩之末，一场震动大宋王朝的起义，至此烟消云散。

▲王小波最早从家乡山区发动起义。图源/图虫创意

但王小波、李顺起义还是给四川和大宋朝廷，留下了深深的烙印。

宋太宗在这场起义的末尾，下了罪己诏，承认他“委任不当，烛理不明”，“致彼亲民之官，不以惠和为政；管榷之吏，惟用刻削为功。挠我蒸民，起为狂寇”。又说：“念兹失德，是务责躬。改而更张，永鉴前弊。”

皇帝道了歉，同时把四川动乱的根源推到了贪官污吏身上。但我们知道，所谓的贪官污吏，很大程度上只是在执行朝廷对四川的惩罚性掠夺政策而已。

不过，宋太宗还算说话算话，在表示要改弦更张，将四川动乱作为永远的借鉴之后，淳化五年（994年）九月，他就派出有廉洁美誉的张咏出任益州知州。张咏临行前，宋太宗专门找他谈话，说：“西川乱后，民不聊生，卿往，当以便宜从事。”

张咏到达成都后，降低盐价，使人民买得起盐；对王继恩的专横，也断然加以制止；对掠夺民财的士兵，进行严厉的惩治……他在成都数年，采取了柔性治理手段，被称为“有惠政”。

此后，四川分别在997年和1000年发生两起兵变，但对朝廷的震慑远不及王小波、李顺起义。反倒是另一种长时段的影响，在四川人心中慢慢扎根。

从宋仁宗皇祐四年（1052年）年底开始，四川地区出现了“岁在甲午，蜀且有变”的传言。传言不仅被编成歌谣，唱遍四川，还传到了大宋朝廷。这时，距离甲午年（1054年）其实还有一年多时间，但四川民间和开封朝廷，已经人心惶惶。

传言的发生，起因于上一个甲午年，即994年，李顺攻入成都，建立大蜀政权。而再往上一个甲午年，934年，正好也是孟知祥在成都称帝建立后蜀的年份。四川人和朝廷官员因此有理由相信，在即将到来的新的甲午年，1054年，四川一定还会有大事发生。

连宋仁宗都很担心。

皇祐五年（1053年）正月，离甲午年还有一周年之时，他派出了口碑很好的程戡出任益州知州，随后又下诏整顿蜀地吏治，对贪滥苛刻、害民妨务者加以处理。接下来的一年中，朝廷陆续发布针对四川的惠民政策，降低税率，考察盐井，减免上供的绢帛……一系列政策的出台，旨在安抚蜀地民众，防止上一个甲午年的李顺起义历史重演。

到了甲午年，1054年，四川在“侬智高欲借大理兵寇蜀”的谣言中平稳度过，有惊无险。

王小波、李顺起义确实是宋朝统治者一段挥之不去的历史记忆。直到宋神宗时期，王安石变法推行“市易法”，打算在成都设立市易务，宋神宗和一部分官员还以王小波起义为戒，生怕闹出乱子来，不敢轻易派人去。王安石出来作了当面保证，宋神宗才同意。

北宋朝廷针对四川的政策调整——经济上轻赋税，政治上严控制，终于取得了成效。经过宋初近半个世纪的动乱，宋仁宗以后，四川基本没有起义和暴动发生，变成宋代全国最稳定的地区之一。

▲经过宋初动乱，四川恢复了岁月静好。图源/摄图网

从四川由乱而治的个案，我们可以分析宋代小起义不断、大起义几乎没有的成因。

宋代是一个善于吸取历史教训的朝代。它是在晚唐、五代军阀割据，强地方、弱中央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新朝代，因此，几乎所有国策的着力点都用在了怎样避免晚唐、五代的统治悲剧上。

为了防止地方割据，宋代实行分权制地方行政制度，中央对地方形成绝对的制度优势：

削其支郡，以断其臂指之势；
置通判，以夺其政；
命都监监押，以夺其兵；
立仓场库务之官，以夺其财……

从势、政、兵、财控制地方之后，“向之所患，今皆无忧矣”。尤其是在兵力配置上，宋朝实行尊京师、抑郡县的政策，地方仅保有承担劳役的厢军，几乎全无武备。一旦某地有发生民变的苗头，骚动一起，凭地方兵力要控制住就很悬。正如南宋四川人魏了翁所说：“处处无兵，城垒不修，或数十夫持耰白梃，便可尽杀守令，开府库，谁复御者？”

所以宋代会时常发生一些怪现象，比如有人振臂一呼，率领队伍造反，历数千里竟然没人镇压；或者地方好不容易紧急召来州兵，一看，只有二三十人，直接就被起义者团团围住。

宋代全国平均每年1.36起的小起义，根源就在地方权力尤其是兵力的弱小与空虚，给了起义者闹起来的时间和空间。其实只要地方的兵力强一些，绝大多数小规模的起义在萌芽阶段就会被压下去了。

但这些小起义最终无一起发展成全国性的大起义，这才体现出宋朝地方治理的技术。

关于宋代始终未爆发全国规模农民起义的原因，历史学界进行了多层次、多角度的分析。

其中，最主要的观点认为，宋代的赋税结构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其庞大的财政开支主要已非取自农业。随着租佃制的普遍推行，作为宋代农民主体的佃农，减轻了封建的人身依附关系，有了多种可供选择的谋生之路。有些人尽管生活仍很劳苦，但还不至于走投无路、大批流亡。除了个别地区、部分极端年头，比如北宋初的四川、北宋末的浙江，农民的日子难过而造反，两宋300多年并未出现过全国性的农民没有活路的情况。

还有学者认为，宋朝将中国古代的社会保障推进到最高水平，可以说汉唐不能企及，元明清也没有超过。因此宋代尽管有数百次小规模群体性事件发生，却是唯一没有发生全国范围的民变的朝代。

不应忽视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宋朝统治技术的动态化和精细化。像上面讲到的四川，宋初对该地区执行的是惩罚性的高压和掠夺政策，在一系列的民变爆发之后，朝廷适时调整了政策，从高税额地区变成低税额地区。由于影响最大的王小波、李顺起义最早是由失业茶农挑起的，朝廷此后也加强了对茶业从业者的重点监控，避免历史重演。这一切均是宋朝地方统治艺术的体现，所以在宋初近半个世纪的动乱后，四川此后恢复了长久的安定。

河北地区也是如此。由于唐末的王仙芝、黄巢依靠活动于河北的私盐贩子为基础发动农民战争，宋朝吸取了这一教训，在推行榷盐（食盐专卖）政策时，唯独给河北开了绿灯。因为朝廷怕河北一旦榷盐，又会酿成宋朝版的黄巢起义。正是有了这些特殊的防范性政策，河北虽然在北宋屡遭灾荒，税额负担也重，但该地区农民起义的次数和规模，相较其他地区并不突出。

宋人对朝廷的地方统治艺术，还是相对满意的。北宋理学家邵雍就说过，本朝“内无大臣跋扈，外无藩镇强横，亦无大盗贼，独夷狄为可虑”。

是的，如果没有强大的边疆对手，宋朝就完美了。

可惜这样一个动态、精细的超稳定治理系统，先后被女真人、蒙古人给打破了，真应了那句经典名言——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

宋朝已无王小波，却有完颜晟和忽必烈。这就是一个朝代的宿命。

参考文献：

[宋]沈括：《梦溪笔谈》，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中华书局，2004年

[元]脱脱：《宋史》，中华书局，1977年

何竹淇编：《两宋农民战争史料汇编》，中华书局，1976年

张荫麟：《宋初四川王小波李顺之乱》，《清华学报》，1937年第2期

陈守忠：《试论北宋初年四川地区的士兵暴动和农民起义》，《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78年第3期

竺培升、吴建华：《探讨两宋始终未形成全国规模农民起义的主要原因》，《湖北师范学院学报》（哲社版），1991年第4期

贾文龙、郑迎光：《宋代地方治理中“短安长治”模式的生成》，《中原文化研究》，2018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