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活了47岁，却影响两千年

一天夜里，汉文帝刘恒做了个噩梦。

他梦见自己正在宫中掖庭池内游船。给他驾船的“黄头郎”，把衣襟系在了后面，与一众船夫迥然不同。

突然，在游船的上方，天门洞开。

慌乱之际，“黄头郎”一把将汉文帝高举于顶，推上了天，让汉文帝“早登极乐”。

梦醒后，汉文帝对梦境的寓意始终耿耿于怀，便命人按照梦境在宫中寻找“黄头郎”的踪影。

就在皇宫御池边，办事人员真的找到了与陛下梦境中相符的“黄头郎”。

经询问，“黄头郎”原名邓通，蜀郡南安（今四川乐山）人士，家里有点闲钱，遂捐了个吏，进宫当差。

一听“黄头郎”名叫邓通，谐音“登通”，汉文帝大喜，认为是上天派给自己的贵人，遂将邓通接到自己身边，好吃好喝供着。

邓通由此从一个普通人，跃升为汉初有名的大富豪，甚至成为“钱币”的代名词。

1

汉文帝在位后期，尽管还能保持一颗仁政之心，但随着年龄增长，也不可避免地犯了历代明君的通病——寻仙问道。

但他的寻仙问道，不是庸俗的“求长生不老”，而是旨在问天问地，如何才能稳固大汉江山。

即便是这样，英明一世的汉文帝，仍逃不过被利用的圈套。

汉初，在社会经济之外，国内礼乐制度的重建完善也是一项大工程。

在这些礼乐制度中，“奉正朔”一度让汉文帝头疼不已。

所谓“正朔”，即新一年的第一天，一般代指奉行的历法。一般王朝更替时，都得向天下百姓、外地藩属颁定新的历法纪年，以表示君权神授的延续。

而汉代早期奉行的律法，是由当时的计相张苍制定的。

那时候，王朝改朔一般伴随着服色的更替转变。为了让王朝的改朔易服变得有理有据，战国时代的阴阳家邹衍专门搞出了一套“五德终始”的学说。

邹衍认为，每个朝代都有对应的五行道德，以及相应的服饰颜色。如秦朝属水德，其官方服饰就应尚黑。而只有用对了相生相克之法，王朝才能兴盛，否则德衰德克，王朝灭亡。

邹衍的观点，深入人心。

只不过，汉朝应该用哪种服色和奉哪天为元旦正朔，则各有各的观点。

作为汉朝第一套律法的发明人，张苍以为，汉沿秦制，理应“衣服旄旌节旗皆尚黑”；秦朝在过去使用颛顼历，以十月初一为正朔，汉朝也应该“萧规曹随”，无需做大改动。

张苍的观点虽有利于汉初社会的安定，但他沿用秦律为汉律的做法，却不是那么服众。

最早对张苍提出驳斥的，当属汉文帝最倚重的才子贾谊。

贾谊指出，汉高祖刘邦“赤帝子斩蛇当道”，就已经与秦朝分道扬镳，岂有汉沿秦制的道理？

站在为大汉国祚考虑的角度，贾谊曾给汉文帝上书称，汉代推翻秦朝统治已有20多年，宜在此时改正朔，易服色，兴礼乐，彰显汉朝乃君权神授。

考虑到汉朝才建立不久，自己又是以藩王身份入继大统，汉文帝担心仓促“改旗易帜”，恐怕会天下大乱，遂未采纳贾谊的建议。

谁知，就在这次“错过”后数年，贾谊英年早逝，汉文帝永失重用奇才的机会。

尽管贾谊斗不赢老臣张苍，但并不妨碍其他人继续“出战”张苍。随着汉文帝年岁渐长，这种挑战权威的机会也急剧增多。

汉文帝十四年（公元前166年），一个名叫公孙臣的鲁国道士给朝廷上书称，汉朝如今是土德旺盛之期，最明显的特征就是，不久之后将有黄龙降临成纪（今甘肃省东南部）。现如今陛下要做的，当属改正朔，易服色。

黄龙是否就是真龙，历史并没有交待。

但公孙臣所言与贾谊当初的设想相近，却让汉文帝兴致颇高。

他当即下令召公孙臣入宫，准备让他当堂与丞相张苍辩驳。

在汉文帝看来，公孙臣此番斗张苍，正中自己下怀。

毕竟，自他登基以来，丞相的任用一直由开国勋臣所垄断。从陈平到周勃、灌婴，再到张苍，无一不是白发苍苍的老者。这些人都是汉初军功等爵制的获益者，在施政上大都偏向军事，这与汉文帝与民休息的方针有所冲突。

有理由相信，抛却时局需要，汉文帝并不喜欢这群手握大权的重臣。

从更大的政治层面上讲，汉文帝手中的皇权与张苍等功臣集团手中的相权，天生矛盾。为了伸张自己的皇权，汉文帝要拿一个外来的公孙臣打头阵，当炮灰。

不过，张苍似乎洞悉了汉文帝的想法。

对于陛下送来的公孙臣策书，张苍弃置一旁，继续用秦之颛顼历，不为所动。

然而不久后，张苍却被啪啪打脸。

因为，朝廷真的接到了官员奏报，称有百姓见到“黄龙”。

公孙臣此举，尚不知是否有与地方官吏串通的嫌疑。但消息传入宫中，汉文帝龙颜大悦，下令任公孙臣为博士，让他与诸生一起重新修订汉朝律法制度，以顺应所谓“土德”。

2

公孙臣的成功，让年逾九十的张苍瞬间觉得后生可畏，但他背后毕竟还有汉初的元勋集团。

凭借朝中众多老臣子的支持，张苍在汉文帝面前装起了病。他觉得只要自己称病不管朝政，爱民如子的汉文帝总有一天还是得上门来求他回朝，参预机要。

然而，汉文帝并不打算放过主动示弱的张苍。他以张苍在任期间，曾有“举荐非人”为由，下旨申斥了张苍并令其限期退出朝堂。

如此重罚，虽未影响张苍日后的退休生活，却实在违背了汉文帝一贯对臣下的宽容原则。

几番较量后，张苍终于意识到，自己再不可能以参政之臣的身份与汉文帝同堂论事，遂彻底退出朝堂，还政于帝。

手握大权的汉文帝遂下诏称，陇西成纪发现的那只黄龙估计是神物，对百姓无害，你们要多加保护，待朕前来亲自祭拜上神。礼官们也不要觉得这是劳累了君主，朕不怕辛苦！

汉文帝的“本色出演”，见风使舵的礼官们立即心领神会。

他们很快给汉文帝制订了详细的执行方案，宣称古代天子以夏天郊祀诸神为定例，要求皇帝执行。

对此安排，汉文帝欣然接受。他认为，只要有公孙臣的“背书”，加上天子郊祀上神加强皇权，老旧功臣集团就不敢明目张胆地挑战他的权威。

但这一次，汉文帝想岔了。

公孙臣的如鱼得水、风生水起，最立竿见影的示范效应便是：越来越多的凡夫俗子，陆续借用神道来诓骗君主。

眼看公孙臣得到重用，一个叫新垣平的赵地方士觉着机会来了。在重点恶补了专业术语后，他也来到了长安，给汉文帝普及神的旨意。

在汉文帝面前，新垣平重申，自己是个能从云团里看出世间魑魅魍魉的“仙”，比前辈公孙臣造地龙强多了。

他认为，汉文帝通过每年郊祀的手段，弘扬自己君权神授的力度还不够。要是能让神听自己的话，下凡庇护汉室江山，那才真的说明汉文帝神圣不可侵犯。

听了他这么一通胡说八道，汉文帝居然还真的有点心动了。

于是，新垣平宣称：“臣观天象，发现长安东北角有一团挥之不去的五彩神气。臣知道，东方是神仙居住的圣地。如今东北角惊现神气，想必是上天感念陛下所作所为，准备降福汉室，陛下宜早建五帝庙。”

照新垣平所说，汉文帝找来了国中能工巧匠为上古五帝修庙。

汉文帝的异常举动，引起了廷尉张释之的注意。

在张释之眼里，汉文帝向来躬行节俭为天下先，在位期间，宫内从未因任何理由兴建过一所宫室、苑囿，就连身上穿的衣服也都是几十年一个样。如今却要大兴土木，其中必有蹊跷。于是，张释之开始调查起底新垣平的过往。

经过一番调查，张释之发现，新垣平不过是赵地一个鸡鸣狗盗之徒。虽声称牛过公孙臣，实际上是个“花架子”。但张释之并没有立即将证据递交给汉文帝，而是看着新垣平继续作。

在新垣平的指导下，汉文帝在位期间的第一座大型宫殿式庙宇——渭阳五帝庙正式落成。

之后，为了让汉文帝更加相信自己的神力，新垣平不知上哪儿找来了五个人，给汉文帝演了出“五帝下凡”的戏码。临走前，五帝顺带给汉文帝赠送了一个刻有“人主延寿”的玉杯。沉迷其中的汉文帝，为此啧啧称奇。

随后，借着新垣平装神弄鬼给自己提升的皇权知名度，汉文帝宣布改元，大赦天下。

一时间，皇权高于臣权，打破了汉文帝在位前期“君臣共天下”的黄老治国局面，残存的勋臣集团惴惴不安。

于是，作为汉文帝的第二代“炮灰”，新垣平只能为“改革”流血牺牲了。

根据张释之手上的证据，朝中有人控告了新垣平。铁证如山，新垣平只能承认自己欺君罔上的罪行。

可想而知，得知此事后汉文帝有多生气。

他没想到，自己极度信任的新垣平，居然没能利用无法解释的神迹来辩驳指控。在严刑峻法之下，这货居然啥都招了。

如此一来，什么君权神授，什么朕即国家，全都成了新垣平愚弄世人的谎言。而这一出出骗子大戏的领衔主演，居然就是汉文帝自己。

汉文帝感到无比耻辱。

因此，罪魁祸首新垣平被夷灭三族。相干人等，如公孙臣也难逃惩处，被贬斥出朝，永不叙用。

3

这几出围绕“玄学”的君臣相斗，互有输赢，但两方最终都没有撕破脸皮。而张苍、新垣平的相继倒台，一定程度上为汉文帝在朝中重新洗牌、安插亲信留出了空隙。

既然神道不可信，提拔些后生入朝，勋臣集团总没意见吧。

很快，远在北方的匈奴，给汉文帝创造了条件。

汉文帝后元六年（公元前158年），趁着中原君臣不睦，匈奴的军臣单于发兵六万，突袭云中（今内蒙古托克托东北）、上郡（今毛乌素沙地南缘一带）。

军情烽火一路传到了汉文帝的行在——甘泉宫，举国大惊。

自汉高祖刘邦“白登之围”以来，北方的匈奴就一直是汉朝的心腹之患。为了给汉朝一个休养生息的阶段，这些年，无论是汉高祖刘邦还是吕后，都曾致书匈奴示弱，为单于献上汉室公主，换取和平。

汉文帝时期，匈奴经历了两代单于的交替。就在军臣单于刚即位时，汉朝也没问人喜不喜欢，直接塞了个翁主（宗室女）过去，给人当和亲对象。军臣单于对此表示很满意。

但如今，匈奴方面打破和亲约定，出兵入侵，这是当天朝好欺负吗？

汉文帝感觉自己的皇权再度被外邦所挑战，他决定硬气一次！

战场形势瞬息万变，汉文帝抓住时机，为进犯的匈奴大军准备了两道“大餐”。

一道由中大夫令勉、楚国原相国苏意、郎中令张武联合“掌勺”，各率一路大军布防于飞狐口（今河北涞源县北尉县南）、句注山（今山西代县北）及北地郡（今甘肃庆阳西北）一带，准备迎头痛击来犯之敌。

另一道则由河内郡守周亚夫、宗正刘礼等人负责，分别驻军灞上、棘门和细柳（今陕西咸阳西南渭河北岸），作为戍卫长安的最后部队。

汉军曾与匈奴交锋多年，负多胜少。因此，汉文帝认为，自己布置的第二道防线才是此次战役胜负的关键所在。

趁着战火稍停，汉文帝赶紧组织车马，带员前往卫戍部队慰问士兵。

像皇帝亲临前线慰问部队的活儿，汉文帝在代地当王爷时就没少亲力亲为。

灞上、棘门军营一听陛下又准备下基层指导工作，赶紧命人洒水扫地，大开营门做好一切准备工作。汉文帝车驾还没到，灞上、棘门两地的士兵就已在诸将军的带领下，列队高呼万岁。声势之大，旁人一看顿觉军威严整。

可汉文帝不是傻子，他也明白，灞上、棘门名为前线，实则战火都让第一道防线给挡了。士兵们吃饱喝足，当然也就十分懒散了。

对于两地军营的有意安排，汉文帝没说什么，匆匆溜了一圈就走了。

然而，令汉文帝没想到的是，等他到了周亚夫的细柳营时，却差点小命不保。

他的车驾还没到细柳营门，周亚夫安排的哨兵就盯上了这队绝尘而来的车马。通过一阵营内急呼，士兵们已握紧手中刀箭，准备随时开打。

见状，汉文帝只好让自己的卫队去喊门。

谁知负责守门的都尉压根不管，称：“我们只知执行将军命令，不闻天子之诏。”

汉文帝只好改变策略，派人持节入营喊开了大门。

眼见周亚夫治军严明，汉文帝稍觉安心，但他又担心周亚夫是在自己面前“演戏”，遂决定试试他。

按照先前巡视灞上、棘门的形式，汉文帝有意让车驾在营中随意闯荡。结果，细柳营将士丝毫不留情，将天子的车驾拦下，要求皇帝按照他们的安排，完成余下接见流程。

之后在将军主帐中，周亚夫单膝跪地对汉文帝行了军礼，并宣称：“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还望陛下恕罪！”

周亚夫傲慢的态度，令在场的随行官员忿忿不平。

唯有汉文帝知道，自己捡到宝了。以后国家要是再出什么大事，直接让周亚夫顶上，绝对能高枕无忧。

于是，当着众大臣的面，汉文帝连声称赞周亚夫：“此真将军矣！”

而周亚夫的另外一重身份，是汉初勋臣集团代表太尉周勃的次子。当初，辅佐汉文帝登基，周勃堪称立了头功。提拔他的儿子任官，勋臣集团即便有所不满，碍于周勃曾经的恩惠，也不便多说什么。

或许依着这重考虑，在匈奴退却后，曾经奉命防御敌军的汉军将领中，仅有周亚夫一人被提拔为中尉（相当于京师卫戍区司令）。

4

就在汉文帝想进一步作出重大政策改革时，他却病倒了。人生的最后时光中，他还在奋力思考如何才能让百姓过上好日子。

据史料记载，汉文帝视察细柳营的同年春天，天下大旱，蝗灾四起。

春天本来是万物复苏的季节，却遭遇了天灾人祸，汉文帝明白，他若不救民，民难自救。

他下令打开朝廷粮仓赈济灾民，并停止诸侯国进贡，开放山林湖泽，供无粮可食的百姓开采捕捞，用以果腹。

在当时，山林湖泽等自然资源已是国家财产。作为国家的“法人代表”，汉文帝此举无异于自掏腰包。

可他不在乎，他说，“农乃天下之本”，只有保证大家有饭吃，国家才能太平。而“天下治乱，在朕一人”，若治理不当，则是他当皇帝的过失，所以他需要尽全力弥补臣民。

在汉文帝的鼎力支持下，百姓们终于顶过了这场天灾。历经磨难的大汉王朝，也逐渐走向繁荣昌盛。

可是，作为王朝的“法人代表”，汉文帝却无力熬过下一个春天。

就在匈奴人退却后的数月，年仅47岁的汉文帝一病不起。

自知时日无多的他，着手安排后事。

首先面对人数庞大的后宫佳丽，汉文帝宣布，自即日起，放归除皇后以外、未得皇帝临幸的后宫妃子，允许她们归家改嫁。

之后，他亲自订立丧仪制度，宣布在他死后，百姓哭吊三天，就可脱下丧服，恢复原来生活，地方官吏不得以各种借口刁难惩处百姓；为自己出殡的车辆不得蒙盖丧布，更不得调发百姓到宫里来哭丧，大搞“白色面子工程”。

在遗诏中，他用尽了最后的力气说道：“朕闻之，盖天下万物之萌生，靡不有死。死者天地之理，物之自然者，奚可甚哀？”

然而，对于正处上升期的大汉王朝，除了天下苍生，他却还有两个放心不下的人：太子刘启和邓通。

前者是帝国的继承人，大汉王朝未来的风向标，汉文帝不求他有多雄才伟略，只求他能守住江山即可。撑着最后一口气，汉文帝将周亚夫捧成了“护国军神”，要求太子刘启好好重用他，并称日后国有大难，必须要用此人。

至于邓通，不管梦境是否真实，汉文帝都已打乱了他的正常生活，所以只能将错就错，希望最后保住这条卿卿性命。不过，谁也没有料到，汉文帝死后，汉景帝刘启就重点清算邓通。最终，名气盛极一时的富豪，沦为街头乞丐，卑微不堪。

而文景之治的福利，在汉景帝的守成下得以延续。通过启用周亚夫，继位的汉景帝平定了“七国之乱”，稳定了大汉江山。在随后到来的盛世中，汉文帝的孙子汉武帝则借助董仲舒的“独尊儒术”，实现了皇权的聚拢。从此，皇权定于一尊，影响了中国两千年。

回望历史长河，汉文帝刘恒就像是一个披着蓑衣的摆渡人，在皇权与百姓、自私与人性、仁慈与雄霸之间，来回摆渡。渡口犹在，西风残照，汉家陵阙！

参考文献：

[汉]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82

[汉]班固：《汉书》，中华书局，2012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中华书局，2009

高敏：《论汉文帝》，《史学月刊》，2001年第1期

薛小林：《汉文帝时期的权力结构与政治斗争——以臣立君为中心考察》，《南都学坛》，2014年第3期

袁礼华、宋恺明：《论汉文帝强化皇权的策略和措施》，《甘肃社会科学》，2013年第3期

危义浩、孙洁：《汉文帝打压功勋旧臣浅析》，《哈尔滨学院学报》，2016年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