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唯一被公开处决的首辅

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正月，内阁首辅夏言终于败了。

心念旧情的嘉靖皇帝，起初对夏言还是保有温情的。在勒令夏言退出朝堂的同时，嘉靖加恩给了他礼部尚书的退休待遇，让其回家安心养老。夏言赶紧收拾行当，拖家带口离开了京师。

他是江西人，从京城回家，得坐船走水路，经京杭大运河南下返乡。这一路，舟车劳顿，再加上一把年纪，所以走得极慢。

就在他悠哉悠哉地返乡之际，北京的朝堂上却风起云涌。

被迫退休以前，夏言曾支持陕西总督曾铣收复河套地区。对于这块兵家必争之地，明廷多少有点鞭长莫及，由于明代中晚期的财政赤字日剧，嘉靖并没有同意曾铣这个主动挑起战事烧钱的方案。然而，作为辅弼皇帝的大学士，夏言却始终对这个方案颇有兴致。于是，在一些别有用心之人，比如大学士严嵩的密谋挑唆下，一纸揭露前首辅夏言贪污受贿、勾结边将、离职前怨怼皇帝的诉状，就被递交到了嘉靖面前。

嘉靖读完诉状，大怒，赶紧命令锦衣卫追缉夏言。

走在返乡路上的夏言，对于这一切变化，毫不知情。因此，当锦衣卫缇骑来到他身边宣读圣旨时，夏言还以为自己尚有活路。利用押解回京空当，他连续发了两道奏疏上京，声称自己被人诬告，请求皇帝彻查。

哪料，此举竟成了他的“催命符”。

被押解进京后半年，时年67岁的夏言弃斩西市，成为大明开国以来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被公开斩首的内阁首辅。

1

夏言（1482—1548）出身军籍家庭，这个出身，使他比平头百姓家的孩子更渴望通过科举出人头地。

因为，按照明朝的规定，军籍家庭子弟终生隶属部队，战时当兵，闲时耕田。而为了防止部队生出兵痞、兵匪，自明初开始，皇帝们就设置了各种条条框框来限制他们的自由。史载，早在明初，朱元璋就曾下旨严禁军官士兵在京城从事文娱活动。如有违背，轻则割舌头断手，重则卸了腿发配边疆。

在严酷制度的压榨下，普通百姓大多不愿与军籍子弟联姻。军籍出身的夏言若不想尽法子脱离军籍，则很可能将来还惨过乞丐。

当然，法理不外乎人情。在被限死的身份制度下，仍有摆脱军籍的一种可能性：那就是通过科举入仕，达到位高权重或者博得皇帝喜爱，那么，脱离军籍就只是皇帝一句话的事。

在夏言以前，通过这种方式获得特恩赦免军籍的，就有曾做过内阁首辅的万安、李东阳等人。

于是，从小想着光宗耀祖的夏言，倒逼自己养成了酷爱读书的习性。经过多年的精心准备以及数次科考失利后，在36岁的时候，夏言终于跻身进士之列，入朝为官。

正德十五年（1520年）十月，在结束了对湖广、云贵地区的奉命考察后，夏言返回京城，被任命为都察院兵科给事中，承负建言进谏之责。那时，贪玩的明武宗刚刚病逝，取代他的，正是此后与夏言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嘉靖皇帝。

作为明武宗的堂弟，即位之前的嘉靖一直生活在其父亲的藩国湖北安陆州（今湖北钟祥），做着逍遥的兴王爷。明武宗临终前的一道遗旨，彻底改变了他的命运，也间接促使明朝的国运朝着另一个方向发展。

嘉靖进京之后，摆在面前的一道选择题，就是到底尊奉谁为父皇。因这件“小事”，朝堂上掀起了一场名为“大礼议”的争论。大部分中央官员或多或少都参与其中，发表意见。

朝廷也因这场争论而分裂成两派：一派以明武宗时代的内阁首辅杨廷和为首，硬逼嘉靖皇帝尊奉伯父明孝宗朱佑樘为父皇，行人子之礼，兼祧社稷；另一派则以新科进士张璁（后因避皇帝讳，改名张孚敬）为首，坚决站在嘉靖皇帝一边，要求保全皇帝与兴献王（嘉靖的生父）之间的父子关系。

在旷日持久的大辩论中，无数反对嘉靖皇帝尊奉生父的官员，先后饱尝了政治斗争的恶果。唯独在都察院兢兢业业上班的夏言，却始终安然无恙。

面对皇帝掀起的“大礼议”，初入官场的夏言显得相当拘谨。在局势未明的前提下，他只知“忠勤王事”。

在自己的岗位上，夏言曾直言上疏弹劾兵部尚书王琼、王宪交结内侍，弹劾当朝国舅张延龄欺压百姓、侵吞田产，还给皇帝一份详细的条陈，请求嘉靖革除明武宗时代的弊政，开创新朝新气象。这期间，夏言站在有利于大明王朝发展的角度，替嘉靖扫清执政的障碍。从皇帝的角度来看，夏言默默无闻的付出，反而成了众多党争大臣之外的“清流”。

当夏言因母逝回乡丁忧之时，嘉靖皇帝直接给了他一个莫大的恩赐——豁免军籍。

2

嘉靖七年（1528年），随着“大礼议”以嘉靖的胜利而告终，阔别京师数载的夏言也返回了朝堂。

此时的朝局，已与之前尖锐的两派分立局面有了很大的不同。年轻的嘉靖在支持自己的班底辅佐下，牢牢掌控着大明帝国的无上皇权。

回到朝堂的夏言，起初并未引起嘉靖的注意。按例，他还是返回了原来的岗位，做着诤谏工作。

“大礼议”事件之后，颇能来事的嘉靖又在宫中搞起了大型问道、论道运动，让好不容易安静下来的朝堂，再度风起云涌。这次，靠着老天爷赏饭，已经在中央默默付出了良久的夏言，终于等来了咸鱼翻身的机会。

皇帝信道，本亦无大碍，毕竟历史上多的是明君信奉“长生不老”。可嘉靖不仅崇道，还对道学中的祭祀礼法等方面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他认为，古人长期主张的日月合祀违背道教礼法，如要表达对上天的敬意，则理应各建天、地二坛，分祭天地才对。

嘉靖没想到，他的提议居然会遭到此前坚定支持他的张孚敬的反对。

张孚敬认为，祖宗之法不可违，既然大明王朝从太祖爷那辈开始就是天地日月合祭的规矩，那么，无论嘉靖说得再有理，都行不通。

凭借在“大礼议”中的拥戴之功，张孚敬此时已是内阁首辅、文臣之首，权势如日中天。他的否决，使得嘉靖不得不重新考虑。

就在嘉靖心中郁闷，以为这件事要黄了的时候，一直勤恳静默的夏言却突然站出来，大力支持皇帝的决定。

夏言指出，嘉靖要施行天地分祭也并非完全违背祖宗礼法，老祖宗朱元璋即位之初，国家实行的还是南郊祭天、北郊祭地的分祀方式。如今，嘉靖恢复此项制度，严格来讲，并无不妥。

夏言的“仗义执言”，让嘉靖瞬间信心倍增——在他的一意孤行下，天、地分祭始影响后世数百年的帝王祭祀仪式。

而作为推行这项制度的最大功臣，夏言也得到了嘉靖的青睐。继张孚敬之后，夏言的升迁如同坐上了火箭。不出三年时间，就从小小的给事中变成了正二品的礼部尚书，获得了入阁参政的门票。

3

眼见嘉靖皇帝又招来一介宠臣，比夏言多了几年身居高位经验的张孚敬立马意识到，自己的地位可能不保。

不待夏言反应，张孚敬就组织党羽恶意攻击夏言。

张孚敬相信，凭着自己的首辅地位，只要皇帝不插手，搞死夏言亦无不可。但，张孚敬还是棋差一着。

在夏言的身后，嘉靖始终未放松过对朝堂的管控。因为，“大礼议”胜利后，嘉靖已经意识到，不能让群臣结盟，否则，他这个皇帝很难当。

于是，在皇帝的安排下，夏言便和张孚敬“开战”了。

在张孚敬的授意下，朝堂上掀起一波针对夏言的人身攻击。在这些人的证词中，夏言被描述成一个不堪大用的大臣，谁若是用了他，保不齐会误国误民。

站在背后看戏的嘉靖，看到大臣们在朝堂上指桑骂槐，心里必然不是个滋味。

而夏言也不是个软柿子，可以随便捏。面对来自政敌的挑衅，他展现出一贯以来工文善书的本领，以奏章形式完成了对他们的控诉。

为了增加自己的胜算，夏言在驳斥朝臣之余，还专门投嘉靖所好，给皇帝撰写青词——这种为嘉靖提供天人对话方式的文章，既满足了他“君权神授”的欲望，无形中也给夏言搭建了一条直达天听的通途。

最终，在嘉靖插手后，这场政治争斗被判了个1:1平手。作为交换，张孚敬告老还乡，夏言始入内阁。

4

嘉靖十五年（1536年），皇次子朱载壡出生。这是皇长子朱载基早夭三年后，皇室迎来的第一位皇子。

进入内阁后的夏言，始终坚持给皇帝写青词，嘉靖因此认为皇子的降生，夏言当居首功。故而在皇宫一片喜庆之中，嘉靖也没忘了夏言，让他正式兼任大学士，辅佐内阁首辅处理政务。

当时，内阁首辅是三朝元老李时。可凭借佐命殊功，初入内阁的夏言，迅速成了真正的大明内阁话事人。

在内阁次辅的位置上实习了两年后，李时病逝。按照嘉靖的安排，夏言顺利地坐上了内阁首辅的宝座。

然而，从他执阁开始，他的结局就注定要和张孚敬类似。

大明首辅的主要工作不在于写青词。内阁每天繁杂的公务，让夏言焦头烂额，他也逐渐丧失了过去为皇帝写青词，以谋求更大权力的热情。在夏言逐渐淡出嘉靖的视线之时，一批擅写青词的大臣，如严嵩、袁炜等，相继成了皇帝的新宠。

与此同时，升迁速度过快，也让夏言整个人飘了。

借助手中的权力，夏言逐渐堕落，私德有失。据史料记载，夏言在任内阁首辅期间，家里的房子屡次翻修，平日里的粗茶淡饭也被换成了锦衣玉食。更为严重的是，有官员到夏言家饮宴，发现夏大人在家享受着帝王般的待遇，颇为自在。

僭越之事历来为皇帝所忌。刚刚捧了夏言上位的嘉靖，心中由此多出几分猜疑。

这还不算完，手握大权对夏言的另一个直接影响就是，他的孤傲之心变得更重了。他既看不惯那些与他意见不合的大臣，也看不上他从前和皇帝探讨过的那堆青词。更有甚者，在日常伴驾中，他也不像从前那么唯皇帝是从。

夏言种种的一反常态，更加深了嘉靖的猜忌。他甚至怀疑，自己是不是又识人有误，找了个“权贪”来分割自己的皇权。

出于小惩薄戒之心，嘉靖将从前恩赏给夏言的财物全部收回，看看这位宠臣是否能意识到自己的错误。

谁知，在夏言上疏请罪的折子中，他将这次被皇帝处罚的原因归罪为“一志孤立，为众所忌”！意思就是，他本人没错，只因自己鹤立鸡群，才招致所有人的不满。

所有人，岂非包括了嘉靖自己？一读到夏言的折子，嘉靖马上意识到，夏言这哪是认错的态度，分明就是挑事。

嘉靖十八年（1539年），嘉靖曾罢免夏言一切官职，让他回家养老。不久之后，嘉靖又后悔了，令夏言官复原职。理由是，夏言虽傲，但终归舍不得他。

5

重新回归朝堂的夏言，没多久再度因孤傲而惹恼了嘉靖。

或许是深感自己复朝无望，在第二次被罢后，夏言给嘉靖上了一道《御边十四策》。原来，身处政斗漩涡的内阁首辅，也不全是吃干饭的。

作为一位成功脱离了军籍束缚的大明官员，夏言到底对大明、对天下的军户还是有一些贡献的。在《御边十四策》中，他直言北方边境九镇对大明的重要性，并请求嘉靖在备边御敌上，要“慎选将臣”，切勿使用老爷兵、少爷兵。针对北方九镇因战事侵扰等因素造成的民生凋敝，他也提出了解决方案：要求朝廷必须定时定量给宣府、大同等地的边镇官兵准备充足的钱粮，以保有其战斗力。

此外，对于大明军队的战马管理以及冒领粮饷人员的惩处，夏言在奏疏中也做了详细的对策建言。

可以看出，即便政斗再激烈，夏言最放心不下的还是大明的安危。

或许，也正是因为这份初心，夏言二次被罢免后不久，又迎来了新的起复。

只不过，这次回来，跟此前不一样了：嘉靖在他身边安排了个老熟人——严嵩。

夏言与严嵩都是江西人，当初，夏言刚执掌内阁时，就曾向嘉靖推荐严嵩为新任礼部尚书的人选。可以说，两人的交情匪浅。

作为一个资历比夏言多十几年的官场“老狐狸”，严嵩深谙为官之道。早在夏言官运亨通之时，严嵩就以其门客自居，对夏言十分恭谨。知道夏言不喜欢下臣表面的阿谀奉承，严嵩遂一再纡尊降贵，想尽办法在夏言面前露出自己诚恳的一面。严嵩做那么多，不过是希望夏言能在皇帝面前替自己美言几句，他日自己也能飞黄腾达。

可是，当夏言察觉严嵩有此意之时，心中却生出了一丝鄙夷。他非但没有替严嵩安排前程，反而故意在外人面前奚落、摆布严嵩。

为了自己的前程，严嵩始终隐忍。即便已经与夏言平起平坐，他也始终在众人面前摆出一副甘愿低于夏言的姿态。

这让夏言再次看走了眼。

对于严嵩刻意装出来的恭谨，夏言则以为，严嵩自始至终都难及其万一，他才是嘉靖心中最重要的人。

随着夏言再度执掌内阁，一批他从前就看不过眼的官员纷纷遭了殃。这其中就有严嵩的亲信、时任右副都御史的何鳌等人。尽管遭夏言弹劾的官员，大多数都是与严嵩朋比为奸的佞臣，但这中间也有部分忠直之臣，比如唐龙等，他们或因政见不合，或因政绩不佳都遭到了贬斥。

正因夏言第三次执掌内阁的“一刀切”，为他此后走上人生不归路埋下了伏笔。

6

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时任陕西三边总督的曾铣在打退蒙古俺答汗的又一次入侵之后，向朝廷递交了一份《请复河套疏》。

按照曾铣的说法，蒙古人南下侵扰大明，只要出河套地区就可以直接攻打宣府、大同等北方重镇。如果这些关口都被拿下了，大明将可能不幸重演“土木之变”。但蒙古人是游牧民族，战力最强当属夏、秋天气晴好之际。到了冬春时分，大草原上“冬深水枯，马无宿草，春寒阴雨，壤无燥土”，人困马乏的蒙古骑兵根本不具威胁力。所以，要治蒙古骑兵，就得趁他病要他命。而一切的前提，就是趁机收复河套地区。

曾铣所说的河套地区，大致相当于今天内蒙古的鄂尔多斯地区，再往北就是俺答汗的鞑靼大本营。为了抵抗蒙古人的南侵，明武宗还曾御驾亲征于此，与俺答汗他爹——蒙古小王子决战。

曾铣的提议，与此前夏言上疏加强大同、宣府的防卫主张不谋而合。

对于夏言来说，曾铣的提案，来得太是时候了。如能促成大明收复河套，不仅能为国再立一件新功，还可能在群臣乃至皇帝面前刷新一下他们对自己的印象。

对于嘉靖而言，曾铣的提议，也是相当不错的。万一自己在位期间收复了河套，后世史书可能会将他这个“道士”，改写成明成祖那样的千古明君。

可根据曾铣的谋划，收复河套不仅耗资巨大，还要分三年完成，花十年完善。这对于此时的大明国库来说，简直是能压死骆驼的重负——从嘉靖十五年开始，大明王朝就始终保持每年百万两上下的财政赤字。打仗就是烧钱，更何况曾铣还详细列明了整个复套过程需花银2240万两。一看到这个数字，嘉靖就知道自己没有这么大的本事。

可身为皇帝的他，富有四海，不能直接言明自己没钱玩不起。

于是，他玩了个套路，声称如此贸然收复河套地区，恐师出无名。内阁的官员如此有才学，不如你们拟个条陈出来，看看这个事情有没有商榷的余地？

接了烫手山芋的夏言，无论如何都打算硬挺曾铣。可内阁首辅也不能遮天，当嘉靖给出这么个态度时，老谋深算的严嵩瞬间就明白了皇帝不想打，只要乖乖听嘉靖的话，接下来在这件事上扳倒夏言，绝对不成问题。

在夏言公开支持曾铣的时候，严嵩开始撕下从前伪善的面目，到处收集证据，准备整倒夏言。

一开始，严嵩将矛头指向曾铣。当时，陕西渭南突发山崩。利用皇帝迷信的心理，严嵩称，这是上天因曾铣挑起战祸而降给嘉靖的示警。

然后，严嵩又安排言官们一波波地给皇帝进谏，并弹劾夏言失职。

同时，利用边将仇鸾与曾铣的矛盾，严嵩在朝中掀起了一场指控曾铣贪赃枉法、克扣军饷的政辩，将其彻底拉下马。

随着曾铣的失势，夏言一下子被舆论推到了风口浪尖。群臣纷纷指责他德才不配位，要求嘉靖尽早法办了他。

不过，严嵩相当清楚夏言在嘉靖心中的份量。百官的弹劾很可能只是让夏言短暂退出朝堂，只要他不死，被罢官回家，下一次起复的机会指日可待。

趁夏言顺势辞官之际，严嵩联合尚在狱中的仇鸾，给皇帝捏造了一份证据称，曾铣曾通过其子秘密联系夏言的亲属，给其贿赂银两，以通过收复河套之议。

其实，对于这样的指控，嘉靖内心的波澜并不大。毕竟，在他身边常居高位的锦衣卫都指挥使陆炳，在朝臣眼中也是个贪赃枉法之辈。真正令嘉靖无法接受的是，在严嵩递交的证据中，还有一份关于夏言被罢官后大骂皇帝的内容。

于是，无论之后夏言如何申辩自己是被冤枉的，对于曾经无比信任他的嘉靖来说，那都不过是垂死之人最后的蹦跶。

7

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十月二日，求生无望的夏言被斩首于西市。

他至死未曾想到，自己为谋权奋斗了一生，最后却成了大明最悲催的“宰相”，死无全尸。

或许是因果报应，在夏言被斩杀后不到四年，曾经的仇人仇鸾，因背部生疮暴卒，病逝后，被揭发犯有谋反罪，遭开棺戮尸。而作为这场政斗的大赢家，严嵩也没能熬到嘉靖断气。在其子严世蕃被指图谋颠覆大明之时，这个年过八旬的老头，最终活活饿死在墓舍。

有意思的是，一手促成严嵩败局的徐阶，正是当年少有获得夏言青睐之人。

但这些，夏言都看不到了。

更为可笑的是，若干年后，徐阶也位列内阁首辅。而他在致仕前后获得的“最高荣誉”，便是满朝文武皆称其为“权奸”。

在皇权至上的政斗权力场中，无论夏言、严嵩还是徐阶，他们都只是，一枚枚棋子而已。

参考文献：

[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中华书局，1989年

[清]张廷玉：《明史》，中华书局，197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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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经纬：《明代军籍进士研究》，辽宁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