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九龄最为人熟知的一首诗,写于他人生最失意的时刻: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情人怨遥夜,竟夕起相思。
灭烛怜光满,披衣觉露滋。
不堪盈手赠,还寝梦佳期。
这一年,64岁的张九龄遭到政敌李林甫排挤,被唐玄宗贬为荆州长史。贬谪途中,清风明月之夜牵动张九龄的乡思,他怀着对远方亲人的思念,写下了这首脍炙人口的《望月怀远》。如今,每年中秋晚会主持人都会念到其中两句。
那一轮盛唐的明月,随诗歌穿越时空,朗照于历史长河之中,一千多年来让人念念不忘,而张九龄在盛唐诗坛的地位同样不可撼动。
张九龄一生中有两个身份至关重要。
他是开元时期的最后一位贤相,宋人晁说之曾经感慨:“九龄已老韩休死,无复明朝谏疏来。”张九龄和韩休都是敢言直谏的宰相,经常怼唐玄宗。张九龄罢相也成为开元盛世的拐点之一,此后危机逐渐浮现,直至安史之乱爆发。
他也是盛唐的文坛领袖之一,被唐玄宗誉为“文场之元帅”。张九龄一生上及初唐,下携盛唐,既是初唐诗人的继承者,也是不少盛唐诗人的“老大哥”。我们熟知的盛唐诗人,如王维、孟浩然、王昌龄等都受过张九龄的提携。
张九龄是从岭南走出的第一位宰相。他出身粤北山区的仕宦之家,家境贫寒,却从小就有远大的政治抱负,自称“弱岁读群史,抗迹追古人。被褐有怀玉,佩印从负薪”(《叙怀二首》)。
北京大学袁行霈教授如此分析:“中国的士大夫受儒家思想的影响,许多人怀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抱负,积极入世,欲拯救人民于涂炭之中,治理国家达到升平之世。……他们并不是不关心个人的功名富贵,但个人的功名富贵是通过实现这种理想而获得的。”可以说,在做人为官方面,张九龄深刻体会到了中国儒家思想的核心价值观,一辈子也没有跑偏。
这个来自偏远烟瘴之地的才子,一身满满的正能量。史书记载,他13岁时就敢写信给广州刺史,谈论政事。广州刺史看完这少年的来信,嘿,小小年纪说得还挺有道理,将来一定大有作为,随手就点了个赞:“此子必能致远。”
之后,通过考试和举荐,张九龄踏上仕途。宦海沉浮几十年,他最突出的无非就两点,说真话,办实事。
开元初年,唐玄宗以姚崇、宋璟为相,励精图治,开创盛世。一代名相姚崇身怀治国安邦之才,深受唐玄宗信任,每次玄宗见姚崇来都要起身相迎。张九龄当时的官职是左拾遗,相比之下就是个芝麻绿豆大的小官,还是个谏官,尽干些吃力不讨好的事。
官场水很深,姚崇功盖一世,他的亲族和下属自然也鸡犬升天,有的人就干了一些贪赃枉法的勾当。姚崇哪里管得过来,对这些见不得人的事情自然只好听之任之,朝中很多人对此敢怒不敢言。
张九龄就不服了,直接上书劝说姚崇。张九龄说,姚相啊,自从您执掌宰相的重任,不少小人跟您讨好处,所谓“谄亲戚以求誉,媚宾客以取容,其间岂不有才,所失在于无耻”。您应该注重提拔德才兼备的人才,教育好自己的亲信,不然迟早完蛋。
虽说宰相肚里能撑船,姚崇读罢,也没有公开报复张九龄,却在之后故意给他穿小鞋。张九龄“封章直言,不协时宰”,这下子得罪当朝宰相,日子不好过,于是就干脆请了个病假,辞官还乡奉养母亲。这一年是开元四年(716年),张九龄39岁,这当然不是他最后一次“因言获罪”。
回韶州(今广东韶关市)老家途中,张九龄深感仕途无望,心生归隐之意,写下一首《南还湘水言怀》:
拙宦今何有,劳歌念不成。
十年乖夙志,一别悔前行。
归去田园老,倘来轩冕轻。
江间稻正熟,林里桂初荣。
鱼意思在藻,鹿心怀食苹。
时哉苟不达,取乐遂吾情。
那些杀不死你的,终究会让你更加强大。如果张九龄就此成为深山隐士,盛唐将会少一位贤相,但这位大龄待业青年在岭南并没有闲着。
在实地考察岭南的交通后,张九龄发现扼守南北要冲的大庾岭山道年久失修,行走极不方便。他立马向朝廷汇报,建议开辟大庾岭新路,得到同意后更是亲自上阵,带领民工劈山开路,最后如期完成,并写下《开凿大庾岭路序》作为纪念:
役匪愈时,成者不日,则已坦坦而方五轨,阗阗而走四通,转输以之化劳,高深为之失险。于是乎鐻耳贯胸之类,殊琛绝责之人,有宿有息,如京如坻……
大庾岭驿道重新开通后,从广州北上中原的贸易往来更加频繁,史书有“广南金、银、香药、犀、象、百货,陆运至虔州(今赣州)而后水运”的记载,其中陆路的必经之道就是大庾岭。人们在岭上种满梅花,到宋代更是在岭上建造关楼,遂称为“梅关”。古驿道上的珠玑巷,成为中原动乱时士民南迁的中转站。据学者考证,岭南不少姓氏宗亲,都曾寄居于珠玑巷。这段传奇的移民史,正是始于张九龄开辟驿道的功绩。
官场上一代新人换旧人,姚崇死后,唐玄宗起用另一位名相张说。张说是一代文宗,执掌文坛三十年,巧的是,他还是张九龄的老铁,便捎带着提拔张九龄。张九龄几经沉浮,在年过半百时终于攀到了宰相的位置。
张九龄身居相位,如他自己在诗中所说,恪守的是“报恩非徇禄”、“高节人相重”的信念,堪称一个有风度、有气节的帝国官员。就连玄宗也佩服他的偶像气质,后来有人举荐官员,唐玄宗经常会问一句:“风度得如九龄否?”
张九龄辅佐唐玄宗治理江山,广开言路,改革弊政,主张任人唯贤,以民为本,尤其是轻徭薄赋,重农桑。
封建王朝的所谓“太平盛世”,不外乎就是劳动人民吃得饱,社会基本稳定, GDP持续发展。那时老百姓没得上网追剧,没得打游戏,人人有饭吃、有衣穿就是盛世。史书中对开元盛世的记载大都离不开对农业生产的描述:
“开元、天宝之中,耕者益力,四海之内,高山绝壑,耒耜亦满。人家粮储,皆及数岁,太仓委积,陈腐不可较量。” (《元次山集》)
“是时海内赋实,米斗之价钱十三,青、齐间斗才三钱,绢一匹钱二百。道路列肆,具酒食以待行人。店有驿驴,行千里不持尺兵” (《新唐书·食货志》)
“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 (杜甫《忆昔二首》)
张九龄重视农桑到了什么程度呢?有一年冬季,唐玄宗到洛阳过年,突然心血来潮,改变次年二月回京的主意,与宰相商议立即启程返回长安。皇帝出一趟门那可不得了,沿途大队人马护驾,各级官吏迎来送往,就连老百姓也得被迫参与其中,好不热闹。如此势必会影响百姓正常生产作息。
时任中书令的张九龄认为不妥,说:“今农收未毕,请俟仲冬。”眼下农民正在收割庄稼,如果皇帝此时回京,肯定会扰民误农,不如推迟返程的时间。只可惜一旁的李林甫为了讨好唐玄宗,不顾百姓利益,劝说玄宗不必再等。唐玄宗听了他的话,即日便启程回长安。
张九龄体恤民情,不仅在于关心民生疾苦,还在于个人的廉洁奉公。
张九龄担任宰相后不久,唐玄宗赏赐他一幢豪宅。第二年装修完,张九龄看到这座官邸太过豪华,不愿接受如此厚爱,就向唐玄宗呈上一篇《让赐宅状》,请求退回皇帝的奖赏。
这篇《让赐宅状》大意是说,我张九龄出生在贫穷的家庭,过惯了简朴的生活。我家中只有十几人,不需要这么大的房子,纵有住宅百间,睡眠才需几尺?纵有腰缠万贯,每日能食多少?朝廷为臣修筑这么一幢高级住宅,实在是劳民伤财,臣住着也不踏实,恳请陛下收回,赐给更需要的人吧。
生活上的高度自律,表现在工作上是高尚的政治操守。开元二十四年(736年),武惠妃谋废太子李瑛,而改立自己的儿子为皇储。武惠妃是当时最受唐玄宗宠爱的妃子,后来她去世后,唐玄宗为她黯然神伤,悲痛许久,直到见到杨玉环才又焕发第二春。
武惠妃为废立太子之事派心腹宦官找到了张九龄,对他说:“有废就有兴,大人若是肯帮忙,你的宰相之位就可以长久。”张九龄一听,当面怒斥,为太子据理力争。在他看来,宫闱绝对不可干预朝廷之事。可张九龄这一骂,既得罪了武惠妃,也引起唐玄宗的不满。
相比之下,同为宰相的李林甫在这件事上就是个十足的投机者。他知道武惠妃得宠,当唐玄宗问他关于太子之事时,就回答道,这是陛下的家事,没必要问外人。
众所周知,这一事件的结果是太子李瑛被武惠妃诬陷谋反,最终和另外两个兄弟被唐玄宗废为庶人,并在同一天被赐死。
唐玄宗变了。一代英主已经不再愿意听逆耳的忠言,而是更愿意听顺耳的佞语。对于贤能的张九龄,他是又爱又恨,他喜爱的是张九龄治国有方的才干,却逐渐反感张九龄不留情面的直谏。相反,同样才能出众而又灵活听话的李林甫更能得到唐玄宗的青睐。创业难,守业更难,谁不想舒服地过日子呢?
唐玄宗的转变,也是张九龄命运的转折。
张九龄不愿迎合皇帝,惹来唐玄宗的猜忌,可在当时文坛,他却是当之无愧的领袖。傅璇琮先生认为,“张九龄在盛唐诗坛的地位,不仅是他自己的创作本身,还由于他的文学交往”。(《唐代诗人考略》)
张九龄的老大哥是张说,两人都姓张,老张就把小张认作“同宗同族”的族子。张九龄26岁时,他的诗文就得到这位一代文宗赏识,之后在官场上更是离不开张说的举荐。张说去世后,张九龄自然而然地继承了文坛老大哥的地位。
作为诗人,张九龄出生于初唐,晚年跻身开元名相,这使他成为初唐四杰、陈子昂之后,到盛唐诗人之间,这段诗歌革新运动过渡时期重要的见证者和推动者。要知道,初唐最具影响力的大诗人陈子昂逝世于702年,而在此前一年,盛唐诗人王维与李白才刚刚出生。张九龄继承发展五言古诗,一扫六朝绮靡诗风,独具“雅正冲淡”神韵。因此,清人刘熙载在《诗概》一文中评价道,陈子昂、张九龄“独能超出一格,为李(白)、杜(甫)开先。”
盛唐诗人对张九龄的景仰,是后生晚辈对文坛前辈的尊敬,也是出于政治上寻求靠山、请求援引的需要。古人追求“学而优而仕”,不想当高官的诗人,着实少见。
王维就是张九龄的粉丝,他年轻时向张九龄献诗,请求为其帐下幕僚,后来被张九龄举荐为右拾遗,两人之间多有唱和。张九龄晚年处境窘迫时还没有忘记这个学生,写有一首《答王维》:“荆门怜野雁,湘水断飞鸿。知己如相忆,南湖一片风。”
另外一位与张九龄感情深厚的是盛唐诗人中较为年长的孟浩然。孟浩然比张九龄小12岁,一生仕途失意,曾为张九龄的幕僚,两人结为忘年之交,也留下了多首唱和之作。其中孟浩然那首入选中学语文教材的《望洞庭湖赠张丞相》,就是写给时任宰相张九龄的干谒诗:
八月湖水平,涵虚混太清。
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
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
坐观垂钓者,徒有羡鱼情。
甚至就连安史之乱后历仕四朝,为大唐力挽狂澜的名相李泌,年少时也是张九龄的“小友”。
李泌是个神童,7岁就会写文章,机缘巧合下受皇帝召见,得到唐玄宗的喜爱,更有张九龄、贺知章等朝中重臣“皆倾心爱重”。如此童年经历堪称传奇,唐玄宗还特意下旨命他的父母要善加抚养。这么牛的小朋友,最爱君可从来没见过。
张九龄平时经常请小李泌到自己家中做客。当时,大臣严挺之、萧诚都是张九龄的好友,严挺之厌恶萧诚的谄媚,劝张九龄谢绝与萧诚来往。张九龄尽管一身正气,可在人际交往中也难免从俗,听严挺之的建议后也不以为然,念叨着说:“老严太严肃了,还是老萧讨人喜欢。”
张九龄正要命左右唤萧诚来见,这时一旁的李泌说话了:“您是布衣出身,因正直无私而官至宰相,也喜欢萧诚这种低声下气、毫无节操的人吗?”张九龄听李泌这么一说,顿觉醍醐灌顶,再三感谢李泌的劝说。
后来,张九龄亲自指导李泌写诗,结合自己的宦海生涯告诫他:“早得美名,必有所折。宜自韬晦,斯尽善矣。”
小心驶得万年船,但明枪易躲,暗箭难防,一场危机正向张九龄逼近。
开元二十四年(736年),唐玄宗罢张九龄相位,任李林甫为相。这被视为唐玄宗转变为昏君的标志之一。
兼听则明,偏听则暗。开元前期,唐玄宗身边集结了姚崇、宋璟、张九龄等贤相,这些人都才能出众,直言谏诤。可到了专任李林甫为相时,唐玄宗已步入晚年,日渐独断专行、纵情享乐。李林甫闭塞言路,排除异己,上演“口有蜜,腹有剑”的好戏,实际上也需要唐玄宗的默许和配合。
李林甫为相后,首先借机彻底扳倒张九龄,将开元宰相的最后一股浩然正气驱逐出朝廷。
当时,与李林甫一同被任命为宰相的还有牛仙客。监察御史周子谅认为,牛仙客才能平庸,根本不适合做宰相,甚至还以民间“两角犊子牛也”的谶语指出这是凶兆。这番话传到了唐玄宗耳中,他为之大为恼火,宰相是朕任命的,哪里轮到你插嘴。
愤怒的唐玄宗命人在朝堂之上杖责周子谅,将他打得死去活来后,贬到偏远的地方为官。周子谅一介文弱书生,经不起折腾,走到半路上伤重而死。周子谅含冤而死,对朝中众臣形成极大的威慑,他们再不敢对唐玄宗说真话,“自是朝廷之士,皆容身保位,无复直言”。
这事儿还没完。周子谅获罪,李林甫看在眼里,喜在心上。他摸透了唐玄宗的心思,知道皇帝正在气头上,就从中挑拨,说周子谅是张九龄举荐的,必须追究张九龄的责任。
因此,张九龄被贬荆州。他一生三起三落,这是最后一次被贬,从此一蹶不振。贬谪途中,张九龄不仅留下代表作《望月怀远》,还写下了组诗《感遇十二首》,感慨自己潦草收场的朝官生涯,其中第一首诗曰:
兰叶春葳蕤,桂华秋皎洁。
欣欣此生意,自尔为佳节。
谁知林栖者,闻风坐相悦。
草木有本心,何求美人折!
作为开元的最后一位贤相,张九龄在不经意间预言了一场灾难。
安禄山出身营州杂胡,早年投靠幽州节度使张守珪,官职低微,为人狡诈。一次,安禄山以范阳偏校的身份入朝奏事。张九龄见到这个幽州来的胖子,似乎察觉到了些许异样,对同僚说了一句惊人的预言:“乱幽州者,必此胡也。”
开元二十二年(734年),张九龄偶然间收到了张守珪的报告,其中说到安禄山在与奚族、契丹的作战中有罪,依军法处置应该执送京师处死。张九龄当即做出批示:“春秋时期司马穰苴出征,处死误期的庄贾;孙武练兵,斩杀违令的妃嫔。张守珪的军令一定要执行,安禄山必须死!”
唐玄宗得知此事,觉得安禄山骁勇善战,是一个人才,就将他赦免了。张九龄再三上奏,认为安禄山狼子野心,面有逆相,请求玄宗依法处置,以绝后患。唐玄宗不乐意,说:“你不要因为王夷甫识石勒的典故,就误害了忠良。”王夷甫是西晋官员王衍。五胡乱华时的羯族豪强石勒14岁时曾在洛阳当小贩,倚在东门长啸一声。王衍听到后,认为此人将来必是祸患,要将他杀掉,却未能得手。
那时的唐玄宗,绝对想不到安禄山会给大唐带来怎样的祸害,为自己带来怎样的恐惧。
安史之乱爆发后,唐玄宗逃亡到四川,蜀道的铃声唤醒他沉睡的记忆,才想起张九龄当年的忠告。那时,距离张九龄去世已经过去15年了。
后悔不已的唐玄宗从四川派使者前去张九龄的墓前祭奠,并抚慰他的家属。他深深怀念自己的最后一位贤相,但开元盛世,再也回不去了。
参考文献:
(唐)张九龄:《曲江集》,广东人民出版社,1986年
(后晋)刘昫等:《旧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
(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中华书局,2009年
顾建国:《张九龄研究》,中华书局,200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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