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疫情，带走一个顶流天团

献帝建安二十二年（217），“是岁大疫”。

《后汉书》中短短一句话，背后却蕴藏着一场巨大的灾难。古今对照，闻者落泪。

东汉从光武帝建武元年（25）到献帝建安二十五年（220），近两百年间，是我国历史上极为罕见的瘟疫频发时期。

建安十三年（208），在著名的赤壁之战中，曹营爆发了可怕的瘟疫。内外交困下，逼得曹操不得不退兵。

之后建安二十二年的那场瘟疫，造成了更加惨烈的伤亡。北方地区瘟疫肆虐，民生多艰。

曹植在《说疫气》中对这场疫病流行的惨状有着详尽的记载：“建安二十二年，疫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或以为疫者鬼神所作。”

惊才绝艳的建安七子，除了孔融、阮瑀早死之外，剩下的五人皆陨落于这场残酷的大瘟疫之中，无一幸免，徒留建安时代“三曹七子”的如烟往事让后人遐想追忆。

1

建安“七子”之称，始于曹丕。

他在著名的《典论·论文》中，首次将“七子”作为当时文人的代表提出：“今之文人，鲁国孔融文举，广陵陈琳孔璋，山阳王粲仲宣，北海徐干伟长，陈留阮瑀元瑜，汝南应玚德琏，东平刘祯公干，斯七子者，于学无所遗，于辞无所假，咸以骋骥騄于千里，仰齐足而并驰。”

建安七子中，年纪最大的孔融出生于汉桓帝永兴元年（153），而最后去世的徐干病逝于汉献帝建安二十二年（217），前后跨时约65年。这几十年正是汉魏之际社会最黑暗、时事最纷乱、政治局势和思想意识领域变化最剧烈的年代。

天下大乱，社会动荡不安，外戚与宦官交替掌权，各地军阀拥兵自肥，合纵连横，兵戎不息，真可谓“家家欲为帝王，人人欲为公侯”。

先是黄巾起义，再是外戚何进与宦官张让等同归于尽，后是董卓之乱，董卓之乱以后就是由此引发的军阀混战。随着军阀相互吞并，最后有实力的只剩下三家。其中，曹操迎帝都许（今河南许昌），“挟天子以令诸侯”，在群雄角逐中占据绝对优势地位，率先在北方稳定下来。

天下乱而将治，也直接或间接促使了很多文人的横空出世。

他们或四处奔走，寻找建功立业、富贵扬名的机会；或明哲保身，待时而动。他们大多走上了与汉一统政权相左的道路，当然也有一些对汉室忠心不二之士，譬如孔融。

孔融，字文举，是孔子的二十世孙。

4岁的时候，与他的兄长们一起吃梨，就懂得主动拿最小的梨吃，为宗族所啧啧称奇。作为《三字经》中最小的教科书级典范，小孔融凭借着礼让知孝顺的品德名垂千古，“融四岁，能让梨，悌于长，宜先知”。

董卓之乱前，孔融曾在朝中做过官。董卓控制朝政后，孔融对其肆行废立之行常有匡正之言，因而忤逆了董卓的意旨，转为议郎，后又被遣出至黄巾军最盛的青州北海郡（今属山东）为相，时称孔北海。

在北海的六七年间，孔融积极着手文治武功，力求有所建树。《后汉书》称，“（孔）融到郡，收合士民，起兵讲武”，志在靖难。面对黄巾起义的要冲，主观上，孔融想要收复为起义军占领的大片地盘，故而不畏艰险，主动迎击；然而客观上，他乃一介书生，用兵讲武非其所长，难以和浩浩荡荡的农民起义军相抗衡。所以纵然竭尽全力，也还是每战必败，甚至不能自保，狼狈而逃。

先是被张饶击溃，再被管亥包围，危急之下，孔融只好“遣东莱太史慈求救与平原相刘备”。刘备听说大名鼎鼎的孔融向自己求救后，大惊：“孔北海乃复知天下有刘备邪？”那口气，就好比一个追星族听到明星说认识自己一样。于是，刘备立刻派遣三千人救“偶像”于水火，“贼乃散走”。

孔融在北海期间，曾两度谋迎天子还洛阳。第一次由徐州刺史陶谦牵头，第二次两人共谋，但是都没有成功。当时的左丞相考虑到孔融的处境，劝他托附袁绍、曹操，而孔融知道“绍、操终图汉室，不欲与同”，对左丞相的话感到很生气，“怒而杀之”。

汉献帝都许后，孔融应征入朝。《资治通鉴》中载，“曹操与融有旧，征为将作大将”。如无意外，孔融将发光发热，为汉室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在朝任职期间，他充分利用个人在贤才中的号召力，鼓励贤士出仕，积极为汉王朝推荐人才，先后荐举过祢衡、边让等人，或上书于汉帝，或致信于曹操，赞扬人才的贤良，阐述礼贤的意义。

只是，献帝都许，标志着汉鼎已经移于曹家了。而孔融入朝，仍抱着兴旺汉室的目的。这样，孔融与曹操之间在政治态度上逐渐产生矛盾，也就不可避免了。

孔融初入许时，还曾作《六言诗》三首赞誉曹操接驾救难，是个好人。很快，随着曹汉之间的矛盾加剧，孔融“见操雄诈渐着，数不能堪”，便撰文对其嘲讽，“多侮慢之辞”。比如，写《嘲曹公为子纳甄氏书》，嘲讽曹操攻破邺城，为儿子曹丕纳袁绍次子袁熙的妻子甄宓。

最终，孔曹之间的矛盾发展到白热化。因为孔融的某些言论和忠心汉室的政治态度，兼之孔融在士人中的影响越来越大，“海内英俊皆信服之”，这样使曹操感到孔融对他的“大业”产生了威胁。

建安十三年的八月（208年9月），河南许昌刑场上日照当头。孔融对他的三大罪行宣读似听非听，自言自语：“馋邪害公正，浮云翳白日”，“生存多所虑，长寝万事毕”。

话音刚落血气弥漫。

这位4岁以孝闻名的孔子后代，52年后，被曹操以“违天反道，败伦乱理”的不孝罪名下狱处死，株连全家。

建安七子之首就此结束了他的人生旅程。

2

与孔融年纪差不多的陈琳，也写文骂过曹操——不仅骂了曹操本人，还气势十足地将曹操祖宗三代骂了个遍。

陈琳在董卓之乱前已在洛阳任职，是外戚大将军何进属下的主簿。何进为彻底消灭宦官集团，曾听取袁绍等人的意见，想要召四方猛将入京城洛阳，以胁迫何太后。陈琳上书《谏何进召外兵》谏阻，准确估量政治形势并作出了透彻的分析。可惜何进一意孤行，未听取这些意见，结果酿成大祸，失败被杀。

陈琳在董卓进京后，避难到了冀州，进了袁绍幕府。

先前，董卓进京，袁绍和董卓不合，亡奔冀州，成为关东讨伐董卓盟军的盟主，一时名声大噪。陈琳在众豪杰纷纷依附袁绍时，也乐为之用。在袁绍帐下，陈琳主要从事老本行，为袁绍写写军国书檄和章表之类的文章。

建安元年（196）九月，曹操恭迎汉献帝都许，下诏书“责怪”当时据有青、冀、幽、并四州之地的袁绍“以地广兵多而专自树党，不闻勤王之师而但擅相讨伐”。陈琳赶紧为袁绍草拟了一篇文章陈情自辩，后来，袁绍得封邺侯。

当时，曹操自为大将军，袁绍耻居其下，表示“我不干”，曹操只好让位于袁绍。两虎相争，必有一伤。

建安四年（199），袁曹官渡大决战的前夕，陈琳为袁绍写下了那篇著名的檄文《为袁绍檄豫州文》（檄文本无名，名称为后世所加）。

据说，这篇檄文曾把曹操激得血气直飙脑门，治好了他的间歇性头痛病：“（陈）琳作诸书及檄，草成呈太祖（指曹操）。太祖先苦头风，是日疾发，卧读琳所作，翕然而起曰：‘此愈我病’。”

文中，陈琳以大开大合的笔势历数曹操的罪状，多方面揭露了曹操的凶残暴虐：宦官之后，嫉贤妒能，劫持天子，独断专行，排除异己和盗墓摸金等。还批判曹操的养祖父曹腾是一个“饕餮放横，伤化虐民”的死太监，父亲曹嵩则是一个“因赃假位”、颠覆皇权的大奸大恶之徒。

当然，陈琳最后不忘歌颂一下自家主子袁绍，告诉人们不要依附曹操，而应归顺袁绍。

骂得这么狠，要是袁绍打赢了倒还好说，只是现实就是这么戏剧化——袁绍败了，陈琳为曹军俘获。曹操一见陈琳，就破口大骂：“卿昔为本初（指袁绍）移书，但可罪状孤而已，恶恶止其身，何乃上及父祖邪？”意思是，你当初骂我就算了，为啥还要骂我的祖宗三代？

陈琳无奈，连忙躬身称罪，“形势所逼，形势所逼”。

不过，他大概没有料到，他并没有落得比孔融更惨的下场，反而得到了曹操的任用，在幕府中担任司空谋祭酒、管记室，依旧干回写军国文书、檄文的老本行。

和陈琳一起做“管记室”同事的是阮瑀。他俩写的章表书记都很出色，就算是匆忙颠沛间撰写的文章，曹操看完后都无法改动一字。

阮瑀有个儿子叫阮籍，即后来的“竹林七贤”之一，还有个孙子叫阮咸，都是魏晋时期的名人。阮瑀年轻时曾受学于学识渊博的著名学者蔡邕，蔡邕称赞他为奇才，“童子奇眉，朗朗无双”。

虽然阮瑀也在帮曹操做事，但却带有些不情不愿半强迫的性质，因为他只想避世而居。

曹操的从弟曹洪，早年曾随曹操起兵讨伐董卓，建安初时听说阮瑀的才华就想起任他，结果阮瑀拒绝了，闭门在家号称有病不去。即使被打，也不去，“榜笞瑀，瑀终不屈”。曹洪向曹操告状，曹操知道阮瑀装病，于是派人上门敲门：“你既然不肯为曹洪所用，跟我混怎么样？”阮瑀见称病都躲不掉，只好硬着头皮出仕。

在随曹期间，阮瑀消极怠工，总是悲悲切切、泣涕涟涟的样子。他写诗说，“荆蛮非我乡，何为久滞淫”，“独夜不能寐，摄衣起抚琴”，“羁旅无终极，忧思壮难任”。时时苦闷忧愁着在外寄人篱下什么时候才是个尽头。他还时常写文重申自己的归隐之思，心心念念避世远居、不求闻达。

然而，未等盼来归隐，建安十七年（212）初冬，“病于体弱”的阮瑀就短命早亡了。

3

跟阮瑀一样，徐干也整天想着隐居。曹丕就曾评价他：“独怀文抱质，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可谓彬彬君子矣。”

东汉游学之风盛行，仅京师的太学生，就有数万人。他们求学之外，还参与到当时的政治活动中。“冠族子弟，结党权门，交援求名，竞相尚爵号。”徐干看不惯这种行为，干脆两耳不闻窗外事，闭门自守，穷处陋巷，夜以继日认真读书。由于学习太认真，他的父亲怕他生病了，还得常常叮嘱他不要996，要注意休息。

董卓兵犯洛阳、劫主西迁时，徐干刚满20岁。他“避地海表，自归旧都”，仍然在钻研学业。董卓之乱被平定后，州郡牧守听闻了徐干的名声，特来邀请他出仕。徐干正在埋头读书，想也不想就婉拒了。

他给出的理由是：“君以为纵横之世，乃先圣之所厄困也，岂况吾徒哉？”乱世之中，连孔子这样的先贤都无法施展自己的才华，更何况他这样的人呢？

曹操迁都许昌独揽大权后，曾两次征辟徐干，但都被他婉拒了。然而，在曹操锲而不舍地第三次向徐干抛出橄榄枝时，出人意料的是，徐干接住了，不日动身归曹。

更出人意料的是，徐干素来“清玄体道”，“不耽世荣”，归曹后却有着一股热血和浓情，以及一颗强烈的用世之心。或许是因为经过近十年的考察，他觉得曹操符合自己心中对“明君”的定义吧。

在徐干的心中，理想型明君是仁智兼备的圣人，既能“审大臣”，得贤者之心，选贤用能，又能“慎所从”，对大臣之策作出正确的判断，付诸实施。徐干的《中论》一书中就有大量关于明君贤臣及贤明政治的内容。而当时的各路诸侯，要么有贤才而不知所用，比如袁绍、刘表，要么动辄杀戮贤士，比如董卓。

随征五六年间，徐干看到了很多东西，包括见到了先后去世的孔融和阮瑀，听到了理想破灭的声音，真真切切地感到心累了。

建安二十一年（216），曹操晋封魏王，徐干则以身体不佳为由，再次隐居。

心累之前的徐干，在邺下曾有过一段美好快乐的时光，并结识了一生的好友刘祯。

刘祯小时候就以才学知名，八九岁的时候，就能背诵《论语》《诗经》，以及几万字的赋文。因记忆力超群，辩论应答敏捷，而被众人称为神童。擅长作诗，五言诗尤为诸子之尊，与曹植并称“曹刘”。元好问对他二人曾高度评价称“曹刘坐啸虎生风，四海无人角两雄”，可见其文学造诣不凡。大评论家钟嵘更是直言：“陈思（指曹植）以下，祯称独步。”

曹丕也很喜欢文才出众的刘祯，还在任五官中郎将时，就曾赠给他一条贵重的廓落带。后来有一天，曹丕后悔了，想要索回，他调侃刘祯说：“夫物，因人而贵，故在贱者之手，不御尊之侧。今虽取之，勿嫌其不反也。”大概意思是说，刘祯是贱者，配不起那贵重的廓落带，太寒碜，我现在来拿回去，你不要介意哈。

刘祯听了，不卑不亢地回复：“夫尊者所服，卑者所修也；贵者所御，贱者所先也。”尊者吃的喝的穿的用的，还不都是卑者所供给的么？有本事您别用。再说了，“未尚听至尊赐而反索者也”，哪有出尔反尔的道理。

曹丕口服心服，不再惦记他的廓落带了。

曹丕在请诸子聚会喝酒的时候，曾命自己的夫人甄宓出拜，拉近与众人的关系。众所周知，甄宓是一代绝世佳人，据说曹植《洛神赋》中美丽洛神的原型就是甄宓。大概一睹其倾国倾城貌也是当时诸子的共同愿望，只不过碍于礼教大防，众人不得不“伏”低，就刘祯一个人任性憨直地“平视”甄氏。

曹丕约摸是深知刘祯的耿直个性，不予计较，但是曹操听说后，反倒借题发挥了一番，“乃收桢，减死输作”。先是以不敬之罪将刘祯关在北寺狱中，再是“宽容大量”地罚刘祯去做苦力，到京洛之西的石料厂磨石头。

在服刑时，刘祯给好朋友徐干写诗，倾诉自己身陷囹圄的苦闷和不平，以及对好友的思念之情：

谁谓相去远，隔此西掖垣。

拘限清切禁，中情无由宣。

思子沉心曲，长叹不能言。

起坐失次第，一日三四迁。

——刘祯《赠徐干》节选

徐干的回信也十分真切深情：

与子别无几，所经未一旬。

我思一何笃，其愁如三春。

虽路在咫尺，难涉如九关。

陶陶朱夏德，草木昌且繁。

——徐干《答刘祯》

性格亢直的刘祯与沉静退让的徐干，怎么看都不是一类人，但其实两人“文学相接之道并如气类”，三观一致，性情投契，不是一般阿猫阿狗的塑料友情可比。

4

建安七子中，还有一个人跟徐干、刘祯一起被曹操分配到曹丕曹植兄弟门下干活。此人或许是七子中存在感最低的一位了。

他的名字叫应玚。

应玚出身于汝南（今属河南）望族，家族中都是博学多才的人。他们熟悉历代典章，关心现实政治，积极总结历史经验，热心时政，且善发议论，世代以此知名。他的弟弟应璩，也是一个很有名的文学家。

在入许归曹之前，应玚比徐干和刘祯多了一段南北奔波、求取知己的仕游经历。汉献帝都许后，应玚感到良遇在即，迫不及待地“托身早得所”了。曹植、曹丕都很敬重他，经常邀他一起宴游吟诗。曹操闻其名，任命他为丞相掾属，也就是和刘祯同样的官职。

应玚和阮瑀有一篇同题论文《文质论》，主要是论述他们对社会、人生和政治问题的看法。阮瑀有重质轻文的倾向，而应玚则相反，更看重文辞在现实生活中的作用。从中我们可以发现二人各自的师心之见：阮瑀为人简静玄淡，信奉道家无为的人生态度，用世之心较弱，而应玚博学多才，更强调立功立事，用世之心较强。

七子之中，要说存在感最高的，王粲恐怕当仁不让。事实上，真正被曹操委以重任的，没有穿过小鞋的，也唯有王粲。

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夸誉他是“七子之冠冕”，表示他在诗赋上的成就高于其他六人。而他的代表作《七哀诗》与《登楼赋》最能代表建安文学的精神。

王粲的父亲王谦曾在何进门下任长史，他随父西迁长安时，见到了当时的大文豪蔡邕，也就是前文提过的阮瑀的老师。

如果说当年蔡邕见到他的学生阮瑀时，夸他“奇才”，已经很让世人啧啧称奇，表示羡慕了；那么当他见到年幼的王粲时，蔡邕直接“闻粲在门，倒屣迎之”，听见王粲来了，为了赶紧出门迎接，鞋子都穿反了，并且见到之后还直言：“此王公孙也，有异才，吾不如也。”这种程度的肯定和不吝赞美，世人无疑只能没有反应——都惊呆了。

关于王粲的“最强大脑”事迹，当时街头巷尾广为流传。譬如，14岁时，和别人一起走路，路边有一块碑，大家停下来一起读碑，身边的人问他能不能背诵，王粲看了一遍，“背而诵之，不失一字”。围观别人下围棋，棋局不小心乱了，旁观的王粲也能很快就帮他们复原棋局，不误一道。

初平二年（192），因为关中骚乱，17岁的王粲前往荆州（今属湖北）依附刘表，一呆就是十五年，见证了荆州由兴盛到衰落的过程。

当时北有曹操和袁绍，东有孙权，西有刘璋，而刘表占据荆州却以守成为主，更加注意荆州内部的稳定和文治，没有进行过什么大的对外战事，似乎只满足于孤守一方，坐观时变。

王粲在战乱中亲历过离家漂泊之苦，也亲眼见过了乱世灾难，他的《七哀诗》中就有一首写了他由长安避乱荆州途中所见饥妇弃子的场面：“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因而，他热切渴望安定的生活和太平盛世的到来，对于刘表的政策，他内心是支持的。他曾把荆州看作“乐土”，对待荆州事务尽心尽力，力求有所作为。

只是很快，希望有多大，失望就有多大。荆州形势相对安定，投奔到荆州的学士很多。渐渐地，士人中形成了一个共识：刘表难成大事，“不见事变，多疑无决，无能为也”。在各路军阀的角逐中，刘表并没有明确的政治目标，屡屡错失良机。

后来刘表病卒，王粲立刻撮串刘表的儿子，即荆州新的继位人刘琮归附曹操。王粲想要的是，“行中国之旧壤，实吾愿之所依”。他想要回到中原去，建功立业，扬名天下。于是王粲归曹，深得曹氏父子信赖，赐爵关内侯。那一年是建安十三年（208），正是孔融死的那一年。

归曹后的王粲深受曹操的信任和重用，可谓如愿以偿。他“入侍帷幄，出拥华盖”，随同曹操南征北战。

5

在孔融死后、阮瑀死前的四年时光中，建安六子有过许多次聚首。

建安十三年赤壁大战后，刘备让刘表的另外一个儿子刘琦当荆州刺史，自己引兵向南，占有荆州江南四郡。益州方面，刘璋与曹操绝交而与刘备结好。孙权则稳居江东。自此，曹操一时再无力南下扫灭孙刘，他荡平天下的活动暂告一段落。居于曹营中的建安诸子，生活也悄然发生了变化。

建安十六年（211），曹丕为五官中郎将，曹植为平原侯，徐干、刘祯、应玚转入曹氏兄弟门下，而王粲、陈琳、阮瑀则仍在曹操府中任职。此期，他们在邺城的主要活动就是和曹氏兄弟一道昼游夜饮、吟诗作赋。

三曹及建安诸子的联手，确实掀起了一股强劲的文学热潮。正如钟嵘在《诗品》中所说，“彬彬之盛，大备于时矣”。

当时所谓的“南皮之游”，气氛尤为热烈，以至于即将继位称帝的曹丕在建安二十五年（220）写给心腹吴质的书信中，还念念不忘当年情形：“每念昔日南皮之游，诚不可忘。”他们一起读书论学，吟诗作赋，弹棋博弈，调筝弄笳，游园饮酒，憧憬未来，多快乐啊！

但很快，乐往哀来，斯乐难常。转眼间各在一方，“元瑜（阮瑀）长逝，化为异物。每一念至，何时可言。”（曹丕《与朝歌令吴质书》）

建安二十二年（217）春正月，王粲跟随曹操南征孙权，北还邺城途中病卒，终年41岁。这一年，曹营之中疫病流行，王粲很可能在军队之中遭感染。另一种说法是，他死于一种慢性传染病麻风病。

不管王粲有没有感染瘟疫，反正七子中剩下的四位，都没能在建安二十二年的大瘟疫底下逃生。

曹丕在给吴质的信中回忆起这段日子，不住感伤落泪：“昔年疾疫，亲故多离其灾，徐陈应刘，一时俱逝，痛可言邪？昔日游处，行则连舆，止则接席，何曾须臾相失！每至觞酌流行，丝竹并奏，酒酣耳热，仰而赋诗，当此之时，忽然不自知乐也。谓百年己分，可长共相保，何图数年之间，零落略尽，言之伤心！”（曹丕《又与吴质书》）

建安诸子的传奇就此成为如烟往事，空留活着的人或感伤，或追忆。

王粲去世后，还是世子的曹丕亲自率领文士为他送葬。为了表达对王粲的眷恋之情，曹丕对王粲生前的好友说：“仲宣平日最爱听驴叫，让我们学一次驴叫，为他送行吧！”一片驴鸣之声响起，这就是著名的“驴鸣送葬”。葬礼之后，曹植也亲为王粲撰写了诔文。

与王粲高规格的丧葬待遇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孔融死的时候，迫于曹操的雷霆之怒，昔日与孔融友善的许昌百官，没有一个人敢为孔融收尸或致哀，只有一个叫脂习的京兆人，不怕死地独自前往刑场，抱着孔融的尸体痛哭：“文举，卿舍我死，我当复与谁语者？”

然而，孔融被曹操斩杀后，曹丕仍以重金向天下悬赏征募他的文章，把他与王粲、陈琳、徐干、阮瑀、应玚、刘祯六位文学家相提并论，列为“建安七子”——此后，无论他们的生平际遇几何，他们再也不是历史长河中无足轻重的人物。

参考文献：

[汉]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83年

[南朝宋]范晔：《后汉书》，中华书局，1965年

[晋]陈寿著、[南朝宋]裴松之注：《三国志》，中华书局，1959年

俞绍初辑校：《建安七子集》，中华书局，1989年

王鹏廷：《建安七子述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学位论文，200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