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之中，为什么是这里？

相传，上古伏羲时，黄河流经今河南孟津县一带，有龙马浮出水面，伏羲根据其背上“河图”，演成八卦，后来成为《周易》的起源。

另有传说，大禹治水时，洛水之畔有神龟背驮“洛书”而出，大禹以此定九章之法，划天下为九州。

“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

这些古老的传说见载于先秦文献《尚书》《周易》中。尽管河图洛书的故事带有抽象化和神秘化的特征，但说明先民将河洛作为中华文化的源头之一。

河洛地区，以洛阳盆地为中心，位于黄河及其支流洛河（古称洛水）交汇之处。西周初年营建洛邑时，周公说：“此天下之中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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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发现，“中国”一词，最早是指河洛地区，即成周洛邑一带。

1965年，一件出土于陕西宝鸡的西周早期青铜尊流落民间，被当地的废品回收站收购。博物馆工作人员偶然间发现了它，赶紧将其收回。后来，有位青铜器专家在清理上面的锈斑时，发现了尊内的12行铭文，因其中有“何尊”字样，便称之为“何尊”。

何尊铭文穿越了三千年时空，讲述西周初年的河洛往事，其大意是说：

周成王在位时，在河洛营建成周都邑，对其父武王进行祭祀。周成王在京宫大室对宗族小子“何”进行训诰，讲到何的的先父曾追随周文王，而周文王受上天之命统治万民，周武王灭商后，又在河洛地区告祭于天，以此地作为天下的中心。何一家因功受赏，作尊纪念，以示荣耀。

何尊铭文中有一句：“余其宅兹中国，自之爻民。”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中国”一词在文物上留下的最早痕迹。

周人以河洛为“天下之中”的普遍认识，并非出于主观臆断。

当年武王伐纣、统一河洛之后，为如何统治商的故地而忧虑得夜不能寐。于是，为了宣告自己对“中国”的统治，周武王派纵使周公、召公前往洛水、伊水之畔勘察地形，营建成周洛邑，作为周朝新都，并把象征王权的九鼎迁到洛邑。

周公来到河洛，在嵩山附近的阳城（今登封市告成镇）设置了一座测影台，立圭表，测日影，才得出结论：河洛是当时的“天下之中”。

到了东周时期，河洛地区成为周王室东迁的庇护所，周王室在成周西面三十余里处建了一座东周王城。

古人发现，夏商周三代定都于河洛，《史记》有句话，“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间”。而今人经过考古发掘，发现在西起涧河、东至偃师的洛水之滨，长仅几十公里的距离内，排列着五大都城遗址，包括二里头（夏王城）遗址、偃师商城遗址、东周王城遗址、汉魏洛阳城遗址与隋唐洛阳城遗址，号称“五都荟洛”。

从地理形势来看，河洛地区以古都洛阳为中心，西起华山，东至荥阳，北依太行山南麓，南达秦岭东段支脉外方山南麓的汝、颍流域。

博大精深的河洛文化在这片土地上传承，阅尽世间沧桑，数千年来人才辈出。

漫长的岁月中，“中国”的概念从河洛向周边缓缓延伸，绵延到滔滔江海、戈壁荒原，直到成为东方泱泱大国的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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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战国时期，周天子名存实亡，周王室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政治上的分崩离析却孕育了百家争鸣的文化发展，河洛地区成为诸多思想家活跃的舞台。

道家的老子，前半生为周王室作守藏史，在洛邑掌藏国家图籍。

有一次，孔子从齐鲁远道而来，向老子学习周礼。

老子对孔子说：“子所言者，其人与骨皆已朽矣，独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时则驾，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吾闻之，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

这几句话的意思是告诉孔子，君子要审时度势才能成功，否则就会劳累而行，就像老道的商人深藏不露，而心怀大德的君子，也大智若愚。

他希望孔子“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因为这些“皆无益于子之身”。

孔子带着弟子们回去后，在半路上说：“天上的鸟，我知道它能飞；水中的鱼，我知道它能游；地上的野兽，我知道它能奔跑。至于龙我就无从得知了，据说龙乘风云即可上天，我今天见到老子，他就像龙一样啊！”

孔子见老子，两位伟大的思想家惺惺相惜，儒道两家的思想也相互交融。后来，老子弃官而去，骑青牛出函谷关，留下五千余字《道德经》，从此飘然归隐。

战国时期，韩国公子韩非成为法家学派的集大成者。韩非早年求学于儒家的荀子，平生“喜刑名法术之学，而其归本于黄老”。

韩非著有《韩非子》，集法家法术势三者于一身，其政治理想是建立一个统一的君主集权国家，以“法”作为治国的根本。他的著作流传到秦国后，得到了秦王嬴政的关注。

当时，秦军东出，首当其冲的就是占据河洛地区的韩国。韩非见韩国日渐衰败，几度谏言韩王，呈上富国强兵之法，但得不到韩国重用。

秦王嬴政读过韩非的书后钦佩不已，对大臣李斯说：“嗟乎，吾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李斯是韩非的老同学，十分忌惮韩非的才能。

后来，韩非从河洛入秦，虽然得以觐见秦王，却遭到李斯等人谗言陷害，下狱而死。韩非虽死，他的法家思想却流传下来，影响此后历代王朝的统治者。

先秦时期，是河洛文化的形成时期。这一时期的河洛地区，从拥有人类文明社会形成的三大标志——城池、青铜器和文字，到王朝崛起，定鼎中国，再到诸侯林立，百家争鸣，成为中国先秦历史的典型代表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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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人东进吞并河洛之后，在此地设三川、河内、河东等郡。始皇帝嬴政一统天下，修建驰道，这条“东穷燕齐”的高速公路从河洛地区穿过，荥阳附近的黄河岸边修建起了当时黄河上规模最大的转运仓——敖仓，将关东地区的粮食源源不断地运往关中。

西汉建立之后，河洛作为“天下之中”，政治地位迅速上升。汉高祖刘邦平定天下后，本来定都于洛阳，后来听从娄敬与张良的建议，才确定了定都关中长安的大计。

汉代文学家扬雄对这段历史有过评述：“天下已定，金革已平，都于洛阳；娄敬委辂脱挽，掉三寸之舌，建不拔之策，举中国徙之长安，适也。”

齐人娄敬是最早劝说刘邦迁都关中的人，他因为此功被赐姓改名刘敬。

娄敬当时对刘邦说，关中之地被山带河，有四塞之固，即便出现危急情况，也有百万之众可以备战，又有肥沃富裕的土地，当真是“天府之国”啊！如果大汉进入关中建都，拥有秦国的故地，就是“搤天下之亢而拊其背”。

刘邦的老部下多是关东人，仍劝刘邦建都洛阳：“洛阳东有成皋，西有崤渑，背靠黄河，朝向伊、洛二水，足以支撑其险要。”

但谋士张良进言道：“洛阳虽然也有险固，但地方狭小，不过数百里，容易四面受敌，且土地不肥沃，此非用武之地。关中左有崤函，右有陇蜀，沃野千里，南部连接富饶的巴蜀，北方毗邻胡人的牧场，可阻挡三方来犯之敌，独以一面牵制东方的诸侯。天下平定后，关中可以利用黄河和渭水的水道来输送粮食，供应京师。这就是所谓‘金城千里，天府之国’。娄敬说得对啊！”

史书记载，刘邦听完张良的话后，当天就从洛阳移驾长安。

历史上不少能人智士认为，河洛的战略地位不如关中。

实际上，河洛也有号称“天下治乱之候”的地理位置，其四面环山，西有崤山、中条山，南有熊耳山、外方山、伏牛山，东有淇山、嵩山等多座高山；北面是黄河，黄河南岸的邙山成为天然屏障，正好使洛阳免于黄河水患的侵扰。

总体上看，洛阳地势西高东低，境内山川丘陵交错，地势复杂多样。

山河拱戴之下，河洛地区作为古代的交通枢纽，控制着南北向的晋楚孔道与东西向的豫西走廊，构成一个十字架状的水陆交通大动脉。

针对河洛的地利，宋人李格非说：“挟崤渑之险阻，当秦陇之襟喉，而赵魏之走集，盖四方必争之地，天下常无事则已，有事则洛阳先受兵……洛阳之盛衰，天下治乱之候也。”（《洛阳名园记》）

西汉以前，周武王伐纣克殷、秦始皇统一六国，以及楚汉战争，都有控制河洛的战略目标。得中原者，往往可得天下。

在刘邦迁都关中二百年后，东汉的建立者汉光武帝刘秀再度将汉室江山托付于河洛。东汉以洛阳为都，将政治中心转移到了河洛，开创了光武中兴、明章之冶的盛世，但到东汉中后期，陷入外戚与宦官交替把持朝政的乱局。

汉代的河洛地区在一场血与火的灾祸中走向落幕。

东汉初平元年（190年），占据洛阳的军阀董卓胁迫汉献帝迁都长安。

入主洛阳时，董卓废帝改立，独揽大权，他的士兵入室劫掠，残害百姓，董卓本人还奸污公主，暴虐群臣，京城内外人人自危。董卓不懂经济，却非要当“懂王”，毁坏汉朝使用已久的五铢钱，收取洛阳及长安的铜器铸成更小的钱，导致物价飞涨。

迁都之时，董卓的军队又对洛阳进行了彻底的破坏，“尽徙洛阳人数百万口于长安，步骑驱蹙，更相蹈藉，饥饿寇掠，积尸盈路。卓自屯留毕圭苑中，悉烧宫庙官府居家，二百里内无复孑遗。又使吕布发诸帝陵，及公卿已下冢墓，收其珍宝”。

董卓死后，长安发生动乱，汉献帝在部分大臣的护送下返回洛阳，只见洛阳城满目苍夷，宫室被烧毁殆尽，百官只能在荆棘之间艰难求食，有的被活活饿死，有的被乱军所杀。

天下之中的河洛，既要承载王朝兴盛时的荣光，也要忍受王朝没落时的苦痛。

三国时期，曹魏建都洛阳，河洛一带免于战乱，得到恢复发展，洛阳、河内、河东、弘农等郡县，都是曹魏屯田的重要地区。

然而，曹魏的政权最终被河洛地区门阀势力的代表司马氏篡夺。西晋初年，晋朝的达官贵族生活荒淫、竞相奢侈，司马家族的宗室内部勾心斗角、互相攻伐，最终酿成了八王之乱与永嘉之乱。

永嘉之乱，掀起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因动乱而发生的大规模人口南迁。此后每逢中原板荡，战乱不休，常有士庶避乱南徙，南迁的汉人常怀“河洛之思”，他们带着对中原故国乡音、乡貌、乡情的眷恋，将生活、饮食、起居、婚丧等习俗传播到南方。

河洛文化之精蕴在东晋、南朝得到了继承与弘扬，直至今日，南方诸多地区仍以传承河洛文化为荣。

2005年，时任国民党主席连战来到北京大学，对同胞们热情洋溢地做了一番演讲，他说：“在台湾，我们有原住民，有客家人，我们大多是‘河洛郎’。”

河洛郎，是中原后裔的自称，中国东南沿海的闽南人、客家人等，很多家族的先祖都可以追溯到河洛籍，他们是西晋永嘉之乱、唐朝安史之乱、宋代靖康之变等历代人口迁移事件中南迁的汉人。

4

南北朝时期，河洛地区在历经战乱后得以复兴。

北魏孝文帝为了推行汉化改革，决定将都城从靠近草原地区的平城（今山西大同）迁到河洛地区的洛阳。

北魏的统治者是鲜卑族，他们久居漠北，精于骑射，但入主中原后，部分鲜卑贵族逐渐受中原文化洗礼，移风易俗，学习汉文化。

此外，平城一带容易发生旱灾，造成粮食减产或绝收。有一年，平城从春至夏饱受旱灾困扰，“野无青草”，孝文帝不得不开仓放粮，赈恤饥民，并鼓励民众出关就食。

从战略意义上来看，北方的游牧民族不断南下骚扰，尽管北魏在靠近阴山山脉的北部边境设立了六镇，但平城一带仍然避免不了游牧民族的威胁。

于是，推行改革的北魏孝文帝萌生了迁都洛阳的计划。他对宗室大臣拓跋澄说：“国家兴自北土，徒居平城，虽富有四海，文轨未一。此间用武之地，非可文治，移风易俗，信为甚难。崤函帝圣，河洛王里，因兹大举，光宅中原。”

拓跋澄也认同河洛是迁都的理想之地，他对孝文帝说：“伊洛中区，均天下所据。”

但北魏的宗室并非都支持变法与迁都，当时有不少人反对迁都。

北魏孝文帝想到一个实行迁都大计的计策。太和十七年（493年），孝文帝命人在黄河上建造浮桥，并下诏免除南迁路上经过地方的军粮，随后借口南征，率领百官与步骑三十多万从平城出发南下。

行至洛阳，正值夏季，阴雨连绵，道路泥泞，士兵疲困不堪，很多人都不愿意继续南下。群臣聚集到孝文帝的车驾前，请求他停止南伐，孝文帝便下令，全体人员进驻洛阳，以此“定迁都之计”。去洛阳反对派肯定不乐意，但南征路上困难重重，他们更怂，只好随孝文帝到洛阳。

次年，孝文帝正式下诏，迁都洛阳。

至此，孝文帝完成了迁都大计，实现了以河洛为政治中心的战略构想，也为北朝统一黄河流域，以及日后隋朝平定江南奠定了基础。

北魏灭亡后，分裂为东魏与西魏，后又演变为北齐与北周。继承北周的隋朝南下平定陈朝，使天下重归一统。

5

在民族融合的浪潮之中，河洛文化迎来了隋唐繁荣的时期。

西魏之后，关陇集团崛起。作为关陇集团的代表，隋文帝杨坚定都关中，营建大兴城（即隋唐长安城），但他当时已经发现关中地区自然环境恶化，因此对河洛十分倾心。

开皇四年（584年），关中闹饥荒，隋文帝带着后妃、官员和将士等大队人马到洛阳“就食”，一连度过了冬春两季，等到青黄不接的季节过去，才返回关中。

由于关中人多地少，自然灾害频繁，粮食供应多依赖关东的输送，隋文帝有意通过改善漕运来解决这一难题。他命人在蒲州、陕州等地招募壮丁，设黎阳仓、河阳仓等储存粮食，并由建筑大师宇文恺设计，利用渭河开凿水渠，这条水道从长安城东通往潼关，长达三百余里，称为广通渠。

隋文帝在位期间多次东巡，始终没有下决心迁都。这个庞大的工程，由他那个背负骂名的儿子隋炀帝完成。

隋炀帝即位后，有个叫章仇太翼的术士建议他迁都洛阳。章仇太翼利用隋炀帝的迷信心理，上书说：“陛下的本命是木命，而长安所处的雍州在五行中属于金，金克木，对陛下不利，长安不可久居。开皇年间，有童谣说：‘修治洛阳还晋家’。陛下曾经被封为晋王，正好应验。”

史载，隋炀帝“览表怆然，有迁都之意”。

于是，隋炀帝当即巡行洛阳，进行实地考察。他登上洛阳城外的邙山，向南眺望伊阙，感慨道：“这不就是龙门吗，古代的一些朝代为何不建都于此？”一旁的大臣苏威赶紧说：“自古非不知，而是在等陛下。”隋炀帝大喜，“遂议都焉”。

隋炀帝下了一道诏书，宣布营建东京洛阳，声称这是为了继承隋文帝的遗愿，并重申洛阳“天下之中”的地位，所谓“我有隋之始，便欲创兹怀、洛，越暨于今……今可于伊、洛，营建东京”。

大业元年（605年），尚书令、营东京大监杨素和将作大匠、营东都副监宇文恺等大臣奉命营建东京。新的洛阳城从汉魏故城西移十八里，建在东面瀍河、西面涧河的地带，北面为地势雄伟的邙山，洛河从城中横穿而过，河上建有浮桥，称“天津桥”。

整个城区由宫城（紫微城）、皇城（太微城）、外郭城三部分组成，天津桥北通往皇城，桥南通向外郭城的丁鼎门，连通两个门的大街构成城市的中轴线，被称为“天津街”。

隋唐时期，洛阳是与长安齐名的世界级都市，唐人韦述评价河洛地理时说：“川原形胜，自古都邑莫有比也。”

为了这个国家级工程，隋朝的百姓付出惨重的代价，由于施工时间紧急，劳动量巨大，数十万民工有近一半人累死在运输途中（“僵仆而毙者十四五焉”）。

隋炀帝在位时建造的另一项工程——大运河，也与营建洛阳息息相关。河洛，是隋唐大运河的中心。大运河北抵涿郡（今北京市西南），南达余杭（今浙江杭州市），由四段组成，以洛阳为中心，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连在一起。

东京洛阳建成后，于大业五年改称为“东都”，此后，隋炀帝有四年时间带着群臣在洛阳办公，占了其在位时间的三分之一。

但其余时间，隋炀帝更多是沿着大运河巡幸江都（今江苏扬州），或带兵征战外族，他的好大喜功，耗费了隋朝的国运。隋末，饱受盘剥的民众揭竿而起，野心勃勃的军阀起兵造反，而隋炀帝本人最终在他醉生梦死的江南遇弑身亡。

6

洛阳再次陷入战火，但天下之中的河洛，始终吸引着雄主的目光。

唐朝初年，隋炀帝的表侄子唐太宗李世民就多次动议修复洛阳。作为关陇集团的继承者，唐朝建都长安，但李世民曾在唐朝开国的征战中与洛阳结下不解之缘，也十分重视河洛的政治地位。

当初攻下洛阳后，秦王李世民命部下封守洛阳的府库，并让房玄龄搜集洛阳遗留的书籍。看到隋炀帝在东都修筑的奢华宫殿时，李世民感叹道：“逞侈心，穷人欲，无亡得乎！”随后下令焚烧洛阳紫微宫的乾阳殿。

嘴巴说不要，身体还是诚实的。

贞观四年（630年），唐太宗命人重修乾阳殿，以备巡视。大臣张玄素认为此举是重现隋炀帝当年的暴政，因此极力反对。尽管唐太宗阐明他重修洛阳城的理由是“洛阳土中，朝贡道均，朕故修营，意在便于百姓”，但为了避免被戴上昏君的帽子，他还是虚心纳谏，停止动工。

唐太宗恢复洛阳盛景的愿望，后来被他的小老婆兼儿媳妇武则天实现了。

唐高宗、武则天时期，一度将政治中心从关中转移到河洛。

上元二年（675年），唐高宗在巡幸洛阳说：“两都是朕东西之宅也。”唐高宗改洛阳为东都，前后七次巡幸东都，时间长达十一年。在此期间，唐高宗因患病难以处理政事，遂让武后参决朝政，朝臣将帝后称为“二圣”。

永淳二年（683年），唐高宗在洛阳病逝，留下遗诏，欲归葬李唐的大本营关中。

继任的唐中宗为了满足父亲的遗愿，护送其灵柩回到关中安葬。但当时身在洛阳的陈子昂上书谏阻。这篇文采斐然的奏疏说，关中连年遭受灾荒，田园荒芜，丁男承担兵役、徭役，已经无力供应护送灵驾的人马，营建工程浩大的陵寝，而河洛一代地势险峻，风景秀丽，还有唐高宗已去世的儿子李弘的恭陵，在河洛营建高宗陵墓，再合适不过了。

陈子昂的这次上书没有奏效，唐高宗最终还是归葬于关中的乾陵，但唐中宗并没有亲自护送以尽孝心，因为他第一次登极只当了55天皇帝，就被他母后废黜。

之后在位的唐睿宗，也没能掩盖母亲强势的光芒。载初元年（公元690年），武则天正式夺取李唐皇室的政权，定都洛阳，改国号为“周”，史称“武周”。

洛阳，是武则天时期的“神都”。

有学者认为，武则天之所以坚持定都洛阳，是因为她出自关东庶族，不属于关陇集团，也就不需要尊崇长安的地位。

一代女皇将东都改为神都，使洛阳凌驾于长安之上，这也意味着关陇集团的失势。

为了改朝换代，武则天迫切需要在河洛实行新政。

她将佛教的地位确定在李唐的“血亲”宗教道教之上，自己假托弥勒佛转生，代唐为帝，在洛阳修建明堂和天堂。史书记载，明堂有三层，高度约为88米，中有通天柱上下贯通，而天堂更宏伟，一共有五层，中间放置一尊大佛，仅佛像的小指就可并坐数十人，这是中国文献记载中规模最大的单体木构建筑。

她为了提拔关东庶族，安抚天下士子，扩大科举考试规模，广开入仕之门，从而推动庶族新兴阶层进入朝堂，使门阀士族走向没落，这是中国历史上的进步之举。

为了彰显革故鼎新的合法性，武则天登临中岳嵩山封禅，将嵩山南麓的嵩阳县改名为登封县，阳城县改名为告成县，这两个地名沿用至今。

文人传言，武则天贬长安牡丹于洛阳，引发洛阳种植和观赏牡丹的狂热现象，从此有了“洛阳牡丹甲天下”一说。

神都的时代，随着武周的覆灭而成为历史。

武则天去世后，此前已复辟的唐中宗让她同丈夫唐高宗合葬，并取消皇帝的名号，称为“则天大圣皇后”。乾陵的朱雀门外竖立着一块石碑，上面没有镌刻文字，被称为“无字碑”，一如武则天的一生，是非功过，难以评说。

此后的唐朝皇帝虽然仍记挂着河洛地区经济、文化的繁荣，但都有意疏远与洛阳的关系。

有一年，关中灾情严重，山东、江淮的粮食迟迟没有送到。群臣建议唐中宗东迁洛阳，美其名曰“巡幸”，其实就是讨饭吃。唐中宗勃然大怒，说：“岂有逐粮天子邪！”

唐中宗这次发怒，除了对漕运不济感到不满，心中或许还有对洛阳的排斥。

唐玄宗李隆基在位期间，五次巡幸东都，却不胜其烦。李隆基早年在洛阳时，还是一个懵懂的小皇孙，但因为武氏执政，他遭到软禁监视，每天活得战战兢兢，对洛阳可没有什么好回忆。

第五次巡幸洛阳之际，唐玄宗听从京兆尹裴耀卿的建议，改善关中漕运问题，疏浚沿线水道，使江淮漕粮经鸿沟输纳河阴仓，再沿黄河运到洛阳含嘉仓或陕州太原仓，之后经渭河运往关中，从而使关中漕运更加便捷，运送的粮食比唐高宗时增加了十多倍。

唐玄宗从此不再前往洛阳，而是留在关中安逸享乐。他当时重用的宰相是口蜜腹剑的李林甫。天宝三载（744年），唐玄宗得意洋洋地说：“朕不出长安近十年，天下无事，朕欲高居无为，悉以政事委林甫。”

但是，十一年后，渔阳鼙鼓震碎了唐玄宗的盛世美梦，河洛也陷入一片战火之中。

安史之乱成为唐朝盛极而衰的转折点。

当唐朝皇帝最后一次迁都洛阳，帝国已经敲响倒计时的钟声。

唐朝末年，河南军阀朱全忠（朱温）挟持唐昭宗迁都洛阳。

此时，唐昭宗早已是孤家寡人，沿途没有军队护送，只有十几个小宦官追随。到达洛阳不久后，唐昭宗就被朱全忠的部下所弑。朱全忠得知唐昭宗遇害后，假装震惊不已，趴在唐昭宗的灵柩上哭得死去活来，随后另立了一个小皇帝，史称哀帝或昭宣帝。

天祐四年（907年），朱全忠在大梁（今河南开封）接受了唐朝末代皇帝唐哀帝从洛阳发出的禅让诏书。次年，被迫退位的唐哀帝被毒杀，后唐时改谥为“昭宣帝”。

大唐王朝的兴衰存亡，在河洛地区画下了句点。

7

历经五代的政权兴替之后，北宋定都于开封，以洛阳为西京，对唐末以来频繁遭受破坏的河洛城邑进行修缮。北宋时期，河洛人文荟萃，文化昌盛，洛阳作为西京，成为文人集团和失意政客的聚居地。

精通《周易》的邵雍中年隐居伊川，晚年长居洛阳，一生倡内圣外王之道，提出以心为本体、视天道（天地之心）与人性（圣人之心）为一理的“性命之学”，却耕于陇亩，大隐于世，受到世人尊敬。

邵雍晚年病重时，关学的创始人张载来到洛阳看望他，问邵雍：“先生信命乎？载试为先生推之。”

邵雍回答道：“世俗所谓命，某所不知，若天命则知矣。”

张载只好说：“既曰天命，无可言者。”

平生擅长象术之学的邵雍，不相信所谓的命运。他生前为其父亲在洛阳伊水之畔，死后也葬在其父之侧。

邵雍在世时，常与“二程”程颢、程颐论学。

程颢、程颐兄弟长期在洛阳居住、著述和聚徒讲学，他们仕途不顺，退而著书立说，主张行王道，施仁政。他们以“理”为核心，形成了一套思想体系。

程颐说：“凡眼前皆是物，物物皆有理，如火之所以热，水之所以寒。至于君臣父子间皆是理。”

邵雍之子邵伯温问程颐：“孟子言心、性、天，只是一理否？”

程颐回答说：“然。自理言之，谓之天，自禀受言之，谓之性，自存诸人言之，谓之心。”

二程所说的“理”，既存在于自然界，也存在于人类社会，既是指天地万物的自然规律，也是指统治阶级的伦理纲常，具有一定的片面性。

由邵雍、二程等开创的洛学，发祥于西京洛阳，开宋明理学之先河，这是河洛文化对后世的又一深远影响。

来到洛阳的失意文人中，还有北宋名臣司马光，他因为反对王安石变法，从东京开封退到西京洛阳任闲职。

在洛阳期间，司马光与同僚呕心沥血，前前后后历二十年之艰辛，编写卷帙浩繁的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

司马光在洛阳书写这部心血之作，也为河洛的历史烟云感慨万分。他用一句诗道尽河洛王者之里的兴亡成败：“若问古今兴废事，请君只看洛阳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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