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一块弹丸之地，影响中国历史走向

元丰五年（1082）初春，苏东坡从黄州顺江而下，想要拜访隐居蕲州的名士吴德仁。

他与吴德仁彼此倾慕已久，可惜此行还是未能见上一面。不久后，苏东坡给吴德仁去信一封，并以《寄吴德仁兼简陈季常》为题作诗相赠，诗中有几行非常有名：

龙丘居士亦可怜，谈空说有夜不眠。

忽闻河东狮子吼，拄杖落手心茫然。

关于“河东狮吼”有两种解释。一说自号龙丘居士的陈季常是个“妻管严”，有一日宴饮请了歌妓，其妻柳氏心下恼火，杖击墙壁，大声斥骂。另一说是陈季常有一个好友柳真龄精通佛道，随便一语便能使人醍醐灌顶，“狮吼”其实是佛道威严之意。

但不管哪种说法，“河东”代指的均是“柳”这个姓氏。

中国地理喜欢以山川河流命名，河东最初指的就是黄河以东。秦朝设河东郡，也就是今天的山西运城、临汾一带。秦以后，“河东”代表的地方忽大忽小，到唐朝，河东道甚至包括了整个山西省。但人们习称已久的河东，还是在晋南一带。

从魏晋南北朝至唐宋的几百年间，物是人非，斗转星移，而由河东出场的柳氏家族如同一棵屹立不倒的大树，坚韧挺拔。那个时代，一个姓便能够代表一个家族无上的荣耀和累世的繁华，吸引着无数人攀附在这棵大树之下。只要是柳姓人家，哪怕自家的籍贯并不在河东，也必然把自己的祖辈往河东上靠，这就是所谓的“郡望”。

费孝通先生认为，氏族郡望不过是“血缘的空间投影”。而河东之地如同上帝的宠儿一般，足足有三个冠冕大族：闻喜裴氏、解县柳氏、汾阴薛氏。

历史如同在此地转折的黄河，与河东之地相遇，翻涌起细密的浪花，世代簪缨的大族也只不过是其中一朵。

01

秦以前，虽无河东之名，却有河东之地。

大约距今约8000年前，地球出现了高温期，黄河中游地区的环境变得更加适宜人类生存，人类早期社会形成的各方部落开始向关中、豫西及晋南这片号称中原的地区迁徙。《史记·五帝纪》有“万国”之谓，点燃文明之火的先祖们出现了——炎帝、黄帝、共工、蚩尤、少昊、太昊、颛顼、帝喾……紧接着，战争出现了——炎帝战黄帝、黄帝战蚩尤、共工战颛顼。联合也出现了，比如炎帝与黄帝的结盟。这些战争与联合，揭开了我国走向统一的漫长征程的序幕。

作为舞台中心区域的河东之地便集中了华夏先祖的活动轨迹，女娲、黄帝、蚩尤、尧、舜、禹等都在这里留下丰富的神话传说。

《左传》载：“惟彼陶唐，帅彼天堂，有此冀方。”陶唐便指的是尧。唐代的孔颖达曾解释道：“尧治平阳，舜治蒲坂，禹治安邑，三都相去各二百里，俱在冀州，统天下四方。”今人谭其骧考证，平阳即今山西临汾，蒲坂在今山西永济县西，安邑在今山西夏县西北。全都在晋南一带。

在晋南建都自有其必然性。以平阳所在的临汾盆地为例，周围的山地以及天堑黄河形成一道天然屏障，便于防守。太行山、中条山等山地间贯通着许多河谷通道，高差不大，便于出击。如此攻守相宜的特点，十分符合部落战争的需要。

当时受全球气候的影响，山西南部温暖湿润，既无西边的冷酷，又无东边的水患，农业相当发达。加上盆地四周储存了大量的煤、盐等矿产，可谓是最适宜人类生存的环境。

从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再到商周以前，晋南发现大量的文化遗存。在中条山南麓，考古工作者发现了闻名于世的西侯度文化遗址，根据被火烧过的兽骨推测，西侯度人在180万年前便开始用火，比“北京人”早了130万年。考古工作者还在山西襄汾发现了陶寺遗址，巨大的城址、代表着特权的礼器、工艺精湛的彩绘蟠龙纹陶盘都指向一个发达的王都。很多学者认为这可能就是尧都。

可见，从石器时代开始，河东就是重要的文化中心。正如考古学家苏秉琦所说，晋南这块地方是中华民族的“直根”。

晋南历代的地方志都宣称自己是尧舜禹的故土。自明万历十九年始修《临汾县志》，至民国二十二年，共七次修志，一共有十二篇序文，其中有八篇直言临纷是尧舜禹旧都。与此同时，这些上古帝王也在临汾的尧庙、河津的禹凿龙门、蒲州的舜都遗迹等处彰显“踪迹”，河东的山川、祠庙、古迹都有关于他们的历史印记。

本土的风俗也有着上古的印记。《诗传》曰：“唐地土瘠民贫，勤检质朴，忧深思远，有尧之遗风焉。”一直以来，这里的百姓继承着“陶唐遗风”，以谨守规矩、知礼节俭著称。由于地狭人稠，所以百姓们力事农桑，不追求华丽，风气近于儒家想象中尧舜禹的黄金时代。

历史的本质是集体记忆。历代生活在晋南的百姓都真切地铭记、祭祀上古帝王，以获得地方的认同，对他们来说，这就是历史。

02

随着部落联盟时代的落幕，王朝在华夏大地崛起，战争也变得愈发暴力和凶残。河东之地很快以其表里山河，擅金汤之固而著称于世。

春秋后期，晋国从汾浍流域的百里之地发展为北方首屈一指的大邦，绵延二千余里，跨有太行山脉两侧。三家分晋时，赵多得其北，韩获其南，魏则占有其中部地域。

当时魏国定都安邑，盘踞河东之地，自视为晋国霸业的继承者。河东的水道旱路四通八达，境内的汾、涑、浍水均可航行舟船，沟通秦晋两地。魏都安邑处在几条道路交汇的中心，北过晋阳可直达代北，东逾王屋山便进入华北平原，南经豫西走廊东出崤函就是洛阳，西可抵达关中平原。便利的交通条件，不仅使魏国商旅荟萃、贸易发达，而且便于调遣军队，有利于向各个方向运动兵力。

魏文侯在位期间，任用吴起、李悝、西门豹等人变法图强，取得卓著成效。在对外战争中，先后向秦、中山、齐以及中原地带发起主动进攻，取得赫赫战果，直至“逢泽之会”，魏惠王率诸侯朝天子，登上了霸主的宝座。

可惜的是，魏国有两个致命的缺陷。其一，河东之地尽管农业发达，但是人口也相当稠密，人地矛盾突出。李悝在魏推行“尽地力之教”，就是企图利用有限的耕地资源，提倡精耕细作，来克服人地之间的矛盾。其二，分散隔离，四面皆敌，如河内、上郡等地，孤悬于河东本土之外，有山川相阻，且遭到强邻的威胁。

因此，魏国的解决办法是：往中原扩张，成为像秦国、楚国这样的千里泱泱大国。

随着秦国的崛起，河东之地屡屡受到威胁。公元前408年吴起伐秦获胜后，魏国便在河西采取守势，放任秦国发展，主力尽调往东方，把中原当作经略天下的重点。

后来，魏国还将都城迁至大梁（今开封）。这一举动有利有弊，虽然大梁所在的河南富庶安定，有利于中原的开拓，但却是无险可守的四战之地。此时的中原，就像是放了毒药的甜品，一旦品尝到它的香甜，便受到诸多强邻围攻，而无法摆脱困境。公元前341年马陵之战，魏惨败于齐，十万大军被歼，统帅太子申、庞涓阵亡。次年又遭到秦国的打击，丧师失地。魏之局势从此江河日下，再未能恢复往日的伟绩。

如果魏国能够在迁都大梁之前，以全力伐秦，占据关中之地。此时，关中和河东相连，再向中原扩张，或许形势会有利得多。

但真实的历史是反过来的。对秦而言，想要东进，第一要务就是夺取河东。公元前286年，秦派遣司马错攻魏河西地，魏献出安邑。秦从此据有河东，为后世的统一埋下了伏笔。

这便解释了历史上一个奇怪的现象：河东之地明明属于三晋，在秦汉以后却常常划归到长安所在的畿辅区域，受到中原政权的倚重。后世曹操与马超的潼关之战，刘曜击长安、俘虏晋愍帝，北周与北齐的对峙，李克用攻破关中等事件，均可看出河东作为战略之地的重要性。

03

秦国占据河东之地后，曾两次大规模将秦人迁往河东。当时的秦国，经过商鞅变法，民风大变，人皆崇尚武力、服从法令、不善儒术，而魏国故地又刚好是法家之策源地。因此，以“先王之教”闻名的河东之地很快就变成一个尚武、尚法的地区。

到了西汉，河东为朝廷输送大量人才，要么是征战沙场的武将，要么是用刑用法的酷吏。

将《史记》和《汉书》做一个梳理，记载详细的河东人物大致有：周亚夫、卫子夫、卫青、霍去病、曹襄、张隆、张次公、李文、胡建、尹翁归、周阳由、义纵、咸宣、霍光、闳孺、暴胜之、田延年等。

周亚夫、曹襄乃功臣（周勃、曹参）之后，都从事武职；卫青、霍去病、张次公是抗匈名将；而郅都、胡建、尹翁归、周阳由、义纵、咸宣、闳孺、暴胜之都是法吏。《史记·酷吏列传》中共记录11人，其中4人来自河东。

与法吏武将的井喷相对的是儒学的惨淡。其时，河东地区没有产出一本有名的著作，只有一名五经博士，文化影响力几乎为零。作为当时经济发达的腹地，思想贫瘠至此，简直不可思议。

汉武帝以来新出现的军功世家，莫过于卫、霍氏家族。汉初，曹参以军功大臣封于河东平阳，号称平阳侯，自此以后平阳侯的爵位世袭而不绝。武帝时，曹襄是曹参的曾孙，卫青和霍去病皆与后继的平阳侯家有很大关系：卫青父郑季为河东平阳人，以县吏的身份帮平阳侯家做事；郑季与公主的婢女卫媪私通，生卫青，卫青长大后，又为平阳侯家的骑奴，侍奉平阳主。而霍去病的出身经历几乎就是卫青的“翻版”。也不知是曹氏家族善骑射的传统影响了河东风习，还是河东尚武的精神影响了曹氏家族，当然，最大的可能是两者皆有。

武帝之后，全国兴起学儒的热潮，但是河东之地似乎不太感冒。霍去病的同父异母弟弟霍光成为汉昭帝的辅政大臣后，依旧任用酷吏。霍光死后，全族被灭，班固评价霍光“不学无术”“暗于大理”，正是贬斥他不遵儒学。

然而，文学兴盛的趋势已不可阻挡，河东人才也不得不向儒学靠拢。霍光在废立昌邑王之时，就曾在《尚书》中找到依据，于是愈发看重经术之士。

到了东汉，儒学已经不单纯是一种学问，而是一种新的特权。一个地方大族，如果只是拥有强大的宗族基础，雄厚的财力和武装，那它只能算作“豪族”。儒学的意义就是让豪族拥有一段向上攀爬的阶梯，而不是非要在沙场拼杀才能进入中央。因此，河东步入文学的轨道，也是历史的必然。

东汉明帝、章帝时，选拔有经学背景的人担任河东地方官员已成惯例。这种社会生态对河东本土人士的文化形象也产生了影响。西汉时期，河东地区没有官至三公高位者，东汉中期，却有两个河东人位至三公，一是平阳人梁鲔，另一个是解县的王卓。

此时河东的儒学大师依然寥寥无几，但是豪族的种子被文学之水浇灌已久，也该到了收获硕果的时候。

04

如文章开头所述，魏晋至隋唐的河东存在三个享誉天下的大族：闻喜裴氏、解县柳氏、汾阴薛氏。不过，这三大家族并非一时俱起。

汉末之际，裴氏家族异军突起，裴潜仕魏，官至尚书令，成为裴家第一个宰相。南北朝时期，天下大乱，裴氏家族不得不作出选择，一支徙于燕地，一支徙于凉州，一支留在故土。

进入隋唐，裴氏更盛。李渊父子在太原起兵之时，便得到了裴寂的助力，后来当了皇帝的李渊对裴寂说：“使我至此者，公也。”李唐一代，裴氏任宰相者多达17人，往下的节度使、将军、尚书等重要职位更是数不胜数。藩镇割据时代，裴氏更是出了一个裴度，力挽狂澜于既倒，受封于晋国公，可比于郭子仪。

柳氏则源于一个古老的姓氏——姬姓，其先祖便是著名的柳下惠。南北朝之前，柳氏声名不显。西晋灭亡后，柳氏一支迁至汝颖，一支迁至襄阳。值得注意的是，一开始柳氏以勇武起家，然后为了融入南方的门阀圈子，主动由武入文。在壁垒森严的门阀社会，柳氏既有高门士族的文化素质，又有次等士族的骁勇善战，这是他们崛起的关键。

与裴氏相同，柳氏在唐朝达到极盛，各支的才俊都出将入相。文化上更是出了柳宗元、柳公权这样名垂千古的人物。

与前两个家族不同，薛氏并非世居河东的土著，而是在三国后期魏灭蜀之后才迁至晋南的。由于薛氏本来是蜀人，文化程度并不太高。不过，在河东儒风的影响下，通过仕宦和学术化，薛氏的西祖一支在北魏完成了逆袭，与河东传统的两大高门裴氏、柳氏同列定为“郡姓”。

薛氏还有南祖一支，并没有完成士族化，局限在军事方面。不过还是出了薛仁贵这样骁勇善战的名将。

河东三姓崛起的轨迹有相似之处。三个与中央政权若即若离的地方豪强，通过军功进入政权，再通过文学化和学术化，跻身统治阶级的上层，从而由地方性、军事性的宗族变成转向全国性、政治性的士族。

但三姓崛起的时间有所不同，这足以证明一点：时代只是搭了一个舞台，如何登台，怎样维持长盛不衰的局面，倚靠的还是大族内在的力量。

另外，河东三姓比起南朝的门阀士族来说，多了一份质朴、尚武的精神。他们并没有因为身居高位就自居清流，放弃了弓马技能，成为政治的装饰品。受儒学影响最久的裴氏，也不乏将门人才，像裴度、裴行俭都是文韬武略的儒将。

历史学者指出，在中国的中古时期，“惟有以血缘为基础的家族是当时社会力量的中坚”，不同地域的世家大族陆续登上了政治历史的舞台，成为“中国中古社会上一股最有力量的社会势力”。

河东之地便是最能体现这一特点的地区。在这片极富有黄河农耕文明的地方，“家庭本位”的观念极其深厚。裴、薛、柳三姓各有不同房支，也都有过多次的迁徙，可谓是开枝散叶至全国，到了唐代，河东三姓已经不再是河东的三个大族。但，籍贯可以改变，郡望却从未改变。

唐末以来，经济重心南移，科举制完善，名门大族失去活跃的土壤，长盛不衰的河东三姓最终还是相继迎来了暮日。此时，在河东生息的家族，需要找到一个新的舞台。

05

时间来到了明朝初期。为抵御北方侵犯，朱元璋设立九边重镇，军需开支浩大，政府财政不堪重负。这时，山西省行省参政杨宪提出“开中法”，各地客商可自行运送粮草到驻军所在地，每上缴一石粮食得“盐引”一张。

新的舞台出现了。

河东之地便有一个历史悠久的盐矿——运城盐池。在远古时代，这里的盐池就给人们提供食盐，春秋时期鲁国人猗顿来此地贩运食盐，成为一方大贾。元代在盐池附近建立运城，此后河东的政治中心移到了运城。

得天独厚的优势使山西成为响应“开中法”最积极的地区之一。他们将晋南地区的粮食运往九镇，换取盐引，再将运城盐池生产的盐贩卖到全国各地。如此庞大的生意，需要值得信赖的人，这样的人要么是亲戚，要么是同乡。在这种情况下，商业和宗族很快结合在一起，晋商正式形成。

河东的蒲州兴起了几个盐商大族，比如后来的明朝内阁首辅张四维的家族。张四维的父辈通过开中法运送军需，借此发家，成为地方上颇具实力的大族。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张家还和另一个蒲州盐商王家联姻，由此形成了区域垄断。

可是，在中国的传统社会，商业并不能支撑一个家族继续往上爬，他们需要经营科举的事业，以获得权力来保持繁荣。于是乎，盐商们十分注重子弟的科举功名，哪怕行商在外，也要购买典籍寄回老家供子弟阅读。

后来，张四维和他的舅父——王崇古都考上了功名，走上仕途。像他们这种出身于商人家族的士人，依托家族的雄厚财力，往往能够取得科场与官场的成功，再通过商人独有的狡猾与人广泛结交进入权力中心。进入中央之后，他们便可以通过手中的权力，反哺蒲州本地的科举。据统计，嘉靖、隆庆、万历年间，蒲州包括张家、王家在内的三大家族的进士总共有22人，占这一时期蒲州进士总数的二分之一。借由权力之手，他们便从商业家族变成了科举家族。

嘉靖二十五年（1546），俺答称汗，遣使议和，屡遭朝廷拒绝。四年之后，俺答率兵犯大同、蓟镇，劫掠而去，史称“庚戌之变”，其后亦不断骚扰明朝边境。隆庆四年（1570）九月，俺答的孙子把汉那吉与俺答产生矛盾，于是带着亲信南逃至大同，叩关请降。当时边使认为把汉那吉无足轻重，不宜留下。但时任宣大总督的王崇古坚持留之，认为此奇货可居。他冒着身家性命尽丧的风险上书朝廷，请求朝廷用与俺答封贡互市的方法减少北地的威胁。然而，廷臣哗然，多以为不可。

第二年，隆庆五年（1571），王崇古再次向朝廷上疏，建议封贡互市。明穆宗诏令群臣廷议，朝臣分为两派，斗争激烈。王崇古的外甥张四维充当了高拱与王崇古之间的联络人，积极劝说高拱，推进议和之事。之后，议和之事受到高拱、张居正的强力支持，最终成事。

封贡及互市，结束了明蒙近二百年的敌对状态，往后数十年，明朝北部几乎没有爆发大规模战争。

经“隆庆和议”，张四维因与张居正的关系得以进入明廷权力的核心层。同时，身为反对派的兵部、户部尚书一个郁郁而终，一个引咎辞职，取而代之的是山西籍官员杨博、王国光。由此，兵、户、吏三部尚书皆为山西籍官员。张四维于万历初入阁，礼部尚书马自强出自陕西官商家族，与张四维结“秦晋之好”，晋籍官员占据了张居正内阁班底的半壁江山。

回望历史，河东三姓曾通过武力和文学保持长盛不衰，而此时，河东的家族再一次找到了新时代的出路——商业和科举。

随着权势转移，这些蒲州官商家族逐渐没落。此后，晋南又兴起了几个商业家族，比如清朝的皇商介休范氏，经由权力攫取了巨大的财富，但最终还是被抄了家。

还是应了那句话，“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没有什么是永垂不朽的。

自西汉来，家族虽然和河东这片土地紧紧纠缠在一起，但似乎也只是漫长历史的一个注脚。先民的遗迹埋藏于地下，尧庙的香火飘荡在地上，家族的谱牒记录着传承和衰落，古代温暖湿润的气候造就的植被与土壤似乎消失了，唯有黄河依然在这里，可是现在的我们，究竟是在河东，还是河西呢？

在我们自己成为历史之前，恐怕永远不会知道答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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