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骚扰往事

晚清外交家薛福成（1838-1894），曾经将他从同治四年（1865）至光绪十七年（1891）的所见所闻，写成了《庸庵笔记》，里面记载了有关性骚扰的两宗事。

一个男子在路边尿尿，刚好一个女子路过，不料这男子不仅不回避，还一边尿，一边淫笑，用手指着自己的小鸡鸡要给人家看。

女子被吓到了，嚎啕大哭。回家后，竟然上吊死了。

按照大清律令，凡是调戏妇女、企图诱奸，以致妇女自杀的，要判处“绞监候”。于是，男子被捕，案子被送到了刑部。

在当时，大多数官员都认为该男子虽然可恶，但并没有进行手足勾引和语言调戏，因此只是拟了个“缓决”。

但是，刑部有个官员却坚持认为，这厮“调戏虽无言语，勾引甚于手足”，于是拟为“情实”。

最终，这个在今天看来，或许只是一个性骚扰案例的男子，被判处了死刑。

在薛福成的记录中，晚清时期，还有一个更离奇的案例。

有一个私塾先生，上课时尿急，于是便到户外一个偏僻的地方小解，无意中一抬头，竟然发现对面有一个少女在窗外眺望。

这位先生不禁对着少女笑了一笑，那女孩子马上脸色大变，随即关了窗。

貌似没事了。

没过多久，外面就吵嚷开了，说是对面有个少女上吊身亡。这私塾先生一听，吓了一跳，说了声：“哎呀，今天错了。”

刚好他的学生中，有一个学生就是这位少女的弟弟。学生跑回家一看，见姐姐莫名其妙上吊自杀，便将老师的怪异言语说了出来。少女的父母听说后觉得很是可疑，立马报官，于是乎，私塾先生被抓。

最终，同样也是以“绞监候”罪名，被拟为“情实”被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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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起来，上面两个男人真是倒霉透了。

但是了解古往今来，有关性骚扰的案例后，你就会明白，在清代由于这种事被杀，其实有着偶然之外的必然。

性骚扰自古就有，汉代的乐府民歌《陌上桑》中，实际上记载的就是一个官员“使君”，想要调戏、骚扰女子罗敷的故事：

使君从南来，五马立踟蹰。

使君遣吏往，问是谁家姝？

秦氏有好女，自名为罗敷。

罗敷年几何？

二十尚不足，十五颇有余。

使君谢罗敷：宁可共载不？

这使君本来好色轻薄，没想到被罗敷一通奚落，自讨了个没趣，只得悻悻而去。但《陌上桑》的流传，反映了汉代达官贵人对民间女子的调戏、性骚扰并不罕见。

如果说这个使君还算识趣，那么，唐朝开国皇帝李渊的儿子，洪州（今南昌）刺史、滕王李元婴，可就不仅仅是性骚扰，而是公然的诱奸乃至逼奸了。

根据唐人张鷟所撰《朝野佥载》的记载，李元婴好色，经常以王妃的名义，召唤属下官员的妻子进入王府，加以奸污。

李元婴手下有个典签官叫崔简，他的妻子郑氏刚到洪州，就被李元婴差人以王妃的名义召唤入府。郑氏已听说滕王的手段，但无奈只能前往。

果然，一到王府，李元婴就开始动手动脚。

哪知道这郑氏也是个厉害角色，脱下一只鞋子便将李元婴一顿暴打，用手抓得李元婴满脸是血，还大声嚷嚷说：“滕王哪会干这事，你这家伙一定是猖狂的家奴！”

打架声音太激烈，王妃闻声而来，郑氏才得以离开王府。

李元婴吃了这番亏，又不好对外说，于是有十多天不敢出门视事。

倒是郑氏的老公崔简被吓得半死，要去向李元婴请罪。李元婴实在不好说啥，外头这事又传得沸沸扬扬，只得作罢了。

好色之徒反被利用的事例，在正史中也很常见，俗称“美人计”。

《宋史》记载，北宋的名将种世衡镇守西北时，当地的羌人中，有一个叫慕恩的酋长所属的部落最为强悍。为此，种世衡请来慕恩一起夜饮，并派出一个美女姬妾在一边服侍。

酒席进行到后面，种世衡假装有事离开，然后却偷偷在墙壁缝隙中窥探。

慕恩喝了酒，就开始调戏起种世衡的美妾。就在这个时候，种世衡突然闯入，慕恩吓了个半死。要知道，这可是在北宋大将的营房中，调戏人家的小老婆。于是慕恩“惭惧请罪”。

没想到，种世衡却大笑起来，说，“兄弟你要是喜欢，这位美女就送给你啦！”

慕恩因祸得福，从此便对种世衡忠心耿耿。在种世衡驻守的地域，哪个部落敢反叛，只要差遣慕恩前往讨伐，攻无不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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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而言，在唐代以前，性骚扰基本还属于无法可治的状态。但到了元代，法律终于上马惩治了。

在元代，东汉《陌上桑》中使君的行为，可是犯了性骚扰或猥亵部属罪，这是官吏独有的罪名。元律明确规定，“诸职官因谑部民妻， 致其夫弃妻者， 杖六十七， 罢职，降二等杂职叙”。

元仁宗延祐五年（1318），武进县（今江苏常州）一个蒙古官员就因为“将部民妻阿五扯捽戏谑，决六十七，罢现役，降二等杂职内叙用”。

由于调戏手下人的妻子，这名蒙古官员不仅被重杖殴打67棍，而且被罢免现役官职，降职二等，只在“杂职”内叙用。可以说，这是古代反性骚扰的难得的进步。

而像唐朝李元婴的行为，如果在元代也犯了一种罪——求奸罪。

求奸罪，也是针对官吏的独有罪名。元律规定，如果官员用言语、动作等挑逗求奸， 即使未成也构成犯罪：“诸职官求奸未成者， 笞五十七，解见任，杂职叙。”

《元典章》记载:，元仁宗延祐元年（1314 年） ， 江西瑞昌县达鲁花赤屯屯求娶民妾，对方不从，乃“扯定求奸”，被拒。事情发生后，达鲁花赤屯屯被判决“甚失牧民之体”，遭重殴57杖，并免官罢职。

元代针对性骚扰的重罪，在明代也得到了继承。

明朝初年，天下甫定，朱元璋用酷刑来安定社会。明代《大诰》规定，如果在公共场所骚扰女子，手脚不检点的，将被断手斩脚。

当时南京城中就有一个案例，一个公子哥当众调戏民间妇女，被报官后，有司判处罚款了事。不料朱元璋大怒，直接判定将这个浪子斩断双手，以儆效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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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乱世之中，性骚扰往往难以得到惩处。

民国时期，工厂中的许多女性包身工，经常受到性骚扰，乃至性侵害。

美国学者埃米莉·洪尼格在关于民国上海棉纱厂女工的研究中，就发现女工经常被骚扰乃至强奸。

一位被访问的纱厂女工说，工头曾经多次强奸她，而这种事情在民国时期的上海纱厂中非常普遍，有些女工由于拒绝工头的性骚扰和性要求，经常遭受打骂：“如果女工屈从工头的要求，就可以得到好活、轻活；如果不从，就会得到重活、脏活，还会丢掉工作。”

女性被性骚扰乃至性侵害，本来应该引起公众的同情，但实际上，一旦事情暴露，反而对女性更加不利。

美国汉学家贺萧就曾在针对1900-1949年天津女工的研究中发现，女工经常遭受性骚扰和性侵犯。这种骚扰和侵害，不仅来自工头，而且在上下班路上，同厂的男工也经常骚扰她们。此外，女工如果在工作中犯错、偷窃乃至请病假，都时常被工头要挟进行性侵犯。

因此，民国时期的上海、天津一带的女工，普遍存在嫁人难的问题。即使结了婚，也常常被婆家人看不起，当时民间就有俗语说：“好男不当兵，好女不做工。”

度过民国的动荡，针对性骚扰，重典重新出现。

1979年，新中国首部《刑法》中，专门设立了“流氓罪”：“聚众斗殴，寻衅滋事，侮辱妇女或者进行其他流氓活动，破坏公共秩序，情节恶劣的，处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流氓集团的首要分子，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

1983年严打期间，当时的著名影星迟志强由于经常跟大家一起跳舞（当时流行跳贴面舞），跟女粉丝搂搂抱抱，被以“流氓罪”判处四年有期徒刑。

在出狱后接受媒体采访中，迟志强提到，当时与他一起被关进监狱的囚犯中，“一个偷看女厕所，判了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另一个，强行搂抱了一个女青年，叫猥亵，判了4年。”

1987年出狱后，迟志强的《铁窗泪》唱遍了大江南北：

铁门啊铁窗啊铁锁链

手扶着铁窗我望外边

外边的生活是多么美好啊

何日重返我的家园

条条锁链锁住了我

不要只是悔和恨

洗心革面重做人

1997年，《刑法》修订，将原来的“流氓罪”取消，分解成了强制猥亵侮辱妇女罪、猥亵儿童罪、聚众淫乱罪、聚众斗殴罪、寻衅滋事罪等罪。

但如今，针对职场上性骚扰乃至性侵害的问题，依然任重道远。

参考文献：

[元]脱脱：《宋史》，中华书局，1977年

李银河：《性学入门》，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4年

(荷兰)高罗佩：《中国古代房内考》，商务印书馆，2007年

(美)埃米莉·洪尼格：《姐妹们与陌生人：上海棉纱厂女工，1919-1949》，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