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为朱元璋的谋士后,刘基开始替“未来的天子”规划发展蓝图。
刘基指出,要想统一天下,必须先翦灭江南各路诸侯,稳定好大后方,才可北上灭元。他特别强调,元朝内部虽然乱成一锅粥,但此时的朱元璋还不是元军的对手。不过,元朝官军各怀鬼胎,朝廷难以集中兵力南下围剿群雄。而江南群雄都有兼并同盟、谋夺天下的雄心,方今之计,唯有先拿实力最强的陈友谅开刀,再趁机吞下张士诚、方国珍的地盘,我方才有机会称霸江南,与北方的元军对抗。
此番谋划不无道理。就在孛罗帖木儿兵犯大都之际,他的对手兼同僚、元末大将察罕帖木儿刚刚大败刘福通部下的红巾军。
察罕帖木儿是武侠小说《倚天屠龙记》中赵敏的父亲察罕特穆尔的原型人物。他是成吉思汗座下名将木华黎的后裔,因祖上囤军河南,所以自小出生在颖州(今安徽阜阳),且有一个汉族名字叫李廷瑞。
李廷瑞虽为贵族,但此前除了中过元朝的进士外,毫无官职。眼见祖宗基业即将毁于元顺帝这个“庸君”之手,他在老家拉起一支民兵部队,义务加入元朝剿匪军事行动中。
当时,在颍州地界上,刘福通率领的红巾军闹得正欢,这支部队也是天下红巾军的核心部队。靠着反元斗士的努力,刘福通曾兵发三路北伐,将三十万元军精锐斩落马下。同时,他利用红巾军悍不畏死的勇气,占据中原,光复赵宋故都汴梁,拥世侄韩林儿为小明王,建立龙凤政权,并指导北方红巾军在对抗元军的过程中相继收复了东自山东,西至甘肃,北达辽阳,南至江淮、荆楚、巴蜀等广阔地盘。
可是,这样的猛人对抗李廷瑞的民兵,战绩如何呢?
史书记载,刘福通几乎未逢胜绩。在李廷瑞的逼迫下,他不仅丢失了汴梁,更在随后的战役中相继丢失甘肃、辽阳、山东等地,麾下的红巾军更是被打得一蹶不振。
所以,慑于李廷瑞的军威,朱元璋在汴梁失守后,立即派人与其通好。
在朱元璋连派两拨使者前往拜谢元军“不杀之恩”后,李廷瑞才终于接受了朱元璋议和的条件。他将朱元璋所部情况如实汇报给元廷,并向元廷提议招安朱元璋,授其以“行省平章事”。
李廷瑞的奏议得到元顺帝的认可。为了尽快分化江南群雄的势力,元顺帝命户部尚书张昶、郎中马合谋与奏差张琏等人带着玺书及各种赏赐,找到了一边交好朱元璋、一边讨好元朝的江南枭雄方国珍,希望他作为两方沟通的“使者”,代表元朝前去收复应天等处失地。
然而,“好事”多磨,方国珍接旨出发,李廷瑞就率兵攻打益都。由于行军匆忙,竟忘了放归朱元璋派出的使者。更要命的是,在围困益都的过程中,李廷瑞遭设计刺杀,战死沙场。
一连串的变故,让本来就无投降之意的朱元璋更坚定了自己的想法。他对左右亲信称,察罕帖木儿“徒以书来而不返我使者,其情伪可见”。
就这样,方国珍两度派人来劝朱元璋奉诏,都被朱元璋以各种理由婉拒了。
朱元璋此刻虽然势单力薄,却从未放弃扩张势力的想法。既然暂时惹不起元军,又没能力全面吞并陈友谅,那就先完成“广积粮”的策略构想,再谋出路。
朱元璋开始在自己的地盘上对百姓征收各种赋税。但与元朝政府及其他江南群雄相比,他的税法显然要明晰且宽松许多。他规定,凡其属地农税率只“十征其一”,剩下部分归农民所有。在工商业税方面,他订盐法并置局设官,规定税率为1/20。凡所收之税全充军用。另外,属地内商人贩茶必须要有官府发给的经营许可,且每次进货前须先缴纳,以每百斤茶叶收钱二百计算。为了加深地区百姓的归属感,他还特别下令设宝源铸币局,专门铸造其属地内流通的货币“大中通宝钱”,以4文为一钱,400钱为一贯,4贯为一两。“大中通宝钱”在流通过程中可与元朝通行的“至元钞”“至正通宝”进行兑换,产生的盈余货币价值则全由百姓享有。
朱元璋的税收政策一出,使其所部在浙东一带享有广泛民望。不过,“广积粮”策略也不是任由属地百姓自由发展。考虑到田地耕力以及经济影响的情况,朱元璋提倡百姓优先种植桑、棉、麻等一系列经济作物,并规定凡“田五亩至十亩者,栽桑麻木棉各半亩,十亩以上者倍之。麻亩征八两,木棉亩四两。栽桑以四年起科。不种桑,出绢一匹。不种麻及木棉,出麻布、棉布各一匹”。总之,不管百姓最后种什么,税不能少交,不能饿着朱元璋麾下的红巾军弟兄。
朱元璋暗暗内修实力,倒是让隔壁已经称帝的陈友谅愈发躁动。
陈友谅知道朱元璋有一统天下之心,两雄相争,免不了一战。早在称帝之前,他就死盯着朱元璋。篡位称帝之后,他就忙不迭地利用新君的权威,号召盘踞吴地的张士诚起兵反朱。
张士诚不是傻子,他以“十八条扁担起义”,聚拢了一批如《水浒传》作者施耐庵、《三国演义》作者罗贯中在内的能人异士。造反前,张士诚以贩私盐为业,起义后又占据了江南最富庶的常熟、平江两个重镇,因此在江南诸侯中一向以“巨富”著称。陈友谅发迹后,江南地区的百姓将两人编在一起传唱:“友谅最桀,士诚最富。”
正因为太富有了,张士诚自占据东南膏腴之地起,每天想的最多的是怎样继续割据一方垄断财赋。对争夺天下一事,他的兴趣反而不大。于是,看到陈友谅与朱元璋展开地盘争夺战,张士诚选择坐山观虎斗。
挟新君之威,陈友谅部队先出九江,打算迅速占领池州。朱元璋似乎早有预判,陈部还未到池州,半道上就被徐达俘虏了三千多人。
秉着“杀降不祥”的原则,徐达本不想置这三千多人于死地。但,徐达的副手、大将常遇春是个急性子,不等徐达把前线战况汇报给朱元璋,就私自下令将这三千多人通通杀了。
常遇春的莽撞,彻底激化了陈、朱之间矛盾。
陈友谅恼羞成怒,集结三十万大军朝朱元璋的老巢应天杀来。陈友谅自小便以打渔为生,指挥水军作战,是他多年以来最为擅长的。当陈部绕开池州,朝应天在长江上的“桥头堡”太平(今安徽当涂)而来时,“淮西二十四将”之一的花云只能率部死死抵抗。经过陈友谅水军连续三日的猛攻,太平陷落,花云和朱元璋的养子朱文逊等文臣武将通通战死。太平城沦为人间地狱。
朱元璋脸上不免罩起一片乌云。尽管他与陈友谅之间势必会有一战,但战争来得如此之快,还是让他始料未及。
关于双雄争霸之事,刘基却早有想法:陈友谅之所以能在三天内拿下临江的太平城,不就是依靠他手里最引以为傲的水军吗?何不避其锋芒,以我们的优势打他们的劣势?
刘基随即向朱元璋举荐了一个人:康茂才。康茂才是陈友谅的老朋友,从前曾招兵买马效力过元朝,后因多次为朱元璋所败,才选择归降朱元璋。这个人选无疑是陈、朱争霸的“破局”关键。
为了骗取陈友谅的信任,康茂才在朱元璋的授意下给陈友谅写了封信,说自己愿意投诚陈友谅,请其率兵前来接应,两人里应外合,直接将“朱秃驴”灭了。
陈友谅对康茂才的信深信不疑。他不听部将劝阻,率着大部队朝朱元璋预先布置好的“口袋阵”进发,结果在龙湾(今江苏南京城郊)遭到了朱元璋所部的全力打击。陈友谅大败,只能在少数部将的护送下,乘小舟逃离战场。趁陈部战败之际,朱元璋又夺回太平与安庆,并让胡大海拿下了信州。
龙湾大战不仅沉重打击了陈友谅的嚣张气焰,还扫除了朱元璋进军江西、湖广,从而称霸东南的障碍。
陈友谅吃了大亏,自然不愿就此消停。
至正二十三年(1363),趁张士诚所部围困小明王,朱元璋前往“救驾”之际,陈友谅再率大军攻打洪都(今江西南昌)。洪都东面就是鄱阳湖,所以陈友谅这次以楼船为主力,打算一举夺下洪都,挫败朱元璋军威。
值此危急时刻,朱元璋一边令侄子朱文正等人死守洪都一个月,一边组织部队研究对付陈友谅大军的方案。当时,双方兵力悬殊,陈友谅大军有60万人,而朱元璋拼拼凑凑也只能筹到20万部队。更要命的是,朱元璋的20万部队只有小舢板可用,跟陈友谅的水上装备相去甚远。
但朱元璋清楚,洪都之战如果输了,自己将完全失去争夺天下的资本。因此,在部队集结完毕后,他便打算孤注一掷,率军进入鄱阳湖,介入陈友谅的攻伐战中。
还是刘基制止了他。
刘基说,陈友谅之所以不趁虚发兵应天,是怕上次龙湾战败的教训。而攻打洪都不一样,洪都之于九江进可攻,退可守。我军不可一味陷入战争,应分派人手把守泾江口以及鄱阳湖西面,断其增援与退路,方为上策。
战场形势果然如刘基所料,当两军对阵鄱阳湖时,朱元璋军队的小舢板来去自如,陈友谅的大楼船却腾挪不便。鏖战数日后,陈友谅令楼船全力压制朱元璋。不料,战场刮起了逆风,朱元璋的士兵纷纷搭起火箭,朝陈友谅的楼船射去。风助火势,楼船臃肿掉转不灵的问题一下子暴露出来。原本占据战场先机的陈友谅,瞬间失去最佳进攻机会,全军陷入混乱当中。
陈友谅军队且战且走,当他从船中伸出头来指挥作战时,却被一支暗箭贯穿脑袋,当场毙命。
一代枭雄落幕,朱元璋命人作了篇《祭陈友谅文》,想通过文字的感染力来收服陈友谅残部。但陈友谅的部将张定边忠肝义胆,带着陈友谅的次子陈理,趁夜色冲出了包围圈,沿长江逆流而上,死守武昌城。陈汉政权终究还是“存活”了下来。不过,陈友谅已死,朱元璋赢了。
鄱阳湖之战结束后不久,至正二十四年(1364),朱元璋在应天自称吴王,设百官司属。但,诡异的是,出力颇大的刘基并不是朱元璋认可的丞相人选——在天下形势愈加明朗的时候,刘基似乎变得越来越默默无闻了。
朱元璋称王后,立即兵发武昌,迫降陈理,紧接着发布檄文声讨张士诚。张士诚这才如梦初醒。因长期奉行享乐主义,张士诚大军普遍没什么战斗力。朱元璋决定以劝降为手段,逼迫张士诚放下武器,和平解决争端。但张士诚内心始终不服朱元璋,遂断然拒绝投降,死守平江。最终,在朱元璋大军的攻势下,张士诚弹尽粮绝,率军与朱部展开巷战,失败被俘。
徐达多次派张士诚的旧将李伯升、潘元绍等人去劝降张士诚,但张士诚到底也是乱世枭雄,趁人不备,自缢而死。
由于张士诚占据江浙时,对当地的文人雅士颇为敬重,因此,他的自杀在东南文人群体中留下了深刻的记忆。若干年后,苏州知府魏观修请“吴中四杰”之一的高启为自己的府衙题写一块碑。这个府衙正是当年张士诚的宫殿遗址,高启当即写下“龙蟠虎踞”四个大字,但这四个字触动了朱元璋敏感的神经。他借口高启为张士诚招魂,将之腰斩。可见,张士诚在东南一带的影响力与号召力。
接连平灭陈理与张士诚后,朱元璋改写历史的气魄更为宏大了。因为,他的面前只剩下一个对手:元顺帝。
南方群雄竞起,元朝宫廷却一片混乱。
此前,孛罗帖木儿兵发大都,从未上过战场的太子爱猷识理答腊根本不是其对手,将一切军政要务委托给东宫太子詹事不兰奚,随后便只身从大都皇宫直奔古北口。太子出逃,东宫部队群龙无首,只能举手投降。
孛罗大军解除东宫的武装后,便全数聚集在大都城外。
由于大都已经许久未出现过围城之困,孛罗大军的到来加重了都城军民的惶恐。元顺帝没有办法,只能亲自出面收拾残局。他先是下诏逮捕搠思监和朴不花,将二人交给孛罗帖木儿处置,再加封孛罗帖木儿为太保,并颁下罪己诏承认自己以往执政的过失。
本来事情发展到这里就该结束了的,可事后的元顺帝却觉得自己被冒犯了。他越想越愤怒,当即变脸收回对孛罗帖木儿的一切封赏,并召回太子,打算号召全国元军讨伐孛罗帖木儿。
这时,李廷瑞的养子王保保已在河南地区收拢了义父的部队,并宣誓效忠元朝太子。因此,当孛罗帖木儿二度进伐大都时,王保保兵分两路,一边攻打孛罗帖木儿的老巢山西大同,一边组织部队前往大都救驾。
一场恶战过后,久经沙场的孛罗帖木儿二度杀入大都。
在生死面前,面子一文不值,元顺帝又一次推翻了自己的政令,尊孛罗帖木儿为丞相。孛罗帖木儿入宫后,让人把奇皇后关起来,并准备废掉爱猷识理答腊,另立伯颜忽都的儿子孛儿只斤·雪山为太子。但未得到元顺帝的同意。
为了调解孛罗帖木儿与太子、王保保之间的矛盾,元顺帝做起了“中间人”,他对外下诏宣称:“孛罗帖木儿、扩廓帖木儿(王保保)俱朕股肱,视同心膂,自今各弃宿忿,弼成大勋。”太子爱猷识理答腊却不吃这一套,接到父皇的圣旨后,他立即要求以王保保为帅,大军克日集结,限其收复大都。
王保保大军来势凶猛,孛罗帖木儿却纵情享乐,甚至将“咸猪手”伸向了元顺帝的后宫之中。为了保命,奇皇后也转变态度,命宫人给孛罗丞相进献美女。就这样,祸国殃民的奇皇后竟然躲过一劫,逃出生天。
放跑奇皇后注定是孛罗帖木儿一生中最错误的一个决定。
奇皇后回宫后,将孛罗帖木儿的丑态汇报给元顺帝,并与之定下了刺杀孛罗帖木儿的计划。至正二十五年(1365)七月,孛罗帖木儿在外出打猎途中,遭元顺帝事先安排的杀手刺杀身亡。
孛罗帖木儿已死,元朝总该集中兵力南下平乱了吧?然而并没有。不是元顺帝没这个打算,而是接下来又开启了新一轮宫廷内斗。
本来王保保拥皇太子进京,辅佐元顺帝,元朝的内斗就应该告一段落了。可在返京路上,奇皇后和皇太子又打起了“小九九”:既然王保保选择效忠皇太子,那就应该好人做到底,将昏君元顺帝推翻,拥立太子称帝。
奇皇后疯狂的想法,被王保保以“调军回营”委婉拒绝。
返京面见元顺帝后,奇皇后故技重施,向皇帝大进谗言,称王保保的飞扬跋扈不亚于孛罗帖木儿。脑子从来没好使过的元顺帝闻言大怒,下旨免除了王保保的兵权,又令关中诸将对王保保发起进攻。
此时是至正二十八年(1368),也是大明洪武元年。
朱元璋已经取得南方的绝对统治权。他不满于“吴王”的称号,打算以一个更清明、开明、光明的视角去引领天下,诠释他的统治力。所以,新年一过,正月初四,他就在应天称帝,改国号大明。
北方依旧混乱,朱元璋打算以武力促成南北和平统一。出兵之前,他特地立下“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立纲陈纪,救济斯民”的十六字纲领,号召中原百姓奋起反元。在反元洪流的冲击下,乱哄哄的大元帝国终于感受到了生死存亡的紧迫感。就在王保保效仿孛罗帖木儿筹谋逼宫之际,元顺帝认了怂,下诏恢复王保保本兼各职,求其率军抵御已渡黄河的明军。
但元顺帝的出尔反尔,显然激怒了王保保军中诸将。他们认为替这样的昏君卖命不值得,建议王保保驻军云中,静观两军作战。忠诚的王保保最终驳斥了这种意见,下令全军急速增援大都。
可笑的是,王保保全力以赴,元顺帝夫妇却早已没了斗志,明军还没到,他们就卷起铺盖,北逃上都(今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正蓝旗)。
两日后,明军拿下大都,蒙古人在中原的统治寿终正寝,中国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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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新红:《朱元璋的税收思想探析》,《财政监督》,2019年第10期
弗朗西斯·培根·汤因比,这位英国历史学家,以其深厚的学识和独特的理论视角,对历史学产生了深远影响。他的理论贡献,尤其是他对历史观的革新和对人类文明的理解,为我们理解过去、现在和未来提供了新的视角。 汤因比的历史观,强调了历史的动态性和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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