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九月初四,一代雄主哭了!
作为清朝最雄才大略的君主,康熙皇帝以往从未在人前哭泣。这次导致他在人前崩溃的原因,除了幼子十八阿哥胤祄的骤逝外,主要是因为皇太子、二阿哥胤礽在弟弟去世后所表现出来的冷漠无情,让其心痛、心寒。
也正是在这一天,老皇帝痛心疾首地做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废太子!
胤礽本是大富大贵之命,刚满一岁时就成为大清唯一被公开册立的皇储。到如今,已是第34个年头。但康熙突然做出这个震惊朝野的决定,天下哗然。
在之后临时召开的诸王大臣训示大会上,人们似乎能找到胤礽被废的真正原因。
据康熙哭述,他自己巡视地方从未敢扰民,而胤礽倒好,随巡塞外多日,不仅纵容下属恣意扰民,还敢遣使截留外藩进贡,破坏会盟。更重要的是,从索额图倒台之日起,胤礽便一直图谋着给他这个外叔公翻案复仇。
另据大阿哥等奏,在大伙巡视塞外期间,胤礽曾多次派人阴谋接近大帐,窥视康熙的一举一动,令老皇帝心感不安,生命安全难以得到保障。
康熙最后总结道:“似此之人,岂可付以祖宗弘业!”
决定宣读完毕后,55岁的康熙仆倒在地,涕泣不止。而在一旁听训的众臣及废太子,除了边哭泣边恭请圣安外,束手无策。
康熙四十七年九月十六日,康熙回到北京。同日,太子正式被废。
虽然废了太子,看起来于国有利,但对康熙而言,打击却是巨大的。
依照满族旧制,皇帝生前不立储君。就连康熙登基,也都是在顺治帝病重时,由孝庄太后一手促成的。胤礽襁褓成太子,可见其在康熙心中的地位。
太子童年时,正值“三藩之乱”,康熙却始终能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悉心照料他的起居。
为了让太子茁壮成长,从胤礽6岁那年开始,康熙就为他延请了多位当世大儒,如张英、熊赐履、李光地等为太子师,教其四书五经。
除熟读经史子集外,满人擅长的弓弩骑射也是胤礽日常修习的主要科目。
那时,由于新航路的开辟,西方传教士多打着“学术传教”的幌子来华。每逢遇到这样的外事活动,康熙总会让太子参与接见,在外国人面前展露这位大清皇太子的储君涵养与风度。
经过康熙多年的悉心培养,才20岁出头的胤礽便文武双全,代父监国,获得满朝文武的一致盛赞。
如今,废了太子,意味着大清国的政治招牌丢了,政权后继无人。
古往今来,为了争得金銮殿上的宝座,兄弟阋墙屡见不鲜。废了胤礽,谁堪举这万里锦绣河山?康熙心里难受,一时半会也没有答案。
要怪,他只能怪自己太能生了。除了被废的胤礽,这个时候,康熙至少还有12个成年皇子。其中,胤禔、胤祉、胤禩、胤禟、胤䄉、胤禵等,都曾明确展示出对储君之位虎视眈眈。
这边二阿哥刚倒台,大阿哥胤禔就忙了起来。
康熙委托胤禔负责看管被废的弟弟。不过,自从胤礽到了胤禔手里,他就无时不刻不想这个弟弟赶紧死。
毕竟,按照中原王朝“立嫡立长”的立储规矩,身为康熙庶长子的胤禔也是有机会搏一搏的。
可能是察觉到大阿哥的这股苗头,康熙在废太子时便言明:“直郡王胤禔秉性躁急,愚顽,岂可立为皇太子?”
眼看自己夺储无望,胤禔干脆豁出去,向康熙举荐一人:八阿哥胤禩。
他给出的理由是:“胤礽所行卑污,失人心。术士张明德尝相胤禩必大贵。”
很明显,胤禔是故意说出这句话,名为举荐,实为揭发。他知道康熙最忌讳阿哥们相互保举,找人算命这种事更是大忌。因此他认为,越是举荐八弟,就越有希望将他一向看不顺眼的八弟拉下马。
听闻这个建议,康熙并没有当即表露出任何的不悦。他还想看看这个愚笨的皇长子背后到底还有什么策划?
果不其然,胤禔本着自己的“孝心”,大声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今欲诛胤礽,不必出自皇父之手。”
言尽于此,康熙差点没背过气去。
他没想到,这群皇子平日里兄友弟恭的,原来全都是在朕面前演戏,内心却龌龊到一个个巴不得对方赶紧去死。
现在,为了一个储君之位,居然都开始图谋不轨了,真不知道他们的心是不是肉长的?
眼看事态严重,康熙干脆将所有皇子都叫到乾清宫,当面申斥:“朕已有旨,诸阿哥中如有钻营谋为太子者,即国之贼,法断不容。”
为了让众阿哥足够警醒,康熙专门将“争储典型”胤禔、胤禩提溜出来单独教育。
不料,拔出萝卜带出泥。
就在康熙准备重办八阿哥胤禩时,一向与胤禩素有深交的胤禟、胤禵赶紧跪下向康熙求情。
两兄弟统一说辞:“八阿哥无此心,臣等愿保之。”
胤禟、胤禵的话无异于烈火烹油,故而话一脱口,康熙第一反应就是“拔剑欲杀之”,幸亏五阿哥胤祺死死抱住父亲乃止。
皇子们这么不省心,已让康熙怒火攻心,但这只是他身为一国之君需要面对的无数困境之一。此时,就连一向自诩天下太平的康熙盛世,亦乱象频发。
康熙四十七年,一向令清朝统治者坐卧不安的“朱三太子”又出来闹事了。
所谓“朱三太子”,即清廷和民间对明朝崇祯皇帝第三个皇子的别称。
据《明史》记载,崇祯皇帝一共有7个儿子:长子朱慈烺、次子怀隐王朱慈烜、第三子定王朱慈炯、第四子永王朱慈炤、第五子悼灵王朱慈焕、第六子悼怀王朱慈灿以及第七子。
虽然在不同史料中,关于这几兄弟具体的排行和名字有不同的说法。但无一例外的,都表明了当李自成攻破北京时,崇祯身边仅剩包括太子朱慈烺在内的三人。
据传,当初李自成大军即将破宫之际,崇祯皇帝曾将三人召进宫,让他们换上平民百姓的衣服混入民间,并一再叮嘱:“万一你们有幸活下来,一定不要忘记光复大明社稷,替朕报仇!”
之后,在多年的兵荒马乱间,这三位行踪成谜的皇子,一度犹如清朝统治者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人人谈之色变。
不过,这次清廷成功抓捕“朱三太子”实属意外。
事件的源头,依旧是一场打着“反清复明”旗号的民间暴动。
那时,江浙一带旱灾频发。灾荒之年,吃不饱饭的人们只能铤而走险,上街抢劫以果腹。这是传统王朝难以破解的天灾动乱定律。
在给江宁织造曹寅和苏州织造李煦的奏折批复中,康熙一再强调:“江浙少雨,唯恐盗案又多些。”
不料,康熙的批复刚到,苏州府属太仓州和浙江四明山同时冒出了一股打着“朱三太子”旗号暴动的盗贼。
他们一律头裹红巾,手持印着“大明天德皇帝”字样的圣旨,挨家挨户搜刮粮食,抢劫官库。
对于这名困扰了清朝半个多世纪,最终却不得不落草为寇的“朱三太子”,康熙也是哭笑不得。
可事关大清帝国的社会和谐,身为一代明君的他,不敢稍加松懈。
于是,在康熙的密令下,江浙、山东一带开始搜捕“朱三太子”有关人等。
最终,调查人员从抓获的四明山匪首张念一口中,得到了“朱三太子”的下落。顺藤摸瓜,有司很快在山东找到了一个名叫张用观的私塾先生。
经审讯,张用观交待,他曾用名王士元,真实身份是大明皇子朱慈焕,其父为崇祯皇帝。不过,他不是坊间传闻的“朱三太子”,他在兄弟当中排行老四,要算,也是“朱四太子”。
看到地方官递上京的奏折,康熙认为此事非同小可。他亲自督命户部侍郎穆旦为钦差,赴苏浙全权查办此事。
在穆旦的逼问下,王士元才和盘托出了他的身世之谜。
据王士元交待,当年城破,他与兄弟们相继落入李自成之手。后来遭逢战乱,兄弟离散。他被李自成手下一个姓毛的将领带到河南,过起了隐姓埋名的日子。
而后由于清军入关对起义军查捕甚严,年幼的他被迫流落民间,被凤阳一王姓乡绅认出。此人在前朝曾任过谏官,认得他,便将其带回家乡好生供养。为了行事方便,他遂认了这位王老爷为父,改名王士元,苟活于世。
过了些年,他经朋友介绍到山东大户张岱霖家做私塾先生,遂改名张用观。
不过,王士元始终坚称自己早无非分之想,他只想老老实实当一个平头百姓,耕读传家。
鉴于王士元的“老实交代”,穆旦等人颇感棘手,便请旨康熙圣裁。
一个“朱三太子”折磨了顺治、康熙两代皇帝,如今真相大白。虽其年老体虚早已不具备造反之力,可当王士元是崇祯皇子的消息传入康熙帝的耳中时,老皇帝仍不免打了个寒颤。
作为被历史记载为圣君的他,当下批示办差众人:“朱某虽无谋反之事,未尝无谋反之心,应拟大辟,以息乱阶。”
康熙明白,“朱三太子”的真假,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老百姓心中对清廷的强烈不满。
清军入关之后,并未全然改变过去的生活模式。特别是江浙一带,以多铎为首的军功集团,仍以战争的形式,在推翻南明小朝廷的同时,将屠刀伸向了普通平民,酿成“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的战争悲剧。
但事已至此,除了适当的施恩挽回,也必须加以重典,软硬兼施,方能震慑天下。
就这样,75岁的朱慈焕被凌迟处死,他的儿孙也被杀。整个家族遭遇了灭顶之灾,无一幸存。
自那之后,“朱三太子”谋反活动曾沉寂了一段时间。可造成社会动乱的江浙旱灾却没有得到缓解,伴随着形势愈演愈烈,安徽、浙江、福建等地先后爆发了聚众抢米风潮。
即便远在京畿,抢米、盗窃等事件仍时有发生,严重危害社会治安。
但康熙一时半会也无心收拾,废太子事件内耗了他太多的时间和精力。
在他的心中,胤礽的行为变化,当是有特殊的病症困扰。
为此,康熙试探性地召问大臣,该如何妥善安排废太子胤礽日后的生活。
或许是出于明哲保身,众大臣除了李光地曾进言“废太子病,当徐徐调治,天下之福”外,余皆一语不发。
无奈,康熙只能借助天人感应的力量,将复立太子的愿望寄托在已故的发妻和祖母身上。
据他后来回忆,胤礽被废当天以及后来銮驾回京,无一例外都遭遇了异常的天象。
而太子被废后数日,他还屡次梦见已故的赫舍里皇后和祖母孝庄太后。在梦中,这两位亲人都提及胤礽被废当属冤案,望皇帝明察。
总之,按照康熙的说法,太子被废实已导致人神共愤,天理不容。
对于皇帝的这层心思,众皇子、大臣皆心有领悟。
为迎合皇阿玛心意,其他未被卷入胤禔、胤禩夺嫡党争的皇子纷纷站出来,转述了胤礽被废后的心声:“皇父若说我万般不是,样样都有。只弑逆之事,我实无此心!”
胤礽情真意切地低头认错,再度刺痛了康熙已脆弱不堪的内心。
纵使废太子有万般不是,在此刻的康熙看来,似乎都远比胤禔、胤禩那份不念骨肉亲情、阴谋篡夺帝位的狼子野心要柔和不少。
然而,天子终究一言九鼎。废太子之言,正是康熙自己在极端愤怒的情况下脱口而出。若要收回成命,还得有合适的理由。
聪明的三阿哥胤祉一眼便看出了康熙内心的欲言又止,趁着康熙有意扳倒大阿哥胤禔,他特地告诉自己的皇阿玛:“蒙古喇嘛巴汉格隆为胤禔厌胜废太子!”
按照他的说法,大阿哥为了谋夺储君之位,都学会了用镇魇之术以扰乱二阿哥的心神。
尽管胤祉的做法,事后曾遭康熙训斥,但他的“仗义执言”实际上为康熙复立太子提供了最好的借口。
既然已证实胤礽并非无德之人,那么复立太子之事,就应及早提上日程。
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三月初十,康熙帝以“虽被镇魇,已渐痊可”为托词,将在咸安宫喝了四个月西北风的胤礽再次扶上太子之位,并昭告天下。
同时,为了缓和诸皇子在此次夺嫡事件上或多或少的内部矛盾,康熙将其他已成年皇子一一封了爵。甚至连曾经找人看相、谋夺皇位的胤禩也赶上了这波封爵潮,一洗囚徒之旅的风尘。
康熙开始反思,从前太子与诸皇子间产生矛盾的点,可能源于他们之间地位的悬殊。
如今,太子犯错废而复立,实力大受削减,诸成年皇子又在夺嫡事件后封爵加身,似乎太子与诸皇子皆处于相近的起跑线上,宗室内部的矛盾该可缓和了。
可惜,康熙始终不敢面对,太子被废,实际上正是他与胤礽间的君储矛盾所导致的。
正如胤礽复立后曾对左右说:“古今天下岂有四十岁太子乎?”
不算这次复立,胤礽在这个太子位上已待了三十六年。打从他记事之日起,身边便簇拥着一大批唯太子之命是从的人。但在帝制时代,太子终究不过是一个名称好听的“帝国花瓶”。
特别是当他遇上一个高度集权的明君,“花瓶”碎裂之时,便指日可待。
可笑的是,身为太子,他若想顺利继承皇位,除了需要得到当权皇帝的宠信外,还得伺机培植自己的势力。
事实上,胤礽可能也意识到这一点。
复立之后,九门提督托合齐、刑部尚书齐世武、兵部尚书耿额、都统鄂缮等私自结成“太子党”,胤礽也未多加阻拦。
这一下,却直接触碰到了康熙的“红线”。
所谓国有一主,大权所在,不容旁假他人,康熙自然无法容忍底下人结党营私。即便那是他的亲儿子,曾令他痛心万分的太子胤礽。
另一方面,给太子撑腰的大臣们均是当时的实权人物。九门提督托合齐,其首要职责就是全力护卫北京四九城治安,相当于今天的首都卫戍区司令。刑部尚书、兵部尚书等,一个掌管国家法律,一个负责调度管理全国军队。虽然他们执行命令,都需要来自皇帝的授权,但若太子有谋逆之心,就这区区几人,已足够让康熙“驾崩”得神不知鬼不觉。
想到这一层,一向视皇权为生命的康熙,不得不提前采取保命行为。
康熙四十八年十一月,安郡王玛尔浑薨。他是宗室名将安和亲王岳乐之子,在岳乐死后承袭了家族的爵位。
玛尔浑死后,康熙为照顾宗室老人,特地加恩赏给玛尔浑较高规格的治丧典礼,并在治丧期间颁布了“禁酒令”。
岂料,诏令刚下,托合齐的弟弟景熙就跑到皇帝那儿,告发哥哥托合齐在国丧期间聚众饮酒,并策划保奏太子即位。
国丧期间饮酒虽有违国法,但令康熙胆战心惊的,恐怕当属会饮之中的谋划。
景熙未曾参与此事,却将其描述得绘声绘色,不禁令人存疑。
尽管事后康熙曾召托合齐、齐世武等人当面对质,但众人的供词也只是为了让皇帝更好地定罪“太子党”一伙结党营私。
“托合齐会饮案”就此板上钉钉,连带的,就是胤礽再度颤颤巍巍地从储君的宝座上滚入凡尘。
两次废黜太子,难免给康熙的身心造成严重的损伤。但看着手中的皇权,他似乎比以往更加满意这样的结果。
也就在此时,康熙终于开始面对和反思自己这数十年来在君储问题上的反反复复。
不久后,他向大臣们传达了永不再立太子的理念。
经过这次反思,康熙已愈发明晰了当前朝中君权与储君之权矛盾的根源。就像他所说的,“汉唐以来,太子幼冲,尚保无事;若太子年长,其左右宵小结党营私,很少有能无事者”。
康熙知道,胤礽太子的存在,就是一面象征性的旗帜。这就像一直困扰着大清王朝发展的“朱三太子”,即便他已无谋反之力,更无谋反之心,但只要他还在,就给了怀有不臣之心的人们足够的借口。
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年近花甲的康熙终于做了一回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好事——宣布实行“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的人口政策。
根据这一普惠性政策,以康熙五十年全国的人口为基准,往后新生的人口都无需再额外缴纳多余的人头税。
针对各地此时频发的抢米潮,康熙认为,这大概是因为清初没有合理地处理人与土地的关系所引发的。
直到康熙年间,官方普遍沿用明朝万历年间的鱼鳞册去丈量当时的土地,并搭配以“一条鞭法”严格执行赋税制度。
万历年间实施的“一条鞭法”主张将人与土地紧密结合,采取“人头税”与“土地税”双轨并行的征收政策。实行之初,确实也大幅度降低了无地农民的负担。可伴随明末清初战乱导致的人口锐减,“一条鞭法”的实施基础已被毁坏殆尽。
若官方依旧沿用旧时制度,则势必会导致在册农民的负担加重,也势必导致越来越多的现丁变成逃丁,最终走上横行劫夺乃至“击毙朝臣”发动叛乱的绝路。
这种结果,显然是一向标榜爱民如子的康熙所不愿看到的。
为了让天下百姓更相信朝廷的诚意,康熙继续健全平寀赈灾以及普免钱粮政策。
据统计,自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朝廷实行普免钱粮开始,三年时间里,康熙颁旨总共轮流蠲免了19个省区全年地丁银及历年拖欠赋税合计3206万余两,其总额大抵相当于康熙年间某一完全执政年份的全国总收入。
康熙扶贫,力度可见一斑。
当然,康熙也很清楚,如此做法,仅仅只是治标而不治本。
为了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他在皇宫西苑(今中南海)附近开辟试验田,植桑养稻,并成功培育出生长周期短、适合北方地区耕种的“御稻米”。
御稻米的成功研发,令晚年的康熙一度精神振奋。趁热打铁,他特地下诏,将御稻推广至大江南北的同时,发展双季稻生产。与此同时,为了进一步降低蝗虫等自然虫害,他还专门提出了一系列治蝗、灭蝗的措施,并鼓励各地百姓踊跃参与。
尽管实施双季稻劳作并非康熙首创,但在他的改革和指引下,古代南方粳、糯异种连作的种植模式被打破。取而代之的,则是真正消减蝗灾后的水稻双季连作大丰收。
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十一月十三日,执政时间超一个甲子的康熙帝驾崩于畅春园,享年69岁。
根据史料记载,康熙驾崩后,一度侍奉于其榻前的九门提督隆科多,手捧遗诏,口称“皇四子胤禛人品贵重,深肖朕躬,必能克承大统,着即继朕登基,即皇帝位”。
四阿哥胤禛闻诏,迅速赶到畅春园,三拜九叩,并遵康熙遗命,灵前即位。
然而,这一事关大清国运发展的权力交接,其历史书写是在雍正即位后展开的。因此,迄今为止仍有不少历史学家相信,康熙之死与雍正脱离不了干系。
不过,康熙的猝然离世,大概率并非某位皇子的蓄意而为。
史料记载,自从胤礽首次被废后,康熙就进入了疾病缠身的阶段。先是“心神恍惚,身体虚惫”,再就是“动转非人扶掖步履难行”。到了康熙五十五年后,这种病症更为明显,不仅“膀子觉有微痛”,到后来更发展成“左手连背都不大好使”,“心跳过速”“手颤头摇”“观瞻不雅”更是常有的事。
从中可看出,康熙或许早有诸如冠心病等心脑血管疾病。
法国传教士白晋在自己的著作中提及,康熙驾崩前后七日,多发高烧、打寒颤,并发身体疾病。看上去似乎康熙早已久病弥留,根本无需胤禛等人再做手脚。
康熙耗费大半生的接班人计划,终归化作历史的谜团;而破解历史的谜团,唯一的方法是新制度的产生。
正如每项革新均需付出生命的代价一样,雍正即位后,并没有轻易放过他的那群政敌。在彻底消弭康熙末年夺嫡诸皇子的影响后,一项名为“秘密立储”的制度终于建立起来。
此后百余年,大清宗庙太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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