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盘真正的大棋：唐朝消亡史

中和四年（884），身在成都的唐僖宗收到了一件来自徐州的礼物。

三个匣子，里面装的全是人头。

几十天前，黄巢兵败，逃入狼虎谷，在已经投降唐廷的昔日战友尚让所部的追击之下，陷入绝境。此时，黄巢的外甥林言砍下了黄巢的人头，可能是为了降唐求官，也可能是受黄巢嘱托为其了断。唐军得到黄巢首级后，林言、尚让的利用价值没有了，他们的脑袋便被借来凑数邀功。

于是乎，三颗人头辗转数千里来到了唐僖宗的面前。这些首级估计已经腐烂了，真假难辨。不过，无论这里面的人头是真是假，黄巢都必须死了，只有这样，这场席卷全国的动荡才能画上一个句号。

随着黄巢的人头来到成都的，还有他生前的姬妾。

唐僖宗质问她们：“汝曹皆勋贵子女，世受国恩，何为从贼？”

为首的一名女子讥讽道：“狂贼凶逆，国家以百万之众，失守宗祧，播迁巴蜀；今陛下以不能拒贼责一女子，置公卿将帅于何地乎！”

兴许是被戳到了痛处，唐僖宗不再多言，下令将这些姬妾当街斩杀。行刑当天，百姓争相给这些可怜人酒以送行，独独为首的那个女子不饮不泣，神色肃穆，无言地等待着屠刀落下。

历史并不遥远，一百三十年前的剧本再度上演，唐朝的皇帝丢掉了长安，逃至蜀地，不同的是，这一次没有杨贵妃可以当替罪羊了。为此，进士韦庄作了一首《立春日作》：“九重天子去蒙尘，御柳无情依旧春。如今不关妃妾事，始知辜负马嵬人。”

756年，安史之乱的大火烧至长安，唐玄宗仓皇出逃，藩镇割据的时代拉开大幕。885年，黄巢之乱平息，在西川度过惊魂的四年后，唐僖宗开启了回归长安的旅途：好不容易拼凑完整的帝国，又遭到一次毁灭性的打击，长安城是否还能重现往日巍峨的景象呢？

文臣的惆怅

在唐僖宗准备重返长安之际，宰相郑畋却高兴不起来。

大宦官田令孜和凤翔节度使李昌言联合向皇帝进言，说郑畋的坏话，要皇帝卸了他的职。一个是奸佞的宦官，一个跋扈的武夫，文人最讨厌的两种人如今勾结在一起，而郑畋没有任何还手之力。

他心里明白，黄巢之乱虽然结束了，但旧有的某些秩序已经崩溃了。文人本该如同众星拱月一般，匡扶王室，成为唐帝国的支柱。可是，这天下已经不是文人的天下，甚至都可能不是皇帝的天下了。

一切都是从安史之乱开始的。帝国被迫将地方的控制权交给节度使，他们截留财税，主导官员任免，还拥有自己招募的职业军队。为了对付不听话的藩镇，唐廷不得不设立新的藩镇用来抗衡；为了对付这群职业军人，唐廷不得不放弃兵农合一的府兵制，而建立起职业化、世袭的军人集团。那么何者为听话的藩镇？何者为朝廷的军队？便只能仰仗节度使的忠诚了。

会打仗却不知礼义的武人永远不值得信任。因此，随着唐廷权势的恢复，大部分藩镇都安稳下来，越来越多的文臣出任节度使。即便百年来叛乱不止，但在875年黄巢起义爆发之时，依然有近一半的文臣在藩帅任上。

有一句古话叫“儒者不知兵”。在读书人的幻想中，他们是发号施令的猎人，军人则是听话的猎犬。他们天真地认为，只要学会兵法便会打仗。可是战争不只是打打杀杀，还有人情世故。不亲临战阵，就无法与士兵建立人际网络；不建立人际网络，就无法培养出听话的猎犬。

就拿文人心中“出将入相”的典范裴度来说，在淮西之役中，他的作用更多是给武将施加压力，以及赶走乱指挥的宦官。等到821年河朔三镇复叛，裴度再次督军讨伐，终因诸将不配合而徒劳无功。

在所有人都意识到培养私兵的重要性的时候，唯独文人依旧高高在上，视而不见。黄巢起义直接打破文人的幻想，各地文臣出身的节度使或是被杀，或是狼狈逃亡，只能被动接受藩镇一个个被武人所占据的事实。

广明元年（880），长安被黄巢攻破，身为凤翔节度使的郑畋迎来了黄巢派出的劝降使者。他虽有心抗贼，帐下各位将领却各怀鬼胎。在他被气晕厥的时候，底下的人已经接受了降表。幸好郑畋还算有魄力，在人心未定之际，他立马咬破手指，写下血书召集众将，然后与众将士歃血为盟，修缮城池，准备战斗。此外，他拿出钱财招揽还在关中的中央禁军，一时间，军心大振。

趁着这个势头，郑畋决定向天下发布檄文，共讨黄巢。这一举动的确引起了各藩镇对自己所处位置的思考，各路纷纷发兵勤王，收复了长安。

郑畋的挣扎很能反映文人真实的处境。他几乎已经竭尽所能：攻心计、纵横术、收买人心……一番操作下来，只能算是勉强稳定了西北的藩镇。黄巢很快又杀了回来，关中的局势并没有好转。

郑畋没有自己的班底，所有的军事行动主要由凤翔行军司马李昌言来完成，从而导致后者野心变大。最后，李昌言煽动士卒作乱，袭击了凤翔府城。郑畋不愿部下自相残杀，便将兵权交给李昌言，当日离城西去，直奔成都。而唐廷只能承认既成事实，允许李昌言占据凤翔节度使之位。

所以，郑畋并不意外李昌言选择在唐廷回师长安的时候出手中伤于他。郑畋向唐僖宗称病请辞，接着说道：“陛下回京必经凤翔，沿途供应，全都要靠李昌言来保障。臣若以宰相随驾，必然会让他心怀不安，还是免去臣的宰相之职吧。”在大势面前，人就像立在山岳前一棵孤零零的小草，感受着无力与绝望。

黄巢起义之后，与其说是节度使侵夺了唐廷的权力，不如说是唐朝必须依赖这些跋扈的节度使才能生存下去。于是，唐僖宗答应了郑畋留在成都养病的请求。

不掌私兵的文臣藩帅被驱逐出了历史的舞台，这片江山，已经是职业军人的天下了。

宦官的心思

相比起文人的败退，宦官深知军队必须紧握在手的道理。

中唐以来，宦官掌控了唐朝的中央禁军——神策军，并借此挑战士人的权威，甚至干预皇帝的废立。黄巢攻入关中之时，神策军驻守潼关。不过，此时的神策军已被腐蚀干净，大多是走后门进来的纨绔之辈，看见凶恶的流民，连武器都拿不稳。为了保住小命，他们只能雇佣贫农代替出征，这样一支军队还有什么战斗力？潼关很快不保，唐僖宗被迫出逃蜀地。

但是，宦官之中还是有善于统兵之人，比如常年在藩镇担任监军的杨复光。

如果说郑畋之功是使唐朝获得喘息的机会，那么，挽狂澜于既倒的人便是杨复光。黄巢之乱时，他利用监军的身份和唐廷尚有的号召力，取得了当时中原最具战斗力的一支军队——忠武军的控制权，并在正面对决中击败了黄巢的大将朱温。

拥有军队，才拥有话语权，才能与藩镇合作而不成为他们的附庸。杨复光凭借战绩诱降了朱温，又靠着与沙陀部落的友谊征召了李克用。一方面折损了黄巢的军力，另一方面引进了强力的外援。史载：“诸军皆畏贼，莫敢进。及克用军至，贼惮之曰‘鸦军至矣，当避其锋’。”沙陀骑兵所向披靡，打得黄巢军节节败退，最后收复了长安。可以说，唐朝能够击败黄巢，杨复光居功至伟。

中和三年（883）七月，杨复光病死河中，没能亲眼看到黄巢的末路。不过，他给后来的宦官留下了非常丰富的遗产：一支强大的忠武军，还有一条新的思路——既然神策军基本已经废了，不如直接向藩镇渗透，获得军权。

遗产的继承人之一是杨复光的弟弟杨复恭。忠武军中有非常多杨复光的养子，这些握有实权的将军自然站在杨复恭这边。

遗产的另一个继承人则是杨氏兄弟的死对头——田令孜。相比于“世为权家”的杨氏兄弟，田令孜一开始只是一个小小的马坊使，靠着唐僖宗的信任，才跃升为宦官集团的领袖。一个是新起的暴发户，一个是盘踞政坛百余年的宦官世家，两者之间的冲突不可避免。

杨复光去世后，田令孜立即抓住机会反击。他先将杨复恭贬为飞龙使，接着又去挖杨家的墙角，将忠武军的王建、韩建等人收为养子。最后，田令孜重建了神策军。

两方的军备竞赛在某种程度上壮大了唐廷的力量。唐僖宗回到长安之后，宦官们扶持自己人出任藩帅，可以称其为“宦官系武人”。这些人与宦官的关系往往非常亲密，或为宦官之养子，或与宦官有真正的血缘关系，或者早年与宦官共同生活过很长时间。他们利用宦官的权势稳固自己的势力，然后掌握军队声援朝中的宦官。

这是一个三赢的局面：宦官得到藩帅的军事支持，藩帅倚靠宦官进行统治，而唐朝则借此延续国祚。

宦官们的心思非常精巧，用私人关系和朝中权势这两条线来捆绑藩镇。但反过来，这也是藩镇控制宦官的两条线。一切都要靠实力说话。杨氏的藩帅大都实力不强，必须依赖杨复恭；而田令孜的养子们个个强势，他自己反倒成了附庸。

光启元年（885），田令孜向河中节度使王重荣索要其治下的盐业管理权，这一下犯了大忌。王重荣联合李克用进逼京城，朝廷的禁军又一次耻辱地战败了。

田令孜携唐僖宗先后逃往凤翔、宝鸡。他自知不为天下所容，于是推荐杨复恭为左神策军中尉、观军容使，自己做甩手掌柜跑到西川投奔自己的兄弟陈敬瑄。

唐僖宗在长安的龙椅还没有坐热，就又一次被驱赶离京，天下已经对这个无能的皇帝绝望了。邠宁节度使朱玫趁机立襄王为帝，僖宗的合法性遭到了巨大的挑战，处境岌岌可危。在这种情况下，僖宗可引以为援者，竟然只剩下刚刚进攻长安的王重荣和李克用。

于是乎，与这两位跋扈的藩帅有旧谊的杨复恭成了救世主。当年，李克用二人和杨氏兄弟合作大破黄巢军，结下了相当牢靠的利益关系。如果说唐廷之中还有他们值得信任的代言人的话，非杨复恭莫属。

在杨复恭的斡旋下，李克用和王重荣欣然领命，立马献布十万匹，还表示愿意率兵平叛以自赎其罪。两位节度使刀锋一转，杀得叛军节节败退，轻松平定了襄王之乱。由此可见，无论是财力还是军力，唐廷都不如地方的强藩了。

乱平之后，杨复恭内掌禁军，外有杨姓藩帅为援，又与王重荣、李克用保持密切联系，已经成为唐末中央的一根支柱。

两个强人

黄巢之乱后，武人势力重新崛起，文臣与宦官相互平衡的局面被打破。中和年间，地方掀起了一阵独立的狂潮，许多藩镇自己推举出节度使和刺史，而唐廷能做的只有承认他们的地位。

这时候，地方崛起了两个非典型的藩帅，一个是朱温，另一个是李克用。他们成为唐廷最后的救命稻草。

朱温本是平民出身，后来加入了黄巢的队伍，却在关键时刻投降了唐朝，还得到了“全忠”的赐名。在藩镇的独立潮之中，朱温是先有朝廷诏命，然后赴任宣武节度使，而其他节度使却是先驱逐前任，然后逼迫朝廷认可。因此，朱温与朝廷的关系是相对正常的。

李克用则是沙陀贵族，帮助过唐廷，也造过反，后来把沙陀经营数十年的代北之地给丢了。要不是黄巢攻入长安，他估计很难有翻身的机会。由于沙陀骑兵的神勇以及收复长安的功劳，李克用获得了河东节度使的职位。

唐廷任命这两人为节度使本是无奈之举，但至少他们二人是唐廷授权任命的“自己人”。在二人的联手之下，逃出长安的黄巢再次被击败。唐廷看到了一丝曙光，它似乎能够借助这二人的力量恢复昔日的权威。

然而胜利是短暂的，随即，一场争吵便在两位节度使之间爆发。

中和四年（884），李克用率兵援助朱温，共击黄巢，两人相聚汴州。虽然二人是对付黄巢的盟友，却相互忌惮。作为东道主，朱温犒劳远道而来的李克用，却不想让他的骑兵进城，两人的矛盾一开始就埋下了。

当晚的宴席十分盛大，美酒、声乐、馔食应有尽有。李克用喝酒之后，全无顾忌，他以李唐宗属和忠臣自居，对朱温从贼的经历多有谩骂。朱温也不是一个忍气吞声之人，怒火攻心之下，决定除掉李克用。

酒席散后，李克用醉倒，不省人事。朱温派兵攻打李克用入住的驿站，放火烧房。幸亏李克用的亲卫武力超群，射杀数十人，挡住了攻势。仆人熄灭蜡烛，将李克用藏在床下，用水泼醒李克用并告诉他事态。李克用顿时惊醒，拿起弓箭，开始反击。

火势越来越大，烟雾弥漫，突围的希望越来越渺茫。就在这时，天降雷电，一场大雨浇息了烈火。李克用趁机突围而出，借着闪电的光亮，用绳索越过城墙，可是自己的三百多亲卫全都死于朱温之手。

这就是改变此后历史走势的“上源驿事件”。

对朱温来说，这次刺杀除了报羞辱之仇外，还有一个意外的收获，那就是杨彦洪之死。杨彦洪是朱温入汴之前的宣武军旧将，朱温要掌控宣武军，必须要除掉旧有势力的重要人物。《资治通鉴》载，杨彦洪对朱温建议道：“胡人急则乘马，见乘马则射之。”结果，他自己在雨中骑马奔走，被朱温一箭射杀，这便有些耐人寻味了。

李克用逃出之后，对上源驿事件一直耿耿于怀。此次南下围剿黄巢，未见兵将有重大损失，倒是因自己的疏忽，三百余人折损于汴州城中。李克用想要反攻汴州，他的妻子刘夫人不同意：“你为国家讨贼，虽朱温谋害于你，朝廷自有公论。如果反击攻城，那么是非曲直就说不清楚了。不如还军晋阳，将此事告诉朝廷。”

以李克用当时随身的兵力，要在汴州城下与朱温交战，胜算极小。因此，他决定回到藩镇，徐图进取。回到河东后，李克用八次向朝廷上表，痛诉自己破黄巢有大功而被朱温背刺，要求朝廷同意他率兵讨伐朱温。言辞恳恳，尽是委屈，像一个怨妇。

当然，李克用是一个聪明人，他并非真的想要在此时与朱温决战，委屈的姿态更多是为了获得朝野的同情，以及维护其朝廷忠臣的形象。

朝廷中兴的希望破灭了。河南与河东地区因这次对抗而分离，没有再进行合作。唐廷夹在两个极具实力的藩帅之间，只能寻求姑息和解，于是想出一个不伦不类的解决办法：给李克用升职，但不追究朱温。

朝廷的软弱和无能被所有藩镇看在眼里，天子的威望跌进了谷底，既然皇帝不能主持公道，那么，各藩镇间只能用武力来解决纷争。

上源驿事件后，李克用视朱温为其最大的仇敌，其仇怨之深，穷二人之一生都未能化解。二人在各自的地盘上扩张势力，聚敛财富，并相互抗衡，由此建立了两个权力中心。此后四十余年，整个北方中国发生的历史几乎都直接或间接与二人的仇怨相关。

汴晋之争

华夏大地仿佛回到了东周列国时期，唐朝在关中苟延残喘，勉强维持着天下共主的体面，但实际上以“强藩”为中心的格局逐渐成形。

河东为李克用把持，凤翔周边为李茂贞的天下，淮南为杨行密占据，两浙地区由钱镠控制，王建据蜀中以自固，河南诸镇则是朱温集团的势力范围。藩镇之间的吞并已成常态，其中最具侵略性的就是朱温和李克用，两者之间的宿怨也让整个中国北方战火不断，史称“汴晋之争”。

我们知道，藩帅必须要依靠帐下的世袭军人，而这些军人有一个特点：他们在反抗外来势力（包括中央）的时候非常凶悍，却不喜外出作战、扩张地盘。朱李二人的强势，不仅毁了唐朝的中兴之梦，更是让那些割据的藩镇坐立难安，依附还是反抗，它们必须要做出选择。

河朔三镇之一的魏博镇，从安史之乱后就是武人把持的藩镇，有着非常悠久的自治传统。这里的军人自利且保守，靠着封赏过日子，如果藩帅不能带给他们足够的经济利益，那么改易主帅便是常有之事。当时流传这样一个说法：“长安天子，魏博牙军。”正是这种自利的性格，也使得魏博镇只能称霸一隅，而无力走出河朔、争夺天下。

偏偏魏博镇地处河北，就在朱温和李克用势力的旁边，在两位强人的拉扯之下，分裂已久的河北诸镇似乎慢慢融入到统一的大势之中。

文德元年（888），魏博镇内乱，藩帅与牙军相争，一个默默无闻的军校罗弘信被推举出来充当牙军的代表。当时，朱温正想着如何将河北地区纳入势力范围，以对抗李克用。他手握精兵，算得上是左右战局的胜负手，朱温先站在藩帅这边，大破牙军，后来又与另一边的罗弘信达成协议，以退军换取财富与友谊。在汴军的支持下，罗弘信成为魏博的藩帅。在这场政变中，外来的势力第一次成为左右魏博历史走向的关键因素。

896年，朱温征讨山东，李克用为了阻止河南势力坐大，派遣大将李存信率师支援，假道于魏博。可是李存信御军不力，士兵劫掠乡里，引来了罗弘信的不满。朱温趁机写信给罗弘信：“李克用志在吞并河朔，他回师之日，就是魏博遭难之日。”罗弘信慌了，立马出师三万攻打李存信，将其逐出魏博。

李克用自然也想插手魏博，于是大举进攻魏博，败杀一万余魏博军，攻下多座城池。汴晋双方在魏博大打出手，朱温部将葛从周在此战中大放光彩，几乎全歼晋军，李克用本人差点被俘，其子李落落也落在敌人手里。

晋方想向朱温赎回李落落，朱温却想出了一条毒计。朱温将李落落交给罗弘信，并让罗弘信杀了他，其目的很明确，就是要借此完全破坏罗弘信与李克用的关系，使之从此完全倒向自己这一边。此后，魏博镇成了朱温的附属藩镇。

汴晋相争的大部分时间里，晋方都处于劣势。901年，朱温的军队更是深入到河东腹地，晋阳周围的城池都被汴军占领，李克用处在四面楚歌之中，史载“孤城无援，师旅败亡，武皇（李克用）昼夜登城，忧不惶食”。好在汴军粮草不继而不能久战，才得以保住晋阳。

不过，朱温通往最高权力的路途很是艰难，几乎没有戏剧性的胜利。河南处于四战之地，没有任何安宁的边界，他必须在各个方向上和不同的对手进行拉锯战。因此，为了寻求解决之法，他曾三次用兵淮南，以期获得江南的财富，再通过河南道内的通济渠将这些财富运往前线。可惜三次举兵都失败了，朱温的势力被阻绝于扬州之外。

这样，朱温集团最终只是一个局限于河南道及周边地区的地方军事集团，四面邻敌，财源紧张，后劲不足。

皇帝的纵横术

虽然汴晋争霸中，朱温处于上风，但是他并没有强大到可以击败所有敌人。藩镇之间勾心斗角，相互猜忌，没有谁会坐视其他势力的独大。因为藩镇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唐廷反倒又一次得到了喘息的机会。

888年，唐昭宗即位，他决心要振作唐廷，实现中兴。

摆在他面前的第一个障碍就是杨复恭。这个大宦官掌握禁军，又与藩镇交好，几乎把持了朝政。890年，有人上表请求讨伐李克用，朱温亦上书附和，可是朝中大臣大都不同意，昭宗为了抑制杨复恭的权势，不计后果地同意讨伐李克用。最终遭致失败。

后来，昭宗采取内部分化的办法，扶持杨复恭的假子杨守立（后赐姓名为李顺节）掌握禁军。宦官养军人为子，是其扩大权势的一种手段，杨氏兄弟之所以能频立大功，假子的作用不可忽视。但“假父子皆以利合”，一旦二者利益发生冲突，掌握兵权的军人假子势必成为宦官的威胁。李顺节对杨复恭知之甚深，使得皇帝逐渐取得上风。

昭宗顺势下诏让杨复恭致仕。这种夺权的方式比较温和，并不会引起太大的反弹，而杨复恭也自知四面皆敌，虽然怨怼，但是不得不接受现实。

就在这时，有人诬告杨复恭谋反，昭宗不加查证，立刻派遣李顺节率领禁军前去讨伐。杨复恭本就心怀不满，又被人诬告，索性就反了，带走了一部分禁军，投奔山南西道的节度使杨守亮。

可是，昭宗刚爬出龙潭，又掉入了虎穴。凤翔节度使李茂贞见唐廷禁军孱弱，决定借机扩大地盘，以讨贼为名请求出兵。昭宗这时才惊觉：“如果李茂贞得了山南，还有谁可以制约他？”他立马下旨要求和解，可是已经控制不住局势，李茂贞不听劝阻依然出兵，杨复恭等人一败再败，最后被杀。

至此，杨氏兄弟扶持的藩帅被吞并，而田令孜的养子们纷纷走上了扩张和割据之路。宦官集团借藩镇重掌军权的计划全部失败。

杨复恭虽然专权跋扈，但他毕竟还是风雨飘摇的唐王朝的支持者。有他在，唐廷起码还可以维系在关中地区的统治。经此一事，支撑唐王朝的禁军大损，山南西道没了，巴蜀的财赋来源也已经断绝。唐朝已经没有可以维系自身独立的资本了。

李茂贞则以凤翔为核心，坐拥关中四塞之地，势力范围扩及河西与山南，遂萌生了“问鼎之志”。昭宗想要将其驱逐出凤翔，李茂贞上表拒绝，显示出他对唐廷的蔑视：“陛下贵为万乘，不能庇元舅之一身；尊极九州，不能戮复恭之一竖。”表中还威胁道：“我怕将来军情有变，军队难以控制，只会使百姓遭难。到时陛下车驾远行，又到哪里去避难呢！”

昭宗气极，召来宰相杜让能商议遏制李茂贞。杜让能对唐昭宗进言：“李茂贞势力强大，现在我们无力应对，况且凤翔又离京城这么近，万一出兵失利就无法收拾残局了，到时候即使像当初汉景帝那样诛杀晁错向诸侯谢罪也来不及了。”但是唐昭宗只觉得羞辱，根本听不进去：“朕不能坐视凌辱，卿只要为朕调兵输饷，成败与卿无干！”

唐廷出兵讨伐，又是一场大败。李茂贞兵临长安兴师问罪，要求昭宗杀死宰相。杜让能自知必死，于是对昭宗说：“臣请归死以纾难。”昭宗流泪答应道：“与卿决矣！”随后赐死了杜让能。

看到反抗藩镇的下场之后，朝中的宦官和大臣开始向节度使们靠近，成为地方势力把持朝政的工具人。

李茂贞的强势让时局发生了变化，北方已是三足鼎立之势——河南朱温、河东李克用、秦岐李茂贞。唐昭宗开始尝试用纵横术来获得新的平衡，然而他忘了，朝廷已经不是下棋的人了。

895年，李茂贞再次发兵长安，昭宗本想逃往河东，寻求李克用的庇护，却被镇国军节度使韩建拦住，活生生囚禁了三年。

这时，朱温夺取了洛阳，准备迎圣驾于东都，对所有人来说，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就算昭宗已经没有什么威胁，也绝不能让朱温有“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机会。李克用和李茂贞立马结盟，要求韩建将皇帝送回长安，使其远离朱温的军队。

就这样，唐昭宗又回到了长安。他的未来仍然是飘渺不定的：去洛阳，还是留在长安。两瓶都是毒药，可是他没有决定自己生死的权力。

事实证明，一颗棋子再有想法，也不过被人主宰的命运。

凤翔之战

在唐朝的最后时刻，大臣与宦官之争再度出现了。他们都没有自己的军队，只能借助外力。宦官争取的藩帅是李克用和李茂贞，文官则倒向了朱温。

在朱温的支持下，宰相崔胤权势滔天，拔除了一个又一个政敌。而宦官在光化三年（900）酝酿了一次反击，废唐昭宗为太上皇，立太子李裕为帝。即便如此，宦官依然不敢对崔胤动手，毕竟打狗还得看主人。次年，崔胤重新掌权，迎请昭宗复位，密谋尽诛宦官。宦官们不甘心失去权柄，又担心遭到诛杀，于是立马联系了李茂贞。

皇帝争夺战开始了。

朱温从大梁出兵，准备迎驾东都。宦官闻讯，焚毁长安宫室，劫持昭宗前去凤翔。汴军很快兵临凤翔城下，凤翔方面坚守不战，崔胤则率领百官和京城百姓尽数迁往河南。昭宗立马赐朱全忠姓李，使其与李茂贞为兄弟，可是朱温果断拒绝。朱温的“全忠”之名虽然一直用到他称帝，但是此时国姓的恩赐已经不足以让他感动。

这时候，李茂贞的盟友李克用介入了战局。他派兵进逼晋、绛二州，朱温立刻折返迎击，最后取得大胜，反攻至晋阳。幸好李克用的养子神勇非凡，李嗣昭、李嗣源等将带着敢死队夜袭敌营，才算解除晋阳之围。但是晋军终究无力入关争夺皇帝。

解除河东的威胁之后，朱温再次入关。李茂贞无奈只能迎击，依旧是胜少负多，于是继续龟缩在城内，坚壁不出。这一策略很快奏效，汴军长期在关中作战，导致后方统治不稳，又逢阴雨连绵，疫病在军营中肆虐，朱温召集众将准备退兵。

其部下高季兴立马劝道：“天下的豪杰们关注此事已经一年了，我们不应仓促撤兵，而且敌军和我们一样疲惫，城破就在旦夕之间。大王担心的只是敌方总是闭门不出，以消耗我们的给养和士气。这不难对付，我有办法可以将敌人引出来。”高季兴招募勇士，前去凤翔城下，大声喊话：“宣武军就要东撤啦！”李茂贞没有细想，只道是汴军久战疲惫，于是开门追击。

埋伏好的汴军见状杀出，岐军不堪一击，最后“十不存三四”。李茂贞自然垂头丧气，只能与朱温议和。自古以来，有心挟天子成霸业者不少，然而成者少而败者多。究其原因，天子既然被挟，便已是作用不大，诸侯并不唯被挟天子之命是从，一切要以实力说话。

谈判桌的利益终究还是要从战场上取得。虽然双方使者往来，唇枪舌战，但是凤翔城外的战斗却不曾停止。攻城者斥守城军为“劫天子贼”，守城军诟骂攻城者为“夺天子贼”。

入冬以后，凤翔持续降雪，城中冻死者不可胜数，城内已经有亡命之徒猎杀活人获取人肉，一斤值一百钱，而狗肉却值五百。昭宗也不得不典卖御衣换取钱财，以维持性命。当李茂贞看到汴军开始砍伐城外的草木时，便下定决心投降了，他知道朱温不会撤军，哪怕将昭宗困死也在所不惜。

为了保住自己的性命，李茂贞将一切罪责推给宦官，斩杀宦官七十余人献给朱温。昭宗的车驾在汴军的护送之下，缓缓驶出凤翔。

凤翔之战，获利最大的自然是朱温。他获赐“回天再造竭忠守正功臣”称号，并被命为诸道兵马副元帅，进爵梁王。声威大振，无人可与之匹敌。最惨的则是宦官，昭宗回到长安的第二天，全城搜捕宦官七百余人，这个控制唐代政坛百余年的群体被打入历史的尘埃中，宦官干政典兵的时代结束了。

不久，李茂贞卷土重来，朱温感到长安还是离自己的大本营太远，于是加紧了迁都的步伐。

天复四年（904）正月，长安的百姓被士兵驱赶着离开他们的家园，沿途都是哭声。他们的身后是一片废墟，汴军拆毁了大量长安宫室与民间房屋，取其木材，沿河而下。

皇帝的车驾虽然浩浩荡荡，但他已是真正意义上的孤家寡人。宦官没了，宰相崔胤也因为想要重建禁军被杀，身边的侍卫全都是朱温的人。这是昭宗第四次，也是最后一次离开长安。长安作为一个政治中心的时代就此终结。

昭宗路过华州之时，看着夹道高呼万岁的百姓，只能自嘲道：“勿呼万岁，朕不复为汝主矣！”

建立新秩序

挟持唐昭宗到洛阳后，朱温该考虑的就是以何种方式结束唐王朝和建立新王朝。

第一件事是扫除任何阻碍其称帝的障碍。

当时，河东的李克用、关中的李茂贞、西川的王建等人联盟举义，以兴复唐朝为辞，在河南边界蠢蠢欲动。对于朱温来讲，迁都的战略意义远远大于“挟天子以令诸侯”，只要象征王朝政治中心的首都在地理方位上临近大梁，昭宗便再无利用价值。

天祐元年（904）八月十一日夜晚，朱温的部下朱友恭等人在得到默许后，以奏事为名，率兵进入内宫，刺杀了昭宗。朱温见皇帝被杀，还要装作不知情的样子，痛哭流涕道：“奴辈负我，使我受恶名于万代！”随后，他处死了朱友恭等人，以塞天下人之口。

但是，组织弑君事件的枢密使蒋玄晖却活了下来。在昭宗被弑不久，蒋玄晖缢杀昭宗诸位皇子于洛苑九曲池。

没过多久，朱温将裴枢等三十余位大臣诛杀于白马驿。谋士李振是个屡试科举而不中的落魄文士，最恨这些以清流自居的士大夫，他对朱温说：“此清流辈，宜投入黄河，永为浊流。”朱温大笑，将那些士大夫的尸体投入了黄河。

后世，王夫之评价道：“这些被杀的人，难道都是以身殉国者吗？大都是在朱温手下求生却不得要领的人。”李唐之将丧，当时朝廷内外都已看得很清楚，所有人都在坐等强人取李唐天下而代之。

自作聪明的蒋玄晖想要劝进，组织了一次禅让，没想到拍错了马屁，被朱温拒绝，还丢了人头。

在这个“天子，兵强马壮者为之”的时代，秩序都是靠人头和鲜血换取的。朱温对于王朝合法性这件事似乎也并不太在意，他曾说：“借使我不受九锡，岂不能作天子邪？”言语之中，尽是对神器的蔑视。

第二件事就是如何建设新的秩序。这件事，朱温很早就开始做了。

朱温集团的结构是一种藩镇体制，节度使掌管大权，武人分享权力。随着朱温势力的扩张，他不可能担任所有地区的节度使，也不可能亲自指挥每一场战役。那么，老问题又来了，朱温不在的地方，要如何维系主与臣、长官和下属的关系呢？

常见的办法是收养义子。收养者通过建立收养关系，与养子形成一种更加亲密的关系，从而结成紧密的政治军事集团。唐末以来这种风气非常盛行。李克用就有十个假子，个个都是战功卓著的大将，甚至还专门有一支“义儿军”。朱温也有不少养子，比如朱友文、朱友谦、朱友恭等，他们或为禁军大将，或为节度使，有的还封了王。

然而这种关系并不牢固，养子的忠心就如同泡沫，轻轻一戳就破。朱温的地盘虽大，其实就是一个松散的靠亲密关系勾连的藩镇联合体，稍有不慎，便会土崩瓦解。集权，势在必行。

朱温借鉴了唐王朝的实践。唐廷能够对付藩镇，主要靠的是两招。一招是分权，将一个大的藩镇分割成许多小藩镇，化大为小。第二招是把持财源。对唐朝来说，控制东南便是控制了财源。而朱温则将境内的盐铁行业紧紧握在手中，通过财政控制军人的封赏和军队的后勤，从而使武人听话。

朱温还采用了一种恐怖的驭下之术。汴军的军纪非常之严苛，如果长官在战时被杀，那么他的部下都要被屠戮，因此汴军将士有很多逃兵。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朱温给士兵刺面，只要士兵敢逃，一旦发现就会被缉拿回军营处死。即便对于位高权重者，朱温也丝毫不手软，稍微有小过便刑罚加身，使得诸将畏惧。

最后，他努力提高州刺史的权力，让他们敢于对抗节度使，并只听命于中央。这样，朱温的命令便可以直接下达到地方，而不会被节度使截留或者篡改。

当然，这些集权的手段只在河南道的内环地区有用，外围地区由于强敌环伺，依然是武人跋扈。

906年最后一个月，朱温收到了一个消息，他最早的追随者丁会带领昭义镇投降了李克用，理由是朱温弑君。昭义镇的背叛，使得汴军失去了一块钳制河东、河北的战略要地，也让朱温感到前所未有的压力。他怕天下离心，于是急忙赶回汴州。这时的朱温已经是一个五十四岁的老人了，病魔缠身，精疲力尽。平民出身的他现在只有一个想法，就是尽快品尝九五之尊的滋味，即便代价是成为天下公敌。

907年，朱温十分潦草地执行了禅让的程序，废除了唐哀帝，在未能战胜所有反对者的情况下强行登基为帝，留下了一个不大不小的隐患。李克用也在次年去世，而沙陀政权迎来改革，逐渐逆转了与朱梁集团的形势。

统治中国289年的唐朝彻底成为历史，随着而来的是一个更加动荡的年代。《水浒传》第一回开场云：“朱李石刘郭，梁唐晋汉周。都来十五帝，播乱五十秋。”

在大多数人眼中，唐末五代似乎只是隋唐盛世的狗尾续貂、赵宋王朝的治世殷鉴。而中国的历史似乎也只是一个治乱相继、无限循环的历史。但当我们仔细观察这条看似浑浊的河流，其实能够发现越来越清晰的脉络：宦官的退场、士族的落寞，平民的崛起、集权的尝试……所有的水滴都指向一个新体制的诞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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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汉光：《中国中古政治史论》，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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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耀飞：《黄巢之变与藩镇格局的转变（875-884）》，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5年

谷霁光：《泛论唐末五代的私兵和亲军、义儿》，《历史研究》，1984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