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死于1052年，他的事业却传到了1947年

范仲淹在苏州买了一块地，打算建房子居住。动工之前，照例请来风水先生帮忙看一看。

风水先生告诉他，这是一块难得的宝地，住在此处的人家将世世代代出卿相。

要是一般人，听完立马就兴奋地宣布动工了。但范仲淹听完却说，风水这么好，我不能独享呀。

于是，他把地皮捐了出去，盖起学宫。相传这就是后来的苏州府学所在地。

范仲淹对人解释说，在这里盖私宅，只能让一家子弟富贵；但要改成学宫，本地的子弟都能来此求学，将来必定人才辈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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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仲淹的命并不好。

他两岁的时候，老天就硬塞给了这个小婴儿一手烂牌——父亲范墉去世，母亲谢氏带着他改嫁山东淄州人朱文翰。很长一段时间内，他并不知道自己的身世。在中举做官之前，他的名字一直叫朱说。

某次，他劝朱家兄弟不要挥霍浪费，结果人家怼了他：我自用朱家钱，关你什么事？

他一脸惊愕，终于了解到自己本姓范，籍贯苏州。

范氏家族世居苏州吴县。唐朝时期，这个家族虽不十分显赫，但世代为官。但自唐朝中叶开始，世家大族的地位已不稳固。五代时，范仲淹的曾祖父、祖父和父亲均在吴越国为官，官职都不高。入宋后，其父范墉追随吴越王钱俶归降大宋，任武宁军节度掌书记。

范仲淹知道自己的身世，后来回苏州认亲，但家族的人起初并不待见他，担心他回来分家产。而历史终将证明，这个不受范氏家族欢迎的人，恰恰是这个家族重新兴起、恢复荣光，并绵延900年不衰的关键人物。

范氏家族的复兴，是从范仲淹个人命运的改变开始的。

宋代科举制度打破了阶层限制，给予贫寒子弟向上流动的通道。范仲淹恰好赶上了这样的历史节点，有希望通过科举改变命运。

他搬到寺庙中苦读，后来又到应天府（今河南商丘）求学。这期间，许多人从他身上，看到了颜回的影子。他生活清苦，却不改其乐。每天煮粥，待粥凝固后，用刀划成四块，早晚拌着腌菜，各吃两块，就算填饱肚子了。这段经历，为后世留下了“划粥断齑”的成语。

当地官员听说了他的事迹，特地派人给他送吃送喝，以示鼓励。范仲淹一概谢绝，说今天尝到了美味，以后对着白粥腌菜就吃不下了。

即便如此贫寒，他却有着远大的理想。在做人生规划时，他早早就敲定了两条路子：第一志愿当良相，第二志愿做良医。因为只有良相和良医，可以救人。

据说，宋真宗有一次路过应天府，观者如堵，唯有范仲淹不为所动，继续躲在书院里看书。有一个同学很八卦地问他，大家都去看皇帝本尊，指望着能跟皇帝握握手，这辈子都不用洗手了，你怎么不去呢？

范仲淹头也不抬，回了一句：今后见皇帝的机会多着呢！

别人说这话，可能是吹牛，但范仲淹说这话，是真牛。27岁那年，他考中进士，在殿试环节，见到了皇帝。

进入仕途后，尽管在庞大的官僚体系中，他只是一个小小的官员，却从未熄灭心中以天下为己任的光辉理想。他无时无刻不在想着如何让国家强盛。他执着地上疏、针砭时弊、力陈改革，迎接他的却是一次次的贬黜。但他从不怯懦，亦不后悔。

友人梅尧臣劝他，不要当乌鸦发出不祥的叫声。范仲淹回答说：“宁鸣而死，不默而生。”

《宋史》后来评价范仲淹，说他“每感激论天下事，奋不顾身，一时士大夫矫厉尚风节，自仲淹倡之”。可见他以自己的身体力行，改变了整个士人阶层的风气，是当之无愧的儒林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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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历三年（1043），宋仁宗决心改革，第一个人事任命，就是把范仲淹调回中央，授官参知政事（副宰相）。在皇帝心中，范仲淹是非常合适的改革领袖。

范仲淹一生的理想，担当良相的追求，此刻得以实现。他抓住机遇，提出了十项改革方针。拿既得利益者开刀，澄清吏治，首当其冲。

此时，范仲淹的周围聚拢了一批牛人，韩琦、富弼、欧阳修等等，史称“同官尽才俊”。范仲淹则是由这些才俊之士组成的政治集团领袖。

范仲淹对贪污腐败、尸位素餐的官员，毫不客气，每次看到针对这些官员的调查报告，大笔一挥，就把这个官员拿下。富弼说，一笔勾了他容易，可你知道他的全家都在哭吗？

范仲淹毫不心软，回答说，一家哭总比一路（路，宋代地方行政单位，相当于现在的省）哭要好。

由于阻力太大，“庆历新政”历时仅一年，就以范仲淹等改革者被逐出京城而宣告夭折。一代人的理想，自此失落。

改革失败后，庆历六年（1046），58岁的范仲淹在邓州贬所，写下闻名天下的《岳阳楼记》，表达了“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毕生追求。这种不计个人前程的胸怀，以及始终忧国忧民的心境，使得在政治上失败了的范仲淹，依然不失为千百年来受人尊崇的楷模。

从副宰相变回地方官，范仲淹并未埋怨消沉，也未消极怠政。他治理下的地方，百姓安居乐业，有口皆碑。

皇祐元年（1049），范仲淹调任杭州担任主官。次年江浙遭遇大灾，死人很多，“殍殣枕路”。作为知州，范仲淹理应施粥济民，同时与民休息。但他却采取了两大措施：一是赛龙舟，鼓励民间办赛事，城中居民大规模出游，尽情玩赏；二是大兴土木，一方面召集各寺院僧人，告诉住持说，现在灾荒年间工价最低廉，可以趁机大建寺庙，另一方面当地官府也翻修仓库、建设官署，每天雇佣上千人。

大灾之年居然大张旗鼓赛龙舟，还大兴土木？监察机关于是弹劾范仲淹不体恤荒政，劳民伤财。

范仲淹却不慌不忙，自己草拟了奏章进行应对。他说，大灾之年，饥民遍地，仅靠政府救济是远远不够的，需要为灾民提供工作机会，让他们自己养活自己，这才是最好的救灾方法。举办赛事是为了让那些从事商业、饮食的人有活路，而搞工程建设，雇佣工匠民夫，也是为了让他们有工作机会。用现在的话说，范仲淹的经济举措就叫创造就业机会，拉动内需。

果然，那一年，两浙路只有杭州平安无事，“民不流徙”。这都是范仲淹的惠政带来的结果。

金末元初一代文宗元好问评价范仲淹：“在布衣为名士，在州县为能吏，在边境为名将，在朝廷则又孔子所谓大臣者，求之千百年间，盖不一二见。”无论什么身份职位，范仲淹都能做到极致。如此全才，千年一遇。

3

范仲淹不仅是个全才，还是个圣人。史书说他“名节无疵”，是一个烛照古今的贤者。他的政敌，想诋毁他，都不知道从何下手。

在个人生活方面，他做了高官以后，家里生活依然如贫贱时一般俭朴，他的家人根本“不识富贵之乐”。

他的二儿子范纯仁，娶妻王氏。王氏是王质长女，王家世代富贵，到范家后一时难以适应清贫生活。一天，范仲淹看到这个儿媳从娘家拿来优质丝绸做帐幔，心里很不高兴，便指责儿子和儿媳说，这样好的绸缎，怎么能用来做帐幔呢？我们家一贯讲究清素节俭，你们如果把奢华的坏习惯带到家里，搞乱了我的家法家规，别怪我在庭院里烧掉这些绸缎！

范仲淹将要退休时，他的门生建议他在洛阳修建住宅，以安度晚年。

他听后，语重心长地对弟子们说：“每晚就寝时，我都要合计自己一天的俸禄和一天所做的事。如果二者相当，就能够打着鼾声熟睡。如果不是这样，心里就不安，闭目也睡不着。第二天一定要做事补回来，使所作所为对得起朝廷的俸禄。”

他接着说：“如今我之所以打算退休，就是因我年老体衰，精力有限，能为他人做事一天比一天少，对不起百姓，对不起俸禄。这时营造安乐窝，岂又能安乐？”

皇祐四年（1052），范仲淹带着病躯，到颍州赴任，途中逝世，终年64岁。他死后，“殓无新衣，友人醵资以奉葬。诸孤亡所处，官为假屋韩城以居之”。

北宋政府以高薪厚禄闻名于史，范仲淹身为朝廷重臣，为何却“贫终其身”，死后连一身入殓的新衣服都没有？他的俸禄，都到哪里去了呢？

同朝为官的富弼在《范文正公墓志铭》中说：“（范仲淹）在杭，尽以余俸买田于苏州，号义庄，以聚疏属。”原来，范仲淹晚年把自己的家财买了苏州千亩土地，捐作范氏族人的义庄，并要求自己的子弟不能从义庄获得任何收入或好处。

开创义庄慈善事业，范仲淹是历史第一人。他似乎很早就下了财产不留给儿子的决心。在《告诸子及弟侄》中，他深情地写道：

吾贫时，与汝母养吾亲，汝母躬执爨，而吾亲甘旨未尝充也。今得厚禄，欲以养亲，亲不在矣。汝母又已早世。吾所最恨者，忍令若曹享富贵之乐也。

吴中宗族甚众，于吾固有亲疏，然以吾祖宗视之，则均是子孙，固无亲疏也。敬祖宗之意无亲疏，则饥寒者吾安得不恤也。自祖宗来积德百余年，而始发于吾，得至大官，若享富贵而不恤宗族，异日何以见祖宗于地下，今何颜以入家庙乎？

按照范仲淹的意思，他得了高官厚禄，本意是要孝顺母亲的，但母亲只跟他过过苦日子，来不及看到儿子的成功就逝世了。所以他最遗憾的事，是如今富贵的日子却由儿子们来享受。这是他不愿意看到的，照他的观点，年轻人就应该奋斗，就应该吃苦，不应堕入安乐窝。

他最终还是以身作则，以俭约约束家人。而他的家产则找到了另外的用处——设立范氏义庄，抚恤家族中贫寒的同胞。他教育子弟，范氏子孙不分亲疏，以祖宗为宗脉、以家庙为中心收合族人，“置上田十顷于里中，以岁给宗族，虽至贫者，不复有寒馁之忧”。

他将购置的千亩良田称为“义田”，以义田创办义庄，亲自制定《初定义庄规矩》，确定收益的分配。他还在苏州灵芝坊祖宅建立义宅，供族人聚居。与此同时，举办义学，培养族人子弟，使得范氏家族在此后的近千年间人才辈出，长盛不衰。

史学界有“唐宋之变”的说法，宋代和唐代的社会基础截然不同，一个突出的表现是贵族的衰落，以前那种延续数百年的贵族家族不见了，代之以平民家族崛起，像范仲淹这种“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逆袭者越来越多。但阶层的上升与下沉通道是一体的，“富不过三代”亦成为家族的共同焦虑。正如北宋理学家张载所说：“且如公卿，一日崛起于贫贱之中，以至公相……今骤得富贵者，止能为三四十年之计。造宅一区及其所有，既死，则众子分裂，未几荡尽则家遂不存。如此则家且不能保，又岂能保国家？”

范仲淹设立义庄和义学，很明显是为了解决家族的长远传续问题。

事实上，范仲淹的设想达成了。范氏义庄历经朝代更替、战争冲击、人员离乱，每当关键时刻总有范氏后人站出来维持经营，前后约900年而未衰亡，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国土地法大纲》颁布实施才宣告终结。

不仅如此，范仲淹创设的义庄模式还深刻影响了各地官员和仁人志士，他们纷纷效仿，带领中国传统的慈善事业走向一个高峰。据统计，到清朝末年，仅苏州地区就有将近200个义庄。

4

功名富贵都是速朽的，往往及身而止，但品格可以塑造家风，传之久远。范仲淹是一个圣人，他具有强大的道德实践力和感召力，范氏义庄历900年长盛不衰，与这个创始人的伟大是分不开的。

范仲淹通过个人以身作则，以及《六十一字族规》《家训百字铭》等家训族规，砥砺家族风气，使得范氏家族以清廉奋进的家风闻名于世。

他的《家训百字铭》文字浅白，子弟一读就懂，但要做好其中的每一条却需要环境的熏陶与从小的教养。正是这些传世文字，造就了一个值得历史尊崇的家族：

孝道当竭力，忠勇表丹诚。
兄弟互相助，慈悲无边境。
勤读圣贤书，尊师如重亲。
礼义勿疏狂，逊让敦睦邻。
敬长与怀幼，怜恤孤寡贫。
谦恭尚廉洁，绝戒骄傲情。
字纸莫乱废，须报五谷恩。
作事循天理，博爱惜生灵。
处世行八德，修身奉祖神。
儿孙坚心守，成家种善根。

范仲淹有四个儿子，每个都成才，而且继承了乃父的高尚品格。这在范仲淹眼里，是最值得欣慰的事情。

范氏义庄创建之初，主要由范仲淹与其退休闲居苏州的二兄范仲温商议，订立规矩并安排各项事宜。范仲温前后经营四年，使刚兴办的义庄走上了轨道。

父辈们离世后，范家第二代开始接力。范仲淹的几个儿子都能遵从父训，承继乃父志愿，光大乃父事业。除长子范纯祐去世较早，其余三子范纯仁、范纯礼、范纯粹都积极参与义庄事务，投入钱财和精力。

他的四个儿子中，名声最显的是次子范纯仁。范纯仁两度出任宰相，官职超过父亲，但一生以父亲为榜样，“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徇公忘己，颇得乃父“真传”。史家评价他，“位过其父，而几有父风”。

范纯仁任职地方时，曾帮一个县官洗刷了冤情。这个县官很感激他，特地写了感谢信送到范府。范纯仁拿过信，看都没看就回复说：“我不记得有这么一回事了。”

家人很不解，说你帮了他，人家表示感谢是应该的，为什么要推托说不记得这回事呢？范纯仁说：“为别人做好事，于自己是一种欣慰，对别人却是一种负担，我这样做，不过是帮他卸下感恩的包袱罢了。”

范纯仁的道德境界，由此可见一斑。做了好事，要求对方感恩，否则就骂对方忘恩负义，这是大多数好人的道德层次。但范纯仁的道德境界明显超越于此，做好事，并非为了对方感恩，只是为了自己心安，仅此而已。

范纯仁做过很多类似的事情，在北宋官场广为流传。他后来官居高位，为朝廷推荐了很多人才，那些人升了官，却压根儿不知道是被谁推荐的。

朋友劝范纯仁，你只要说出是你推荐的，他们自然感恩于你，主动聚拢到你门下了，可你为什么不说呢？

范纯仁答道，我举荐他们，是因为他们有能力，有品行，而朝廷也能得到正直能干的人才，我又何必把公事变成私恩呢？

范纯仁跟司马光是姻亲，关系很铁。当王安石的新党主导变法时，他们都被贬出京。等到宋神宗去世后，司马光得势——只要是王安石支持的，一概废除。但这时，范纯仁却提出了不同意见，认为王安石变法有可取的一面，不能因人废言。

司马光很震惊，质问范纯仁，你忘记当年王安石如何打击我们吗？怎么还为他说话？朋友们也劝范纯仁，你好不容易才重返中枢，千万不要违拗司马光这个新宰相呀。

范纯仁不为所动，感慨一声：如果现在为了讨好司马光而得到他的喜欢，那还不如年轻时讨好王安石而致富贵呢。

为此，范纯仁后来又遭朝廷冷落，但他并不沮丧。他的个性，跟他的父亲一样，“宁鸣而死，不默而生”。

范氏义庄传到范纯仁兄弟几人负责管理时，范纯仁特意将父亲订立的义庄规矩刻石，要求“子子孙孙遵承勿替”。他还跟两个弟弟对义庄规矩进行完善，规定范氏子弟参加科举可以领钱十贯，领了钱却不去参加考试的，要追缴回来。由于担心义庄规矩跟不上未来的时代变化，他专门在规矩里写上一条：如遇到义庄规矩中未尽的事宜，掌管人与范氏诸房可共同商议修订，在祠堂中禀明范仲淹灵位后施行。

跟父亲一样，范纯仁的俸禄，基本也投入到义庄之中。《宋史》有载，范纯仁“自为布衣至宰相，廉俭如一，所得奉赐，皆以广义庄”。

范家第二代之后，第三代又接力维持义庄，每当朝代变化时，总有热心的范氏后裔站出来，带领义庄走出困境。南宋末年有范之柔，明末有范允临，清雍正年间有范瑶……一直到清末宣统年间，范氏义庄有田产5300亩，运作良好。

范仲淹死于1052年，范纯仁死于1101年，北宋亡于1127年，南宋亡于1279年，元朝亡于1368年，明朝亡于1644年，清朝亡于1912年，而范氏义庄终结于1947年左右……超越人生与时代，这就是传承的力量。

参考文献：

[宋]范仲淹：《范仲淹全集》，李勇先等点校，中华书局，2020年

[元]脱脱：《宋史》，中华书局，1985年

方健：《范仲淹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

王湘平：《论范仲淹的宗法思想与义庄的慈善信托机制》，《原道》，2019年第2期

廖志豪、李茂高：《略论范仲淹与范氏义庄》，《学术月刊》，1991年第10期